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_韩国和香港的影视产业政策比较_邓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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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有以下原因。

１．社会制度的差异。“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使香港特区沿袭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由于社会制度上的本质差异以及人们长期以来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回归后的香港在诸多方面离内地似乎依然非常遥远。政府职能部门在政策制定方面不会将香港放在国内一个省、区的层面上加以考虑，而是在许多方面按照国际惯例对待香港问题。因此，多年来，粤港广播电视的高层虽互访不断，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难以再向前迈一步。

２．运营体制的差异。香港的广播电视更多的是在企业财团支撑下的商业广播电视，在市场上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实行商业化管理。而广东的广播电视则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官方广播电视，政治属性永远处在第一位，而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运营体制的差异导致了两地广电传媒缺乏进一步合作的向心力和推动力。

３．社会文化的差异。粤港文化虽然有着本根上的一致性，但由于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的不同，难免出现分化。粤文化在承继岭南文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断变革的社会形态的影响，但本质上，粤文化的特色依然是岭南文化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和更新。而经历了上百年的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文化在继承岭南文化的同时兼收并蓄了西方

文化，并通过文化的涵化而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结构形式。两种文化的彼此渗透及其长期的历史积淀，造就了香港文化多元混合的精神气质。因此，香港广播电视更热衷于学习、引进西方国家广播电视人才、技术，更容易模仿西方国家的东西，对内地的一些做法则缺少热情；而广东内地的广电传媒对香港广电传媒的许多行为在学习和借鉴中也是慎而又慎，不敢苟同。这无疑成了双方进一步合作的阻力与障碍。

结 语

通过对粤港广电传媒竞争与合作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考察与分析，我们看到竞争对粤港广电传媒发展的必要性，关键是看双方如何竞争。新形势下，竞争的双方应该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竞争中找准自己的生态位，进行差异化的错位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广东电视的任务是：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实现本土电视频道间的有序竞争，提高广电的整体竞争力；创新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尤其要注重人才的培养与保护；发挥区位化优势，打好“本土化”运作这张牌。在此基础上，广东广电传媒应该将香港广电传媒纳入中国民族广播电视的整体框架，主动寻求国家给予“传媒实验田”一定的政策倾斜，将双方的合作向纵深方向推进。唯其如此，粤港广电传媒才能具备与国外传媒大鳄同台较量的资格。□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文编辑：陈富清）

影视产业的产品和其他文化产业一样，既是商品也是文化产品，它既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推动相关产业发展，还有助于提升一个地区的区域形象。正因为如此，很多发达地区的政府都致力于推动本地影视产业的发展。从亚洲来看，本地区内部存在竞争。从全球来看，存在欧美西方力量对亚洲影视产业的挤压。一方面着眼于亚洲内部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是应对欧美的压力，很多亚洲地区或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影视产业发展计划，并推出了一些促进本地、本国影视产业发展的政策。

本文试图通过影视产业较为发达的新加坡、韩国和香港特区，在促进本国本地影视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规划与实践，分析各地影视产业环境的优劣势及成因，以期能对我国内地影视产业发展有所启发。

一、三地的产业政策与实践

新加坡、韩国和香港特区在影视产业领域的发展与历

史存在较大差异。相对而言，新加坡和韩国是亚洲影视产业的后起之秀，而香港则是历史辉煌的影视之都，这样的差别也决定了三地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实践各不相同。

新加坡：新加坡１９６５　年独立之初，对于影视等文化产业无暇顾及。直到１９８７年才开始调整文化政策，开启了新时代。２００３年新加坡政府明确地提出建设“全球性媒介大都会”的目标，并推出了“２１世纪媒体”计划。该计划有三个主要任务：提高媒体行业对新加坡ＧＤＰ的贡献值，增加媒体行业的就业岗位，提高人均经济增加值。“２１世纪媒体”计划意味着新加坡构筑亚太地区影视产业中心的国家政策非常鲜明。但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新加坡一向对媒体实行较为严格的规制。这样的媒体规管及文化传统也构成了阻碍新加坡成为亚太影视产业中心的潜在因素。

韩国：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韩国一直奉行“贸易立国”的国策。金融风暴之后，为走出经济困境，韩国

新加坡、韩国和香港的

影视产业政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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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文化立国”的新国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如今韩国已是亚洲公认的文化产品出口新兴国家。可以说韩国“文化立国”的系列配套政策，比如法律保障、财团参与、改变审查制度、推动国际协作等均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总体而言，韩国影视产业的兴起主要是韩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建设影视产业中心的构想，而主要是作为以东亚为主体市场的影视节目生产制作中心而存在。目前韩国影视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如人才短缺、筹资困难等瓶颈制约。

香港：香港影视业的历史悠久，自２０世纪初香港就是中国仅次于上海的两个电影中心之一。但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香港电影业开始走向下坡。为振兴影视产业，九七回归之后香港特区明确提出要推动香港成为“亚洲广播中心”。为此，特区政府陆续颁布实施了一些新政，比如成立“电影发展局”、改进影视融资环境、提供优惠政策如ＣＥＰＡ等等。但客观地说，这一系列救市政策效果并不如人意。而香港影视界一度寄以厚望的优惠政策，由于大陆和香港市场在文化背景、欣赏口味、审查制度等方面的不同，也使该项政策在电影和电视业的效果均大打折扣。

二、三地影视产业环境与产业政策的对比分析产业环境是指对处于同一产业内的组织都会发生影响的环境因素。和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概念有所不同的是，产业环境关注的是对处于某一个特定产业内的企业以及与该企业存在业务关系的企业所发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影视产业所处的产业环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影视产业在三地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潜力，并基于此再来对比分析三地影视产业政策的长短高下。

根据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指数报告”，新加坡、日本、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被认为是亚洲最具有竞争力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优良的基础设施、受教育良好的人力储备、灵活且有效率的市场等。不过，尽管以上四地都是亚洲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各地的制度等产业环境却存在悬殊差异。比如新加坡和香港两地经济上同样高度发达，在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但香港的传媒百花齐放，政府的干预和限制较少；而新加坡则对媒体有严密控制。

根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０６年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指数”报告，新加坡是引领亚洲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但是，对比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三地的“商业竞争力指数”，则香港和新加坡的商务环境基本上是旗鼓相当，但香港要略优于新加坡，而韩国就要远逊于香港和新加坡。

当然，相比于新加坡和香港，韩国的弱势除了产业大环境和商务环境之外，韩国影视产业与外部的国际联系也缺乏优势。新加坡和香港都是众多国际影视机构的区域中

心所在地。以新加坡为基地的包括有ＡＢＮ，ＨＢＯ，ＥＳＰＮ，发现频道，以及迪斯尼等。而以香港为基地的则有Ｓｔａｒｖｉｓｉｏｎ、银河卫星、亚太卫视、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ＨＫ）、东风卫星电视、美亚电视、华娱卫视、特纳国际、ＣＮＮ、阳光文化网络电视、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ａｔｒｉｘ、天浪卫视等１３家非本土的广播影视机构。而国际跨国影视机构在以韩国作为区域中心的则寥寥无几。跨国广播影视机构带来的资源不仅仅是国际市场的影视产品需求，还包括前沿的节目创新、传播科技、需求预测、营销和发行等。一个地方如果能吸引跨国影视机构的入驻，无疑可以获得其带来资源的外溢。因此，从影视产业的国际化程度来比较，韩国也再次输于新加坡和香港。

但是，相比于新加坡和香港，韩国也有其优势，最为突出的是韩国对影视技术革新的敏锐和快速接纳消化的能力。影视产业从一开始就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而且影视产业的发展至今也始终和技术革新有着紧密关联。比如卫星技术、数字技术等无不决定着影视产业的发展方向，决定着影视节目的制作方式，甚至决定着影视节目的类型。韩国在影视技术革新方面可以说走在亚洲前列。２００２年韩国政府确定在汉城建立亚洲的“数字媒体之都”，在土地、税收和金融等方面提供优惠，旨在吸引境内外高科技数字媒体与娱乐企业、数字媒体技术和软件企业入驻，从而使韩国成为东亚的媒体商务大都会。这个计划预计将在２０１０年完成。

在顺应数字技术融合趋势而将分散的媒体规制机构整合方面，香港一直处在研究咨询和规划设计阶段。直到最近两年，成立新的规制机构才提上特区政府的议事日程。而新加坡相比于香港则有更高的敏锐度，这点从政府的媒体管理机构的架构调整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早在２００３年已经将原本分散的媒体规制机构合并为现在的媒体发展局（ＭＤＡ）。

从三地影视产业发展历程来看，媒体产业的发达程度和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关系密切。三地的历程都印证了这点。韩国的影视产业是在上世纪８０年建立了现代民主政府制后，才开始繁荣起来，新加坡的媒体内容产业也是在立国二十多年，经济起飞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香港影视产业的历程则是一个反例，曾经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致使总体经济大幅萎缩，以至于香港影视产业也遭池鱼之殃，元气大伤。

新加坡与韩国都是在本国影视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影视产业如何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值得后来者中国大陆借鉴。□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本文编辑：陈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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