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弗洛伊德学说对创造社文学创作的影响

浅论弗洛伊德学说对创造社文学创作的影响

---以创造社的小说创作为中心来探究

一、“心理分析”学说及其在中国五四时期的的传播与接受

心理分析学派或精神分析学派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主要学派之一，以无意识心理过程和心理动机为其理论系统的出发点与核心机制。“心理分析学派”的奠基者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S.弗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五四文学革命前后，弗洛伊德主义经由西欧和日本两个途径传入中国。早在晚清时期，日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思潮已在其本土蓬勃发展，日本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的毗邻及这种毗邻造成的文化、历史上的渊源关系，使得日本从西方借鉴过来的现代主义思潮更易被中国的“现代”作家们所认同，当时一大批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也为这些西方文学思潮的中国化做出了传递作用.弗洛伊德主义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舞台上展示了其巨大的魅力，几乎所有的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们都对弗洛伊德主义有所了解，对五四时期的文学家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其影响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张资平、叶灵风、叶圣陶、王统照、陶晶孙、穆木天、汪静之、庐隐、向培良、杨振生、潘光年、赵景深等。在五四时期，诸如《新潮》刊载的汪敬熙的《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杨振声的《谭嗣锐的<新心理学 >》，《东方杂志》刊载的朱光潜的《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心理》杂志刊载的陆志韦的《心理学史》，穆木天的《谭诗》，赵景深的《中国新文艺与变态性欲》，余天休的《分析心理学》，《佛洛德学说及其批评》等这些文章都涉及到从心理分析学说，其中关于潜意识、性欲本能、欲望升华等都是心理分析也即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理论构架，类似以上所列举的文章里对新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从理论阐释的不同层面给予了全新地呈现与阐释。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灵”划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所谓的“本我”是指人的本能的原始性的欲望，相当于他早期时候提出的无意识或者潜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是按照“快乐原则”来活动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性的冲动”与“侵犯冲动”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心灵”的第二个层次叫做“自我”。按照弗氏的说法，“自我”要满足“本我”的要求，同时又要按“现实原则”行事，换种理解就是相当于理性的指导，但是也不能将之定义为完全的理性，因为其中仍有“无意识”的参与。人的“心灵”的第三个层次被弗氏称为“超我”，也就相当于人们经常所说的“良心”。“超我”代表的是社会道德对人的限制，它的作用是来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更为重要的是弗氏

对人的本能性受到“压抑”后的情况及怎样地去“转移”等问题进行了解释，弗洛伊德把被压抑、被围困的“性能量”称为力比多，认为文艺和人类文明就来源于性的压抑苦闷：由于“性本能的冲动是非常有可塑性的”，“如果现实不允许这方面的满足，那么另一方面的满足可提供充分的补偿”。

从新文学启蒙精神层面上来讲，五四时期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大力引介与广泛运用是与当时注重“人性”、“民主”、“科学”等具有现代性的同时也附有西方近代社会文艺思潮属性的新文学的特质相契合的，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先驱者们对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人性解放诉求的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迎合。1921年由当时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一批青年学生组成的文学社团创造社，从一开始就声称遵循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路线，以大胆地描写浪漫的情感和变态性心理的创造社的作家们的作品一面世就惊动了当时的整个文坛。作家们借助于在作品中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大量描写和刻画，更好的凸显出了人的自然本性，更加注重人性的正常需求，也更好地宣扬了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价值观念，对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制观念以及对人性的禁锢和无端的摧残的愚昧思想是一种强大的冲击，创造社的作家们在这一创作领域取得了不寻常的建树。

二、弗洛伊德学说对创造社小说创作的影响具体分析

虽然精神分析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的范围较为广泛，浸润到了诸多作家的创作中，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鲁迅先生的“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的小说《不周山》，还有《肥皂》；杨振声写白日梦的小说《磨面的老王》，写性心理的小说《贞女》；王以仁、许杰受创造社的影响而进行的一些小说创作等，显然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不同程度地的影响。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众多文学团体、流派中，真正能够显示出来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而且范围相当广泛、时间又得以持续较长久的，非创造社莫属。从文艺产生的真正的根源，到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具体的内容，再到艺术表现的手法，创造社的作家们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多方面地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浸润。具体说来，弗洛伊德学说对创造社的影响可以从以下的三种具体的情况进行概括。

⑴在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下的梦境与潜意识书写

郭沫若在谈到他的小说《残春》的时候有过对作品中人物的这样的解释：“主人公爱牟对于S姑娘是隐隐生了一种爱恋，但他是有妻子的人，他的爱情当然不能实现，所以他在无形无影之间把它按在潜意识下去了。---这便是构成梦境的主要动机。梦中爱牟与S会于笔立山上，这是他在昼间所不能满足的欲望，而在梦中实现了。”正在这时，“白羊匆匆走来报难。这是爱牟在昼间隐隐感觉着白羊为自己的障碍，故人梦中来拆散他们。妻杀二儿而发狂，是昼间无意识所感到的最大的障碍，在梦中清除了的表现。”（《批评与梦》，沫若文集第10卷116页）可见，

郭沫若完全按照佛洛伊德对梦的解释来写梦。应当说明，文学作品中写做梦那是很早就有的，并不是就能归之于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譬如唐传奇就有《枕中记》、《南柯太守梦》、《三梦记》，后来汤显祖写有《临川四梦》，一直到《红楼梦》等等，真是多极了!但是那些梦尽管也能曲折地说明问题，却都带有古老的迷信的色彩。那些作品中的梦，往往是神鬼和人之间交往的桥梁：神鬼可以托梦，人也可以借梦与神鬼交接。真正给了梦以接近于科学的解释的，是近代的精神分析学的功劳。郭沫若对于为什么要在《残春》这篇小说中这样来写梦，自己有过比较清楚的说明，他说：“我听见精神分析学家说过，精神分析的研究最好是从梦的分析着手。……此学派对于梦的解释，是说‘梦是昼间被抑制于潜在意识下的欲望或感情强烈的观念之复合体，现于睡眠时监视弛缓了的意识中的假装行列’。更借用简单的话来说，便是我们俗话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批评与梦》）因此，作者在回答批评家的批评时，满有把握地说：“我自信我的步骤是严谨的。”（《批评与梦》）郭沫若有意识地按照精神分析来写梦，把梦作为潜意识的一种表现的小说还很多，如《月蚀》、《喀尔美萝姑娘》等。郁达夫也有按照弗洛伊德学说写梦境的小说，如《风铃》（后改名《空虚》）。这篇作品中主人公质夫，在温泉邂逅少女后，竟做了一梦------用刀砍去少女的手臂，这正是白天见少女与表哥相好而产生的嫉妒心在梦中的实现，如同郭沫若《残春》中的主人公梦见妻杀其儿女一样。

⑵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下的变态心理和变态性心理书写

弗洛伊德是从治疗精神病人入手来研究心理学的，他的学说打有精神病的烙印，即把正常人心理都看成有几分变态的色彩。受他这种学说的影响，西方现代派作品常常把正常人写成疯子模样。创造社一些作家也重视写变态心理。郁达夫且不说，即使象陶晶孙，最初一些作品几乎都写疯子，短剧如《黑衣人》就写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由于家族所遗传的精神病，他立誓要为姊姊向死神复仇，把风声当作仇人，结果打死了亲弟弟，最后自己也自杀身亡。整个作品从题材到表现方法，都可以看出现代派的影响。他的另一个短剧《尼庵》，写青年尼姑高高兴兴和爱人一起奔回家乡，半路上却莫名其妙地自杀了。创造社作家们写的性心理，也往往是变态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儿童就有性意识；郭沫若的小说《叶罗提之墓》，陶晶孙的小说《木犀》，便都表现少年的变态性心理。《叶罗提之墓》写少年叶罗提对堂嫂产生奇怪的爱情。后来，当这位堂嫂病死时，叶罗提竟然吞服堂嫂平时用的一枚顶针，自杀致死。郭沫若在回忆录中曾说过自己的童年时代有过某种类似的体验，他大概是用弗洛伊德对此作了分析整理并夸张地加以描写，于是产生了这篇小说。陶晶孙的《木犀》与此相似，他写的也是一位早熟少年的带有变态心理的爱情故事。通过主人公素威的回忆，追叙了他小学毕业不久和“年龄要差十岁”的女老师Toshiko之间的恋爱，后来女老师患肺结核病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