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对儒学精神的发展及其局限

[收稿日期]1999-09-29

[作者简介]吴培显(1956-),男,山东单县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2000年6月第16卷　第3期 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dition of S ocial Sciences ) J un.2000Vol.16　No.3

宋明理学对儒学精神的发展及其局限

吴培显1　刘长欣2

(1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7;2石油大学(华东)社科系,山东东营257061)

[摘　要]　儒学研究界尤其是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对宋明理学评价过高的倾向。宋明理

学淡化乃至贬斥儒学精神中的“外王”,仅仅在“内圣”的基点上,片面地发展了儒学精神,

由儒学的“内圣”衍变为“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在看到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更要认识到其根

本性的局限:不仅使自身丧失了真正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而且对社会历史进步和民族发

展,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宋明理学;儒学精神;发展;局限

[中图分类号]B24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51(2000)03-0072-(03)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宋明理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儒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儒学由此真正实现了自身的哲学化。人们一般认为,它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以佛学的思辨结构为骨架,并吸收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从而形成一种完备的独特的哲学

体系。①当代新儒家更是予以高度评价,称它是儒学一个十分突出而且有质的改变的阶段,即

“第二期儒学”,“象征了东亚文明的一个重大的精神发展阶段”。②但对于宋明理学究竟在何种

意义上发展了先秦儒学?如何评价这一“发展”的得失?人们往往语焉不详。本文拟对此加以粗浅分析。

儒学本来就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即“内圣外王之道”,其精神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儒学所致力的经世致用,并非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关于“治”“平”的追求,重心并不在于“外王”。从本质上来说,其经世致用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和终点都归结于内在的道德自觉和人格完善,即“内圣”。也就是说,儒学是以“修身”为体、“治国”、“平天下”为用,以“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正如宋儒刘彝所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代不可变者,其体也;

……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权者,其用也。”③外王本于内圣,这便是儒学的理论逻

辑,用孟子的话说,即“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太平”④。

宋明理学对儒学精神“外王”的一面极力淡化乃至贬斥,仅在“内圣”这一基点上,片面地发展和强化了儒学精神。它把先秦儒学所强调的道德自觉和人格修养的理论前提,进一步推向了极致。宋代理学家把作为儒学理论核心的道德修养、等级秩序、伦理纲常等,抬升到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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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的高度,将其纳入到“理”(“天理”)的范畴之中,以至宣称“理”(“天理”)是超越天地万物之上的实体。朱熹说得很明白:“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⑤“天理”既是宋明理学最高哲学范畴,又是其奉行的现实性的道德践履的终极尺度。人们的一切欲望、追求和行为,甚至隐秘的“一念发动处”,都必须在天理的法庭上接受验证和裁决。在具体的道德实践方面,先秦儒学认为人性本善,因而在“内圣”、道德修养方面,重个人的自觉,“反求诸己”,主张通过个人内在的觉悟,在“外王”行为过程中,使“善”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宋明理学则往往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人之性如物之受光于日”,而这“日光”就是理,就是大道;符合封建伦理的人性,即善,不符合者即恶。所以宋明理学更极端地强化了天理与人欲、义与利的对立,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⑥,“灭私欲,则天理自明矣”⑦;强调以理节欲,以理制欲,必“杀心中贼”。“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⑧。可以说,从“内圣”到“存天理灭人欲”的衍变,便是宋明理学对儒学精神的发展。

对于宋明理学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意义,按照张岱年先生的看法,主要应从这样两方面去理解:一是宣扬民族大义,反对投降派出卖民族利益的可耻勾当;二是强调“为人之道”,主张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反对苛政暴行,要求制裁贪官污吏的不法活动。同时,张先生还指出,不论是程朱学派的“性即理”,还是陆王学派的“心即理”,都是错误的,都主要是为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提供理论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到后来更起到了阻碍社会改革的反动作用。⑨我们以为,宋明理学的消极作用,除了它作为封建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的保守性之外,我们还应看到:由于它对“公与私”(理与欲、义与利)的关系的偏狭理解,及其囿于“圣贤不为利’的腐儒观念,和对于务实、理财、功利行为的鄙视,不仅使自身丧失了真正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而且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经济和实业文化的运行和新生,更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从而窒息了社会历史进步和民族发展的活力。

宋明理学的这种局限,是先天性的,在其学说生成过程中就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我们通过其孕育形成期的历史条件和外部刺激因素的简略分析,就可以从根本上认识它的局限性及其与原始儒学精神的某种深层的关系。

用“礼崩乐坏”来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特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同时这也是对于儒学出世的历史合法性的正面解释。———因为礼崩乐坏,所以要克己复礼,要怀恋文王周公,要维护伦理纲常秩序,要大声疾呼道德修养,所以才有了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意志。这只是考察儒学形成的历史背景的一种视角,但儒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的结论,已蕴含于这种视角之中。不容忽视的是另一方面: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或者说礼崩乐坏的时代现象相辅相成的,是“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⑩的另一番热闹景象。这是一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历史图景。既然杨墨两家学说大有平分天下之势,那么,以内在的道德心性的完善为基本点的儒学学说被冷落,处于一种“不可为”的尴尬境地,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足以说明,在春秋战国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农与工肆之人”的理想是多么深入人心,至少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公众意识中,重实利、重物欲追求的趋向,已成为一种强势;同时也说明,在这一社会动荡、转型和更替的时期,一种重个体生命、重感性享乐的意识,正在觉醒和延展。这也是儒学精神中“外王”的一面得以在汉、唐两代弘扬光大的潜在基因。

到了赵宋王朝,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出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的迹象,同时,更有变革图强和社会振兴的现实机遇。在北宋,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曾促成了商品生产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政府对科技发明采取鼓励政策,一些学者名流也自觉投入到对科技的研究和总结活动之中。以王安石变法为标志的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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