解读柏拉图与尼采(一)

解读柏拉图与尼采(一)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基于此理上，柏拉图的观点变得很有现实教育意义。如“可是现在既然把灵魂看成是不死的，它要想远离罪恶而得救，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变得尽可能善良和明智才行”（P276）。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柏拉图在《裴洞篇》中苏格拉底说的最后一名话：“格黎东，我们正欠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了”（P287）明显地，柏拉图或苏格拉底一直在向世人倡导美德，劝世人多行善事，因为善恶到头总有报，他不会执迷于现象本身，而去抱怨世界有多不公平。

三、相论（理念学说）

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哲学讨论或研究的问题都是本质的问题，确实，哲学对于本质是异乎寻常的关注。不能深入到本质是不足以显示哲学的深度的。中国老庄哲学有“道”，来阐释本质的东西，西方哲学更是答案百出，但难得的是，他们对此有自觉性。如“康德在以下三方面论证了形而上学的范围与任务：人生中绝对的，无条件的东西是什么？现实存在中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是什么？普遍的、绝对的东西是什么？”（《通向哲学的后楼梯——康德》P191）。于是相对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决定意识”，崇尚物质的看法，显然对于存在的思考缺乏深度，或许他本像叔本华那样意识到了存在的虚无，如“他（叔本华）还是认为，世界和人生真正的意义便是虚无，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虚无而已。”（《通向哲学的后楼梯——叔本华》P242）。海德格尔亦认为“通过发现虚无。在恐惧状态中，我们会感受到虚无，而虚无的感觉会使我们对整个世界都视而不见。但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虚无，不知道所有存在的东西也可以不存在，那我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虚无”（《通向哲学的后楼梯——海德格尔》P29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存在归为物质的有些简单化、肤浅化，从而必然导致了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控制的整个中国社会更加趋向肉欲化、物质化、现实化。难免出现现在社会中人文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群体信仰的缺失和无所敬畏造成的危机的担忧。或许，这种危机也不只出现在中国。

柏拉图的“相论”认为存在分为两种或多种，那一个不变的、永恒的存在是存在的本身，即事物之所以存在的东西，柏拉图称之为“相”（理念），其它的存在是“相”的一种存在的具体方式，它不是不变的、永恒的，也不能完全显示“相”，而是因为分沾着它的部分存在，而被人们所认知。如《会饮篇》中有一段话：“她（狄欧蒂玛）说；‘说到这里，你要尽可能专心听着。一个人如果……，就会突然发现一种无比奇妙的美者，即美本身。苏格拉底啊……，它首先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美）而是那个在自身上，存在身里的永远是唯一类型的东西，其它一切类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方式分沾它，当别的东西产生和消灭的时候，它却无得亦无失，始终如一”（P337—338）柏拉图对于“相”的解释是与“灵魂”分不开的。他认为“相”是存在于“灵魂”中，在此基础上，这样他又提出了“回忆说”

柏拉图的“相论”很明显地受到老师苏格拉底的影响，固为“他要说的，便是急不可耐地向每个人指挥出：‘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正确地思考。而正确的思考则意味着一个人首先要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通向哲学的后楼梯——苏格拉底》P25）。苏格拉底的谈话，往往是地否定别人给予的定义时追问什么是什么，即存在的某种事物本身是什么。他的对于存在的提问是普遍性的，相应的柏拉图对于他老师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而提出了“相论”做出了回答。其实，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柏拉图所做的回答，并非苏格拉底的答案或者说，柏拉图的思考虽深刻，但和苏格拉底的问题比起来，不免有些答非所问，因为柏拉图的“相论”只是指出了存在的一些特性，而并未说明“存在的本质”是什么。这也难免让人想到存在即是虚无，因为再深刻的思考也无法阐释出存在是什么，而虚无恰好不需要任何的解释。

当然，不管如何，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柏拉图思考的深刻性与伟大性。如果我们的灵魂中或意识中不存在对于某事物的概念（即“相”），我们又怎可产生对于事物的认识，人们总是在或总以为人的认识是从现实存在到意识。而是否又想过如果人们的意识中不存在此物，就不能

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人们所感知不到的难道就真的不存在吗？感知不是真知。正如人类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世界，人的视觉可以看到光，而无法看到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和700纳米以上的红外线，而蛇眼看到的却是红外线，所以他们可以在夜间捕获猎物。跳出人对人所造成的枷锁或者说脱离人的角度来思考，事物本身是什么颜色或什么样子的呢？此时人们也就难免陷入一种无知的状态。这或许就是苏格拉底所意识到的“无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不对那个存在本质作答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自己对此的“无知”。老庄哲学中，亦有关于“无知”的观点，他们把那种“无知”看作一种“至知”。是超越“有知”其上的“圣人之知”，他们的“无知”是建立在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上，有人说老庄哲学的观点具有相对主义。我认为不然，确实，他们总会看到事物矛盾的两面，但他们却不执迷于任何一面，他不执着于两面，他们是从脱离所看待的事物而看待此事物，就发现事物也不具有矛盾的两面了，而只是其本身。如，他们会看到某事物的美，却也会看到其丑的地方。一个事物即美又丑也就意味着它即不美又不丑，美与丑的评价对它他就失效了，也就是存在了。于是一种虚无也就产生了，正是基于此虚无，老庄哲学也产生淡泊宁静的心态。显然，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了老庄哲学和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所相似的地方。

事实上，哲学家的很多本质的问题，向来是众说纷纭，没有确定统一的答案，哲学家之所以存在，或许就和这个原因分不开。而人们对哲学家的崇拜或肯定也是往往体会到他们的思考的深刻性或一种不可理解而致使的神秘性，或许也是因为对其思考会产生一定时间阶段的信仰或认可。但是同时有些人会因此而置疑哲学的价值。我觉得这时可以拿信仰来谈谈。

说到信仰，人们（尤其是中国人）总会把它和“迷信”联系起来，其实这不过是人们的偏见所造成的，人们如果缺乏信仰是毫无上足之处。我们来看看休谟。

休谟是一个极其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他认为感官印象才是构成所有认识的基础，同时它又是认识的唯一的直接的对象。因此他对于因果性原理做出了批判。“休谟的出发点是：我们总是很喜欢用因果性的观点观察所有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很喜欢假设一种现象必然产生于另外一种现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觉得这世界是有秩序的，但休谟现在问道：什么东西可以如此有把握地认为事物或现象处于一种因果联系之中呢？真理只存在于感觉印象中，而因果性并不存在于感官印象。借助于感官印象，我们只能说，一只手在运动，一个球在……”（《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休谟》P183）。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当然觉得好象有这样一种因果性存在着，并以此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假设，行动就根本不可能，但因果性这一点又不是十分可靠的，因为我们的思想不可能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子自信心，又是来自何处？休谟将此归结于“习惯”。也就是说，看成是一种纯粹的主观原因。他称这个准则为“信仰”：因为我们一再发现一种状态会跟着另一个状态发生，因此最终我们也就相信这是某种必然的联系存在着，为此我们创造了因果性这一概念。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只不过是一种有益无害的错觉罢了。据此，休谟将人类目前几乎所有的认识归为“习惯”和“信仰”。其实他也是其于人的虚无和人的无知。提出的这种观点，《镜花缘》中提到海外诸岛中有一个“女儿国”，读之者难免觉得荒唐可笑。其实我们“荒唐可笑”还不是因为“习惯”造成的，譬如，我们认为美的或许在另一个集体中就会认为是不美的。美的存在岂不是因为“习惯”的存在吗？而“美”究竟存在与否又受到了怀疑。休谟也曾说：“看到人的无知和弱点，是所有哲学家思辨的结果。整个世界是个迷，无法解释的神秘。最精辟最细致最严格的研究带给我们的便是：没有任何把握，应该放弃所有的判断。”（《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休谟》P184）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哲学独有的那一种伟大的思辨性，怀疑精神。其实，休谟的观点对科学的冲击是最大的，因为显而易见，科学几乎都是建立在那一种因果性原理上，因此科学也成为了一种习惯或信仰。在《柏拉图对话录》中，柏拉图也提出一些自己关于自然科学的观点，如“苏格拉底说：‘你听着，我来告诉你。格欠啊，我小时候，非常想钻研那门称为自然研究的智慧。我想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