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通论

电子游戏通论

“功能游戏应该侧重‘有用’还是‘好玩’？”一项对北京大学选修了《电子游戏通论》100余名学生的调查中，42.6%的人选择了“好玩”，选“两者都重要”的占比为51.5%，只有5.9%的同学选择“有用”。

挤了近200人的教室里，一位坐在过道上的女生为“有用”作解释：“当游戏‘有用’的程度高时，感觉能化解一些玩游戏的负罪感”，教室里立刻有掌声响起。

玩游戏带来的负罪感，陈江也有过。作为“网红课”《电子游戏通论》的任课老师，这位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副教授一开始就亮明立场：“电子游戏是一个有问题的好东西。”

电子游戏的发展速度令陈江意识到，它已经成了不能回避的问题，“同学们将来就业或创业，都有可能直接、间接跟这个行业打交道”，因此，开设这门课程就是要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电子游戏的发展规律，认识到开发和运营游戏所需的要素，理解业界的风波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慢慢培养起自己成熟健康的游戏观，“这是一个尝试，一种必需，也意味着勇气和挑战。”

一个有问题的好东西

勇气一开始就遭到了挑战。在《电子游戏通论》作为春季选修课出现不久，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就撰文《我为什么反对北大开设电竞游戏选修课》，“一定会有孩子会以高校开设课程，未来就业方向等理由，拒绝放下游戏好好学习的规劝。或者误认为玩游戏就是学习，电子竞技就是体育，变本加厉更加沉迷其中。”

据《2017～2018中国电子游戏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已达到2036.1亿元，同比增长23%，占全球游戏销售收入的1/4，产值已经超越电影等传统娱乐产业，但在朱巍看来，因沉迷游戏毁掉的家庭、人生和前途的故事数不胜数，“这些就是2000亿元游戏收入背后的成本。”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无论授课内容是什么，高校开设相关课程，一旦被外界错误解读和观察，就等于将老师和家长的苦口婆心化为乌有，“宣示作用不好。”

“我同意电子游戏有其负面作用，但不同意对它避而不谈。”

陈江认为，不管对电子游戏的态度支持与否，“把脑袋埋在沙子里”不可取。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在“天生自带流量”的北大，开设一门新的课程并不容易，稍有不慎便容易陷入舆论中心，但这只会让他更加谨慎，“1周1次两个小时的课，我得花3

到4天准备。”面对越来越多想主动参与进来的业内人士，他也要

求对方提前两周提交课件，对其内容把关，“这课不是培训学生玩

电竞的，讲的是跟电子游戏有关的研发、技术、行业、媒体、心理

等问题。”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琼作为业内人士站上了陈江的讲台。

她没想到，眼前将180人教室挤满的学生中，只有1/4来自信科学院，另外3/4的学生，陈江希望这门课程为他们未来参与制定政策、媒体引导、法律规范时给出更客观的回应，“甚至只是作为家长，

学习怎么去解决孩子玩游戏的问题。”

“国外很多学校有游戏研究中心，研究电子游戏和社会各领域

的关系，但国内相关研究很少，因此，北大开设这样的课程，可以

让学生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电子游戏。在技术发展面前，一味去

‘堵’并不现实，还需要往功能性上去引导。”在刘琼的PPT上写

着“游戏向左，认知向右”，国内社会对电子游戏尚不全面的认知，

令她对在北大讲台上讲电游感觉“不敢想象”，尽管，她讲述的是“能解决社会问题和行业痛点”的功能游戏。

不局限于游戏普遍意义上的休闲、娱乐、益智，功能游戏已经成为教育、军事、科研、商业、医学等领域供人们进行系统学习及专业模拟训练的新方式，从模拟人力资源管理到应对海啸、地震等医学救援，从电路检修到“参与解决”巴以问题，在刘琼看来，今后功能游戏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后，或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外界对电子游戏的刻板印象，“但认知的调整需要时间。”

对于功能游戏，陈江在课堂上给出了另一种解读，他把要学习的内容比作“黄连，游戏则比作“糖衣”，“可能出现一大颗糖里面只有一点药，药效不够，反而令人长胖，非常低效；或者吃药必须有糖，依赖关系严重。”

青少年与电子游戏之间应“竖起高墙”

“就想看看社会上普遍抵制的电子游戏，课堂上讲它什么。”在北大心理学系读大二的倪行健因为好奇选了课，目前上课已经8周，“没想到还有那么多内容。”这门提前40分钟已经占座过半的

热门课，令他想起北大另一门在争议声中受学生欢迎的“三宝课”（《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它们和其他课程不同，能轻松

快乐地去了解一个新的领域，让我们多一个思考维度。”

陈江也曾经历过游戏爱好者“反复卸载安装”的纠结，但在他

看来，有负罪感的人通常知道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麻烦的

是一点负罪感都没有。”而这部分人群中，青少年是不可忽视的群体，“同样的游戏前，能在学习或其他特长上得到足够乐趣的孩子，在那些方面得到的表扬会激励他们玩游戏的时候适可而止，但父母

没时间关注、现实生活中沮丧、把游戏当解脱的青少年也会成为社

会不能轻视的大问题。”

“目前，国内的网络游戏不分年龄段，也没有按照类目划分，

不少市面上的网络游戏存在暴力、色情、恐怖等不适宜未成年人的

内容，游戏分级制度应当尽快建立。”朱巍表示，在法律、行业规

范等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最好在青少年和电子游戏间设立高墙，“两害相权取其轻，一刀切也是不得已该考虑的选择。”

“我不是老古董。”朱巍透露，自己也是电游玩家，“从红色

警戒、帝国时代到现在的热门手游，我都玩过，还经常氪金（网络

游戏中的充值行为——记者注）。”但正是了解电子游戏的吸引力

及其中存在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因素，朱巍才提出“看似极端”的建议，“电子游戏厂商应该转来挣成年人的钱，让电游离青少年

远一些。”从法律角度讲，从《未成年人保护法》到《网络安全法》专门设立的保护未成年人专条，都在反复重申孩子才是网络发展的

目标和未来，总结出来最基本的认知应该是“未成年人永远应该是

全社会关爱的对象，永远不能成为获利的工具。”

电子游戏需要“竞争者”

在刘琼看来，当前，要实现青少年和电子游戏间完全隔离“不

太现实”，但从技术上在二者间建立“防火墙”确实很有必要，

“在青少年尚未形成系统价值观的情况下，需要家长配合和主导。”她表示，需要一个专门的渠道和入口，可以让家长根据孩子的年龄

选择适合的游戏。“现在很多孩子玩什么游戏家长并不清楚，下一

步需要让家长有能力变被动为主动。”

此外，由于与教育结合的功能游戏供给不足，让学校和家长的

选择相对匮乏，刘琼认为，如果未来能在老师、家长或教育专家的

配合下，利用游戏在学习和教育上的作用，加大为青少年群体定制

的游戏产品开发，或许能在让孩子学有所得的前提下，将玩游戏的

程度调整到可控范围内。但她也强调，这种思路很容易被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