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的恢复与重建

民间信仰的恢复与重建

摘要：五岳神庙是山西省忻州市一大景观，它的兴起与衰落反射着民间信仰的重建与恢复。民间信仰的复兴与重建主要得益于政府政策和文化策略的改变，庙会的兴盛又促进着经济的发展。庙会折射着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兴起与衰落无不打下了时代的烙印。

关键词：庙会民间信仰文化生产传统的再创造

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化以及一般的民众迷信。民间信仰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将民间信仰单独作为一个概念，考虑到它对应于一个官方宗教而存在，而且也因为它有别于制度化的宗教，这一文化体系包括信仰、仪式和象征三个不可分开的体系。从意识形态上讲，它是非官方的文化；从文化形态上讲，它重在实践、较少利用文本并以地方的方言形式传承；从社会力量上讲，它受社会中的多数（即农民）的支撑并与民间的生活密不可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传统的信仰、仪式和象征不仅影响着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还与上层建筑和象征体系的构造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因而，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象征的研究，不仅可以提供一个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基层的角度，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全貌有重要的意义。五岳神庙是山西省忻州市一大景观，它的兴起与衰落反射着民间信仰的重建与恢复，现以此为个案进行探讨：

一、五岳神庙的概况及其修复过程

（一）奇村镇及五岳神庙

奇村镇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西北部约20公里处，奇村镇北邻原平市，西接宁武县、静乐县，是忻府区西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人口约三万六千人，下辖24个行政村，境内以温泉而闻名于三晋大地。

五岳神庙位于奇村镇的西北部约十公里处，原属杨胡乡。北殿五岳神庙的具体位置在石家庄村、杨胡村、米家寨村的交界处。五岳神庙由三村共建，因此属三村共有。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六、三月二十七、三月二十八举行庙会，会期三天。

五岳神庙由正殿、东殿、西殿组成。正殿三间，主要供奉武成王黄飞虎；东殿供奉女娲娘娘；西殿供奉观世音菩萨；偏殿还有玉皇大帝以及阎王。从五岳神庙的设置可以看出儒、佛、道在此空间中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北殿五岳神庙简称五岳神庙，因处于忻州市忻府区的西北面而得名（在忻府区的西南面还有南殿神庙）。五岳神庙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有的说是在唐代，有的说是在清代，相传庙前立有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建造的年代以及建造过程，可惜在“破四旧”中，不仅石碑、而且东西殿、偏殿以及正殿里的神像均被砸毁。为什么正殿没有被拆毁呢？石家庄村民张有福（72岁）说道，“当时人们确实想拆了正殿，因为正殿里的木料是最厚实的，但是连续两个人上了房顶，刚一扳瓦，不知怎地就掉了下来，摔坏了，大伙都认为五岳神显灵了，从此就再也没人敢拆正殿了。”所以正

殿得以保存至今。

1992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修复之后的五岳神庙焕然一新，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中断了近二十余年的五岳神庙会又开始兴盛。当时由于资金的问题，只重修了正殿，重塑了正殿里的神像——武成王黄飞虎。到底为何正殿里供奉的是黄飞虎呢？村民有不同的解释，但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武成王被纣王迫害，落难于此，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英雄，就建了这座庙来供奉他。而具体到为何把庙会的日期定在每年农历的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村民们却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具体我们也不知道”。一些村民说，五岳神庙是一个相当大的建筑群体，除正殿、偏殿、东殿、西殿外，还有仪门、钟楼、鼓楼、戏台等建筑，可惜现在只恢复了正殿、偏殿、东殿、西殿和戏台。

现在殿前立有一块新的石碑，记载着捐款者的姓名及捐款数目。

（二）村民重修五岳庙

由于五岳神庙属三个村（石家庄村、杨胡村、米家寨村）共同所有，而三个村人口不等，经济程度也不同，其中石家庄村人口最多，而杨胡村最富裕，米家寨村人口最少、面积最小，因此在建庙时出资问题上便出现了矛盾。最终按人口比例来分摊资金，由于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年代，各村在上交农业税后有提留，因此各村当时把提留的部分用来修庙，而未具体向每个人征收。修庙时成立了修庙管委会，管委会的主任具体由谁来出任，在这一问题上又出现了争执，由于石家庄村出资最多，最后主任便来自于石家庄村，同时

还选举出了两名副主任，六名委员，两名副主任分别来自杨胡村和米家寨村，六名委员三名来自杨胡村，两名来自米家寨村，一名来自石家庄村。

虽然说这次修庙的初衷看似来自民间，而实际上是“为了倡导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促进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1]然而在修复后期（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后），民间力量开始登上了舞台，成为表演的主角。这些民间力量是一种“非正式权威”[2]的力量，这些民间力量的核心人物是民间精英，他们大多是退休干部和教师。退休干部曾经是国家权利在地方的代理人，在他们淡出了政治领域之后，转而从事乡土传统的重建“传统的再创造”[2]，他们充分利用自己在位时所获得的政治资源，在国家政策许可的条件下，为庙宇的重建做了很多努力。而退休教师是村里人公认的文化人，在修庙方案的设计和制定上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由于这次修庙成立了领导组，并且打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旗帜而进行活动，同时还多次把文化局、旅游局的领导们请来出谋划策，由于既有沟通又有协调，因此修复庙宇没有遭到“上面”的反对，修复过程基本还比较顺利。即使出现了一些与国家政策相违背的地方（建娘娘庙以祈子，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相违背），政府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即便是这样，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对此次修庙也未表现出多少热情，用村民们的话来说“他们每天忙于赚钱，根本无暇顾及公益事业”，而这些支书村长自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说“不

是我们不想参加，如果我们参加了，上面会认为是领导干部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事实上，在当时人们思想还未完全解放的年代这些现任领导的顾虑是有充分理由的。

综上所述，“民间仪式借用特定的符号而让国家在场”[3]以求得自身的顺利发展。在五岳神庙的修复过程中，政府、民间精英、广大民众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修复活动中来，换句话说这次庙宇的修建的过程是“几种不同力量从各自不同的目的出发，实施不同文化策略导致的结果”。[4]

二、五岳神庙信仰的主要内容

五岳神庙由原来的繁荣到一度的沉寂，到再度的繁荣。这次的繁荣是随着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人们思想的解放而到来的。除了农历的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的庙会外，农历七月二十八日以及每月的初一、十五，周围的不少村民都去庙里烧香、拜神（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正处于瓜果成熟季节，为吸引游客新增了这一庙会时间）。可见，人们借助庙会这一手段来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是庙会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如今，伴随着五岳神庙的修复，庙会再次成为方圆十余里人们信仰的核心。

庙会是社区组织民俗最丰富的体现，是农村生活的大舞台。庙会上主要有以下活动：

（一）拜神求子还愿

农历的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天（主要以二十七日为主，因为人们认为二十七是正日子），人们（主要是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