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江苏高考名著《呐喊》赏析 《头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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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的故事》赏析

《头发的故事》放在中国小说的长河中看无疑是最特殊的。它的特殊首先表现在形式上。它也是一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全文共二千三百余字,其中叙述语句总共只有二百五十余字(这个字数包括了对话前的诸如“他说”、“我说”等引导语),“我”的话才三十五字(包括标点符号),其余二千余字都是一个被称作N先生的话。二百余字的叙述语言,第一句讲“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我”讲了撕日历及一句随便的感想,接下来的叙事交待了N与我的关系:“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然后是最长的一段叙述,这段叙述交待了N先生的性格及我对他的态度:“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此后的叙述就只是对N谈话中表情、动作及“我”的动作的简略描写,诸如:“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N 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他戴上帽子”由上引文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这篇小说在两个人物“我”与N先生之间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故事情节,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只不过是N先生因双十节而发牢骚,待到他发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告辞而去。小说中也没有通常的所谓人物性格描写,仅有的一段描写其实是“我”对于N先生的评论:“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无疑是对于中国古代传奇、话本小说传统的彻底决裂。中国传统的传奇、话本小说,故事情节无疑是它的生命,情节的发展就是故事的展开,故事的完成就是情节的终结,故事与情节是一致的。

不仅如此,欧洲近代小说的纯文学传统也是要讲究故事情节的,鲁迅的《头发的故事》显然也不是对于欧洲近代小说传统的借鉴。《头发的故事》的兴趣既不在编织精巧的故事情节,也不在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它的中心指向一个人物的独白式话语,《头发的故事》显然是一篇小说传统之外的小说。这篇小说的构成依赖什么?第一层次,显然是亲身经历的叙述样式,他叙述的是他的亲身经历,具有明确的时间、视点,而亲身经历这一点,为叙述提供了一个叙述的真实性的道德的证据。在叙述的第一个层次里,“我”与N先生形成一个对比:这是两种人的对比,一个有历史记忆,尤其是辛亥记忆,一个则无;一个通世故,一个不通世故,一个是有声而喋喋不休的,他正好是少数的,是不通世故者,虽然喋喋不休却无力,一个是沉默少言,他正好是多数,是世故的表现,虽然是沉默的,却是沉默的多数,是强大而有力的——正是他拥有对于N先生的评论的话语权,这两类人对于辛亥革命的感受构成强烈的对比。对比是这篇小说的第一层次上的结构原则。

第二层次是N先生的叙述,N先生的叙述是《头发的故事》关注的中心。从第一层次看,N先生的话只是对话之一部分,是人物话语,但是这个人物话语其实是小说的主要部分,所以必须单独考察这个层次。N先生的话其实也是叙事。每个小说家都会在其小说中叙述其认为可叙述、值得叙述之事,这个可叙述之“可”,值得叙述之“值得”,也就是叙述性的问题。所谓叙述性在叙述学理论研

究中不同的看法,罗伯特•斯柯尔斯从阅读反应角度理解,认为叙述性就是“释义者从任何叙述中介所提供的小说资料中构筑故事的过程。一篇小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式是叙述文本,它只能给我们提供引导,而要靠我们自己的主动的叙述性去完成形成故事的过程。”我们不妨从从阅读反应的立场仍回到文本立场,文本中介只有提供了这种引导,读者才能阅读解码,或者说,作者在编制符码时就有一个编码规则,这就是文本中隐含的叙述性,文本中隐含的叙述性在很多时候与读者一致,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与读者不一致,在文体发生变革的时期,这样的情形尤其普遍。N先生的叙述和叙述性首先在于其历史性,通过双十节的时间因素、北京的地点因素、历史人物、事件(中国古代的刑罚、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洪杨、长毛、辫子、《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等等),将其叙述锚定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历史上;其次,其叙述性在于人物,历史中的个人(“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尤其是关于N先生这个“我”的无发之灾的遭遇的叙述)遭遇,在历史、历史中的个人的叙述中,都隐含了一个时间点,只要有时间的点,就必然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他的叙述也就是从这一时间点向前的运动,这个时间与历史、现实、未来联系在一起,预置了一个读者解读的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是语言结构表现的文化的结构。因此,N先生的叙述,其实质是对于历史的叙述,是他从一个独特的视点出发的对于历史的叙述。不用仔细研究就可以看到,在N先生的叙述中,作为叙述单位的,不是行动的序列,“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这是关于革命者的叙述,在这个叙述中,重要的不是革命者自身的事迹,而是“我”的观点,同样的,关于“我”的没有辫子而遭遇的事件的叙述重要的也不是故事自身,而是“我”关于事件的看法。也就是说,推动叙述前进的并不是故事情节,也不是人物性格,而是“我”的关于历史的独特的观点。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到,在“我”的叙述中被普遍使用的各单元的关系就与传统的小说大异其趣,既非故事的进展,也非人物的性格的结构,而是对比这一散文、诗歌中常用的结构原则。前面已经指出,第一层对比是“我”与N先生的对比。第二层对比是N先生话语中的各种对比。N先生的话语中第一重对比是历史上的辛亥革命与大众记忆中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一般群众中已经忘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但是历史上辛亥革命其实是无数烈士用生命、鲜血换来的:“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社会记忆中的辛亥革命,它在一般群众中已经成了听令而挂一天的“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一场革命与“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烈士的献身与平塌的坟墓,对比触目而诡异。辛亥革命的纪念形式与辛亥革命中的牺牲者的被忘却这两段叙述中没有叙事上的连续性,它们在小说中的连续性依靠的是对比原则。讲完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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