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盐商富于传奇的经历

自贡盐商富于传奇的经历

四川盐商家族都有一部跌宕起伏，富于传奇的家族发展史。这是由四川井盐生产发展的大环境和井盐生产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从大环境看，四川井盐因川盐两次济楚迅速崛起，走向辉煌，又因政府“收复楚岸”，失去销售地而迅速衰败。从井盐生产本身的特性看，井盐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既包含着丰厚的利润，也潜伏着可怕的危机。当时，开凿一口井少则数年，多则十余年，每口井的投资多达上万两白银，相当于人民币几百万元。投资者想通过凿井取卤致富，无异于一场生命的赌博。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井场选址没有现代的勘测仪器和技术，只能凭经验，风险极大。如果盐井的位置选择不当，最终将血本全无。即使选址正确，要用人力凿向地质条件复杂的地下深处，会遇上难于估计的困难、风险，以至于不少投资者费时几年、耗银数万，最后连一滴卤水也不曾看见，只能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此，四川盐商家族都在经历传奇的发迹，辉煌的顶峰后，迅速走向衰败。一个个显赫的家族在经历大约100年左右，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传奇的发迹。在自贡，人们只要一提到“川盐济楚”这个词就眉飞色舞，这是自贡最辉煌、最繁荣的时期。几乎所有四川的盐商发迹，都无一例外的抓住了川盐济楚的大好时机，加上自己的井灶开采又遇上了好运，挖到了家族发展的第一桶金。如：富荣盐场首富王三畏堂暴富的起点是“天一井的成功开凿。“天一井”是王朗云分家时得到的财产，他希望通过加深“天一井”得到黑卤，但因经济甚窘，不得已，准备出卖扇子坝（王朗云另一井盐开采区，后来成为其主产区和根据地）给陕西商人开采，以换取银两加凿“天一井”。当王朗云将陕西商人约至八店街（时为陕帮八大盐号云集之所）立契时，他见陕帮贪其业，卖与不卖内心十分矛盾，乃乘机熬价拖延，犹豫时，托词出街小解，以延长考虑时间。适时“天一井”管事奔跑而来，告其井已见功出卤，王朗云遂不辞而遁。“天一井”起推之初，月推卤水二、三千担，当时卤水畅销，灶户每日订购卤水一担即可先收银一百两，因而获利甚丰，经济为之大裕。以此利润复淘办扇子坝的废井，约自道光末叶至咸丰（1850——1860）十余年间，扇子坝各井陆续见功，产量颇丰，获利颇大，家业为之大振，使王三畏堂盐产量达到富荣盐场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居全场之首。

富荣盐场的另一大盐商家族——李陶淑堂，其发迹史更是传奇。其发家人李振亨，开始与其弟李振修同去帮人打铁。四、五年后，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开设铁

炉一家，以供应凿井和井灶所需铁器为主，作为谋生之路。与井灶客户的多年交往，明白了许多盐业内情，伺机转业盐场生意。约道光十年（1830年），李振亨闻讯新桥下张家沱岸有一处地，地脉甚好可以凿井，于是投入资金，招来工匠定点下凿。开始倒还顺利，行将达到预计深度，却因资金断绝无奈停工。为凿这眼井，兄弟俩已搭上了所有积蓄，当时凿一眼井，少则10年8年工期，若遇地脉深，要10至20年才能见功。这眼井已凿办了七八年，却被迫停下来，李振亨万分焦急。一日午后，家中尚未晨烟，李振亨老母倚门望子携米归家，岂料振亨至家，两手空空，窘状异常。待老母问及，儿子将原委说明，老人亦悲叹不已。此时家中尚无贵物，仅有老母头上插发赤金挖耳一支，始可典微资以救燃眉之急。振亨求母将挖耳变卖，老母欣然同意。振亨将挖耳变卖之后，先命其弟振修，火速买米少许，送回家中做饭。然后随身携带所剩余资，速赴井地，聚集工匠商议。振亨考虑到余资已难续凿，债务更无法偿还，因此当以停办为上策。他向众人诉说困境，愿以余资筹办酒菜，犒劳工匠以饯别，待他日有幸再图复凿此井时，再请众匠返回续凿。次日工匠莅井，众议免费送凿一天，以答谢李振亨盛情。就在顷刻之间，复下几凿，其井突然见功。如晴天霹雳，振亨惊喜万分，不知是真是梦，木然而立，无以应付。于是扫去愁云，遂将饯别筵席为庆功酒。此事一直在自流井广为流传，此井也被称为“挖耳井”。

辉煌的顶峰。四川自贡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短短八十余年间，曾经有过两批盐商因战争的爆发而崛起，这就是被自贡人津津乐道的两次川盐济楚，它将自贡盐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楚即湖北的简称，从盐业消费市场来说，又称楚岸。楚岸实际上包括湖北、湖南及邻近的一些州县，这里人口众多，又素不产盐，历来是国内最大的食盐销售市场。在清代前期、中期，楚岸一直被实力雄厚的淮盐盐商独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盐业经营由国家垄断并严格控制。清王朝对盐业的控制主要偏重于流通环节，采取的方式是封建专制商引岸制度。引岸制度将食盐的生产与流通规模定向地限制于法定区域内，形成一块块相互割据的封建世袭领地，并以严酷的法律和严密的缉私体系加以保障，以保证官商通过垄断贸易稳妥地攫取盐利。正如曾仰丰在《中国盐政史》中的一样：“凡犯无引私盐凡有确货即是，不必赃之多少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流二千里。盐徒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流三千里。拒捕者斩监候，盐货车船头匹并人官。道途引领秤手、牙人及窝藏盐犯寄顿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受雇挑担驮载者，与例所谓肩挑背负者不同，杖八十，徒二年。”。结果，盐业

经济不管是生产规模还是销售范围，都不是由生产水平高低和市场供求关系等内在经济联系决定，而由封建政权的统治需求和利益等非经济因素制约。没有了销售市场，使得具有精良技术和丰富盐业资源的四川盐业难以得到发展。

太平军攻陷南京使四川盐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淮盐至湖北的运道阻塞。咸丰皇帝于当年5月，着户部下了一纸文书：“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就这样，多年以来的岸引疆界被打破，第一次“川盐济楚”由此拉开帷幕。这纸文书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据记载，由川入楚之盐，每月达9万担，年运量108万担，几乎全由自流井提供。当时制盐成本低廉，而楚岸盐价奇昂，在湖北售盐一斤，可以换一斤棉花运回四川。有时售价竟高达一斤银子一斤盐之巨。以致于富荣盐场首富王朗云的盐船初至湖北沙市，当地人以河床高于街市，堤坝系泥土筑成，恐泊岸船多，闯坏土提，影响安全，不准靠岸时，王朗云敢不惜成本，独资远运石料，于泊船之所筑石堤，时人呼为“洋码头”，以区别于土堤坝，今仍沿用此名。而今“洋码头”已被沙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如此高额的利润，使自贡盐商一夜暴富。大批盐商在此时崛起，并迅速达到顶峰。据清代人李榕记载：“积巨金业盐者数百家”。在这些盐商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老四大家族”。每一家的资产几乎都超过了一百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几亿元人民币。富荣盐场首富“王三畏堂”此时也达到辉煌的顶峰：其发家人王朗云，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十一年（1850年—1860年）先后复淘改造，新凿成三生、金海、添福等井，使王氏盐产量位居富荣盐场首位。同时，利用川盐济楚机会，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在重庆、宜昌、沙市等地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由此获得数以万计的财富。获利之后，王朗云大量收购田土乡庄，拥田跨富顺、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谷1.7万石，四川总督丁宝桢称其“富甲全川”。同治六年（1867年），王朗云53岁生日，他设筵大庆，诸多朝廷地方大员都是他的座上嘉宾。云南兵备道、翰林院编修赵树吉为其撰写寿序；武英殿大学士、国史馆正总裁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修撰翁同和等列名拜寿；刑部陕西员外郎赵树宣，工部虞衡司主事赵熙亮灯参加祝贺。可谓门庭生辉，风光之极。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禁止沿海地区的食盐运往内地，企图逼迫国民政府投降。这时，四川出产的井盐就成为了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物资。193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