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

安史之乱对我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影响

秦为胜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也促使唐代开始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由于发起反唐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安史之乱是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一次巨大浩劫，这场历时八年，席卷半壁江山的战火不仅成为唐朝的转折点，更是整个中华文明由开放转向保守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一、社会混乱：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

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二、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

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一直忙着自保根基，国家最基本的中原、四川、江南地区分崩离析不再属于中央政府，唐朝一统帝国名存实亡。

唐末藩镇割据形势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有的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有的不入贡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三、剥削加重：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

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边疆不稳：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

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都护府，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都护府。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经济人口、重心南移：安史之乱，中原涂炭，唐玄宗天宝年间的总人口

应该在六千万左右，而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就仅仅剩下了一千六百馀万。八年时间，整个唐朝整整减少了四千多万人，死亡率达到了80%！安史之乱，促使中国历史上北民南迁，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相对和平的南方再次成为中原居民逃避战火的首选之地。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关中平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

六、西域独立：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

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大食势力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助唐平叛，这说明大食从一开始就无意（或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对吐蕃而言，这时唐朝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军队，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举进攻河西。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军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到763 年（广德元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29] 。此后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镇在这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军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遣使前往四镇，请求河西援军一万人，这至少说明西域的形势这时要比河西稳定得多。

768年（大历三年）左右，西域守军又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朝野上下对他们“忘身报国”的精神感动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对守军大加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