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韦伯关于“西方理性化”的几个论断

浅析韦伯关于“西方理性化”的几个论断

本文分析了西方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关于“西方理性化“理论的论断，解读了西方资本主义理性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趋势，梳理了资本主义法理社会的内在矛盾，并探讨了其与东方儒家思想可能存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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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在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的变革，自然科学和技术革命获得了崇高的地位，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以民主制和法理社会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兴起，宗教压迫被高呼“人权”和“自由”的人们抛弃。可以说启蒙主义的“理性之光”照亮了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理性化也是现代性最主要的特征。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在精细测算投入和收益的基础之上，现代官僚体制避开了封建专制统治非理性一面，自由民主以及个人主义的追求是为了对抗宗教的蒙昧无知。现代性的发展与中世纪相比是历史的进步，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各种新的问题，本文所要论述的韦伯悲观地将现代西方社会描绘为陷入了无法逃遁的理性之“牢笼”中。

一、韦伯的问题与西方理性化的历史背景

韦伯的问题在于为何仅仅只在西方发展出的理性化模式对现代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韦伯对不同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意识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历史性分析，试图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理解西方社会经济模式和国家组织形式的变迁。在他看来，要理解人类在各种不同社会结构中的行为模式需要先把握总体性的社会意识，关注精神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活动，这也是韦伯所认为的社会学的任务。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不是采取一种唯心主义的态度，他从文化和意识的角度理解社会行为是在肯定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的基础上进行了，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有别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更为系统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对韦伯而言，西方理性化进程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祛魅”（或“除魔”），“理性化的蔓延表现为逐渐‘对世界的去魅’——消除巫术的思想和实践”[1]。韦伯认为具有克里斯玛[2]特质的“宗教（理性）先知”对于彻底驱逐巫术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促进了宗教制度的重大变革。理性先知的清规戒律提倡一种确定的、有规律的生活方式，有力的影响了宗教团体内的理性化程度——在“中世纪西方某个地方”，僧侣过着合理的生活，以有规则的方法为了一个目标，使用合理的手段去奋斗。时钟只为他们报时，一天24小时也为他们而划分。[3]

对人生目标有统一认知的理性先知首先促进了宗教教徒的理性化程度，而后在教士阶层有条不紊地推动下将理性的生活方式拓展至普通民众。不过这个过程远比理性先知对宗教信徒的影响要间接和漫长得多，甚至在很多宗教教派中始终无法完成，也无法完成驱逐巫术的祛魅过程。释迦牟尼属于“模范性先知”，他的追求从未想要强加他人，这也成为佛教的主张之一，佛教教义几乎不对“俗人”

提出任何塑造生活的要求，所以在韦伯看来印度佛教“充其量也不过是以一巫术代替另一种巫术而已”[4]。而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推行的忏悔制阻碍了理性生活方式的扩散，普通人如果犯了应罚之罪可以通过忏悔丢掉包袱，是对触犯教义而产生的负罪感的解脱，统一的、有规则的生活方式就这样被打破了。唯有通过宗教改革消除宗教与世俗的边界才能将理性的生活方式推广至民众。

总之，“伟大的宗教先知们，以及教士们有条不紊的活动是促成宗教理性化的主要力量。宗教理性化确立了清晰统一的意义体系，有别于无规则的巫术解释和抚慰形式”[5]。理性先知的寓言是摧毁巫术力量、确立一种理性生活行为的唯一途径，他以创造奇迹或其他的方式证明他能够打破传统的神圣法规。“先知的行为使世界摆脱巫术，在这一过程中为我们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6]

二、世俗理性主义的蔓延、法理社会的内在矛盾

早期的宗教的理性还仅仅针对小部分特殊群体，但是当理性先知的预言、宗教的教义直接影响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后，理性成为一种世俗化的追求渗透到社会结构各个方面，现代国家因此在西方诞生了。

现代国家的发展以带薪的官员进行专业的行政管理为特征，以公民身份的概念为基础。现代国家的成长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进步密切相关（理性地计算盈亏、理性的簿记行为，这两者是关键因素），但是离开了现代国家理性的司法行政，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统治者就像企业家剥夺工人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一样剥夺行政人员对行政权力的私有权，培养出一批“一无所有”又忠诚于他的幕僚，那他面临来自政权内部的挑战就越小。这一过程在现代官僚制国家中发展得最完善。

“现代国家最终将控制政治组织的全部手段，而且实际上将集中在单个首脑的控制之下”[7]。因此在韦伯看来，官僚制的发展与民主制之间产生出了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最激烈的矛盾。官僚体制对应着韦伯区分的三种权威类型中的“法理性权威”，指拥有权威的个人根据不受个人因素影响的准则行使权威，这种准则不是传统的遗产，而是在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情境内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受制于权威的人之所以服从上司，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依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界定这种权威的不受个人因素影响的准则。它与“传统型权威”和“克里斯玛型权威”相比而言也是最为民主的权威类型，民主制的扩大要求官僚体制的扩大，但是相反的情况却未必发生：

1、官员从民众的所有阶层中依据受教育程度不受个人情感影响地选拔，但是这种体制形成了“官员阶层”，官员们由于其职位不受来自外界的个人或集团特权的影响，他们拥有比先前更大的行政职权范围。这是一种受到保护的垄断形式，并且这种垄断比此前的特权更为“武断”和自主。

2、虽然民主权利的扩大要求官僚制随之扩张，但是官僚制的扩张未必带来

民主的扩张，甚至不会发生。古埃及和古罗马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国家里，全体人民完全服从统治者。”

3、民主政治必然会促成“凯撒型”政治人物的产生，不具备克里斯玛特质的人是不会吸引民众支持的。但是这种领袖被选出来之后实际上与民主政府格格不入，卡里斯马本身就是对法理权威的威胁，因此由议会加以控制，对于企图超越法定权力范围的领导人，议会提供了一条弹劾他们的途径。

韦伯因此反对社会主义，认为通过社会主义扩大民主政治只是缺乏论证的幻象，社会主义势必要扩大官僚制的规模，只会让广大民众的政治自主权进一步被削弱。

在民主与官僚制的矛盾中暗含着更为深刻和普遍性的“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矛盾。“形式理性”指根据理性计算原则来组织安排行为的程度。实质理性指达到目标最快的方法不是根据日常经验以及实用式思考，而是根据更高的价值观。性质理性对应着官僚制的组织形式，实质理性对应着民主社会的崇高理想。官僚制一旦建立以后就十分稳定，并会渗透到包括美术、音乐和建筑在内的所有西方文化领域。。

与此同时人们也拥有实质理性，比如个人创造力和行为自主性这种西方文明中最有特色的价值。但是实现实质理性又无可避免的运用了形式理性。因此，人们在理性化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被带入了“牢笼”之中。

现代的个性不再是古典主义理想中那种追求完美的个性，也不是浪漫主义式的总体个性。现代人的个性，不是脱离日常生活，到艺术或某种神秘体验中去寻找个性形塑的空间，而是受日常生活中探索一个人的天性。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放弃了对“普遍个性”的渴望，面的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将自我寄托在了无个性的工作之中。而这一切产生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者的内在对立基础之上，无法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