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顾炎武的“天下观”

中国校外教育下旬刊教研视点

浅析顾炎武的“天下观”

♦袁晨凯

(浙江省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摘要】顾炎武在明亡的悲痛中深刻反思社会现实，基于对专制独裁统治的猛烈批评，提出了著名的“天下说” 就其渊源，顾炎武的“天下观”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同时又对“家国一体”的政治理念进行了极具现实意义的反思和批判。透过对顾炎武“天下观”的分析，可以理解“天下观”的内涵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由此窥见思想与社会背景的交互激荡，并启发我们如何立足当下，构建符合时代潮流、引领社会发展的新天下观念。

【关键词】顾炎武天下观家国观念思想背景

―、立足于仁义道德的“天下观”

顾炎武对其“天下观”最直接的表述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 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一三《正始》）。

这段表述体现出顾炎武对“仁义”的强调，身处乱世，改朝换代称之为亡国，而仁义充塞则意味着天下皆亡，“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强调以“仁义”为本的天下观，正是倾注了顾亭林先生对现世社会风气的愤懑忧虑。顾炎武身处明末乱世，有对现实的深刻体察，他对社会风气的批判，集中 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朝野政风的批判。“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沉，中原涂炭矣。”朝廷朋党相争，宦官弄权，权势勾结愈发龌龊黑暗，政风败坏，吏治腐朽，这正是让顾炎武痛心疾首的时弊。其次是对追名逐利的浮躁风气的批判。顾炎武痛论时弊，称：“自神宗以来，黯货之风，日甚一曰。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这样的风气导致了民间土地兼并愈发猖獗，富豪 大绅控制着大部分土地，百姓则无立锥之地，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最后则是对教化不兴、道德沦丧这一现象的批判。“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 不祥。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不 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

如此境况下，顾炎武疾呼“去人伦，无君子，而国 命随之”，其“天下观”的表述，正是希望借此匡扶正义，纠改沦丧败坏的道德风气，号召世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

正如他所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缺矣”，败坏沦丧的社会风气，激起了顾炎武对仁义道德的重视和强调。

不仅如此，这也体现了中国的“天下观”蕴含着浓厚的文化色彩。与现代观念中以明确的地理边界划分国家概念不同，传统中国的“国家”“天下”，都是相对抽象的概念，这个概念与其说指的是某一地理范围，不如说是指一种文化理念。从古代“华夷之辨”起，区别 “我者”和“他者”的根本标准，就归为是否服膺于共同的文化。这里顾炎武虽然将亡国与亡天下区别看待，但对仁义道德的强调却是毋庸置疑的。在生死存亡之际，仁义道德成为匡扶天下的关键，也成为每个人都应该全力以赴去践行的责任和使命，而顾炎武奉为圭臬的“仁义”，正是脱胎于儒学传统观念。正如班固在《汉书》所言，“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自从儒学被奉为封建正统思想以来，儒家的道德观念也就成为支撑“国”和“天下”的重要精神内核。

二、“亡国”与“亡天下”不同—“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

在强调唤醒民众道德意识的同时，顾炎武通过对“天下观”的阐述，启发了人们对传统家国观念的批判，掷地有声地提出“亡国”与“亡天下”存在不同，只有关乎仁义道德、体恤百姓个人的“天下”才值得每个人守护。

将“仁义”作为“天下”的根本，与一家一姓之“国”相区别，正是对独裁专制的明季弊政进行的反思。所谓“国”，是“王室”的“国”，却不是人民的国。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

西周实行分邦建国，周天子将土地分给子弟拱卫王室，周天子独尊天下；而秦朝统一全国后，设郡县，将 统治全国的权力收归中央，建立起皇帝独尊的封建专制统治，继而将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将 百姓置于完全的臣属地位，人民只能无条件听命于皇帝，以皇室一家掠取一国之利，早已抛弃了先贤爱惜百姓、体恤民情，以百姓之利为先的统治观念，这正是顾炎武批判的矛头所在。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这样说道：“自天下为家，各 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此义不明久矣。”

人各有私情，体恤百姓的私情，怀天下之私，才能 凝聚起“天下之公”的王政，顾炎武对君主独裁的猛烈批判，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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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指出，“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 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及，以得代为 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 得而不弱？”

国家疲弱是因为民生凋敝，而民生凋敝正是因为统治者不能以“公心”待天下，不能尊重和体恤百姓的私情。这种公私之辨，与“国”和“天下”的区别一样，都将广大民主视为统治的基础，将民心视为根本所在。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援引《诗经》篇章解释道：“国犹水也，民犹鱼也。幽王之诗曰：‘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 ”（《日知录》）

“《天保》之诗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辞，而要其指归，不过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然则人君为国之存亡计者，其可不致审于民俗哉！ ”（《日知录》）

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仁德教化、爱护百姓的基础上。由一人之私，推及国家之公，孟子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诸如此类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古代数见不鲜，由此也不难理解，顾炎武希望借此唤醒统治者的重农意识，反思明亡的惨痛教训。

三、作为时代精神的天下观

上文论述到，顾炎武的“天下观”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思想，如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强调民生的民本思想等，同时也包含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体 现了浓厚的现世关怀。顾炎武曾在与友人的信札中袒露心声，“君子之为学，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可见，针贬时弊、反思现实，是 顾亭林作为一名学人的自觉追求。

事实上，通过对“天下观”的阐述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激愤，抒发强烈济世情怀的学者，远不止顾炎武一人。充满批判意味的“天下观”成为当时思想史界一大特色，在“天下观”的表达背后，是一代学人奋发图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精神，是关心时弊，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意识。

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在《潜书•室语》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封疆，民固 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唐甄体恤百姓、怜惜黎民的情怀，与其忧心时弊、慷慨 愤懑之情也由此可见。

黄宗羲强调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通过对郡县制的批判，强调“公私之辨”，认为秦始皇以“私天下之心”导致亡国的悲剧。“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 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包括顾炎武在内的诸多明末思想家，在社稷危难、天下危亡之际，体现出强烈的济世爱民的情怀。

四、“匹夫有责”—

—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勃兴顾炎武的“天下观”，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清末民初，梁启超将顾亭林的“天下 观”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呼吁人们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民族斗争之中，启发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兴。

梁启超在《辨法通论•论幼学》中称，“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 之耻欤？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 ”

虽然如此，梁启超等近代学人在论述顾炎武的思想时，总免不了将顾炎武“国”与“天下”的对立替换成“朝廷”与“国家”的对立。这种概念上的区分，正是 受到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

在与西方交流的过程中，国人渐渐走出“华夷之辨”的保守思想，认识到中国只不过是世界上诸多平等国家中的一个，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又让近代知识界和思想界维护国家独立的意识逐渐萌生。在列强环伺的威胁下，所近代学者引进民族国家的观念，结合顾炎武的“天下观”，构建着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想象。

严复提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其一家之亡也。”“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也。”严复认为，人民所以缺乏“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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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以“现代国家观念”代之，观念的原因在于自秦而始的大一统局面“吾国之人，所以与政治之学，国家之 义，自西人观之，皆若不甚分晓者，止源于大一统之故。”即人民根深蒂固的认为，朝廷即是“国”，“国”即是朝廷，爱国、卫国就是保卫朝廷，保卫皇室，使爱 国精神等同于“忠君”。梁启超也曾指责道：“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胃一国英雄之名。”

正是借了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梁启超等人在此基础上阐发了“国民”“道德” “民族”等诸多观念，强调 “正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诸如此类的论述，都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激励人们救亡图存的精神动力，凝聚中华人民抵御外敌的思想源泉。

综上所述，顾炎武的“天下观”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是众多思想资源与社会现实相激荡的产物，突出体现了明末思想家们济世救民的热忱和忧国忧民的现世关怀。顾炎武的思想启发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勃兴，同样彰显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发挥的巨大作用。当今中国，我们更应关注时事，积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在学习和社会实践中培育强烈的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1]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九.

[2] 荀子.王制.

[3] 严复，辟韩，王栻.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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