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文化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岳国文

内容提要

隐逸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隐士;隐逸文化;心隐;庄子哲学。

隐士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在西方国家也有,但没有中国这样的连续性、稳固性和完整性①。究其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与强权统治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有关,这是大致不错的结论。强权政治,是隐士产生的直接原因。隐士产生的历史,差不多与人治的历史相同时。人类生存的太古时期,是一个理想的生存状态,人人都享有绝对的自由,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人和人之间平等相待,和谐相处,人与人,人与群体了无嫌隙,这种本然的,淳朴的生存状态,使人的拘束感和耻辱感无从滋生,人没有禁忌与自由,耻辱与尊严的对立,人的生存理想与生活现实没有冲突,故无精神和心灵痛苦的感受,也就无所谓显与隐、进与退。这样来看,太古时期没有隐士产生的动因和条件。随着人类的生存状态进入到社会生存状态,产生了王权、统治和礼法,这种强制性的权力和规范,使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人的自由意识和尊严感不断滋生并放大。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不得不避开王权和礼法,于是走出俗世,隐遁其身,不与世俗为伍。这是隐士产生最直接的原因。

既要躲开强权统治的束缚,就必须得有个去处,这个去处既要能避开世俗的牵扰,又要具备最起码的生存保证。中国特殊的地理条件为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提供了保证,也为避世的隐士们提供了生存环境和归宿,使得隐士的避世成为可能。这两个条件使的中国的隐逸之风,得以产生,延续和发展,代代传承,成为主流文化之外的非主流文化的一支奇葩。当然,除了强权政治而外,随着强权政治而产生的人性当中的各种弊端,以及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隐士避世的重要原因。因为在俗世存身就免不了和世人交往,而这种交往带来的往往是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为避免俗事的牵绕,身心清静,他们不得不选择隐的道路。因而隐士不仅是避世之人,也是避人之人。但这只是隐士产生的客观原因,为什么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有些人成为隐士,有些人却汲汲于名利富贵,选择不同的道路呢?这就与个人主观的价值取向有关。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说:“观其甘心吠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矣。”一般而言隐士的价值追求,在于个人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在他们看来人只有在享有充分的自由和保持绝对的尊严的状态下,人的精神才是高度愉悦的,而人的生存价值,应是以精神的绝对快乐为原则的。舍此,世间的一切都不足以成为他们存身的理由。所以隐士的产生与个人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有关。这就是说隐士的产生既有客观的条件,又有主观的条件,是主观的追求和客观的现实发生矛盾之后,自然生发出来的一种调剂的方式,它是一种理性的抉择。因而隐士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往往是:清高孤介,安贫乐道,通达事理,傲视权贵,鄙视功名。因其高洁脱俗的志趣人格,特立独行的气质风范,为世人所所钦羡。

隐士的身份地位,与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有关。士是中国古代王权统治中,地位和身份十分独特的一个群体,它介于统治者和平民之间,自身拥有文化知识,通古明今,洞察事理,心气甚高,

主观上把一切都看得很清、很透,人世间的权力,利益、富贵、功名等,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什么神秘、尊贵的东西,在精神上不愿屈从。但是由于他们地位的低下,常常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是出于个人主观上清醒地认识、发现与实际上的无法改变、无力改变之间的矛盾,所以士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痛苦的人。普通庶民由于客观的原因,他们在精神上处于一种单纯和空白的状态,对宇宙人生和自己的命运无从深入地思考。中国古代社会,“学在王官”“礼不下庶人”的文化专制制度,使得普通百姓不可能拥有知识,不可能对历史世情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在他们的头脑中,把王权和等级看得神秘而又高贵,似乎高不可攀。而把自己受制于人的命运看成是一种必然合理。因为心灵的迟钝和蒙昧,他们在精神上的痛苦也就轻微,只有劳作和身体的苦痛,而无精神的痛苦。不觉悟,无意识便无痛苦可言。而士则恰恰相反,由于他们的知识和觉悟意识,使他们的眼界很高,又由于他们地位的低下,无力改变他们觉悟的一切,故内心是非常矛盾、痛苦的。他们处在王权与礼法的挟制和个人心灵的自由与尊严的执著念想中,矛盾地徘徊,摇摆,深受抉择的煎熬和苦痛,要么放弃自由和尊严,屈从王权,选择仕的道路,要么抗拒王权,以满足心灵的自由与尊严,选择隐的道路。不论仕隐,都既是一种拥有,又是一种放弃,不论拥有还是放弃,都只是士人各适心性的一种抉择罢了。所以隐士是针对士阶层而言的。田间耕作的农人,成天置身于田间,与山水为伍,以稼穑为友,并不能称之为隐士,因为这是他们的本然状态,本然是显而非隐。“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也。”②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贡“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时说:“行己有耻,使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③可见士本应该在社会政治场上显山露水,施展才智,有作有为,他们却逃离自己的用武之地,隐遁不出。当显而隐者才能称之为隐士。《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我们从前人对隐的内涵的这些表述中可以见到,只有那些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所以,隐士就是隐居不仕的士人,这是隐士最本质、最精确的定义。隐士文化作为中国非主流文化的一支奇葩,从它产生之后,代代相承,并由于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的产生,为隐士文化提供了理论的,哲学的依据,后世各代都有以隐著称的名士,由于时代政治局势的不同,隐的方式和隐的类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不断注入时代的内容,使隐士文化不断发展,大大丰富了隐士文化的内涵。后世学者,尤其是近现代学者、学人对这一方面发文阐释,多有探讨,因与本文论述的内容无关,故不赘述。

下面仅就庄子之前的隐士行迹作纵向和横向的考察,试图找到先秦隐士文化对庄子人生哲学的影响。

有关隐士行迹,在先秦古籍中均有记载,《论语》和《庄子》中记载尤多,且比较集中,我们把两部典籍中有关隐士记载的部分,剪摘出来,做一些分析,就可以看出,在庄子之前,隐士文化,流传已久的事实,并通过这些隐士言论和行为的考察,足见隐士的精神特质和风范,把它与庄子人生哲学中的一些主张作以比照,就能见到隐士文化对庄子人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典籍中记载下来的隐士,当然都是有名迹可考的。但我们知道,在没有文字记载以前,文化的传承主要依靠口传的形式,口传的东西是不容易固定下来,而常常走样。而且口耳相传,只能是现场的口宣耳闻,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进行,受众有限,流传的规模一般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单线传播,往往由于传承者的突然中止而失传。而人治的历史开端,保守的说也在公元前3000年以上,至庄子生活的时代(公元300年左右)相距近乎3000年,在这3000年的历史当中,不知有多少无名的隐士,在流传过程中被埋没,流传下来的只是古代隐士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当然,能够流传下来的,也都是名气和影响很大的,可以说是这一时期隐士的代表,即使数量有限,也足以展示这一时期隐士的风范和特质。

最早的隐士有许由、巢父、善卷等,差不多与尧舜同时,《庄子》书中多有记载。许由、巢父、善卷等人,都是传说尧舜时期的贤者,治国之君的尧舜都愿把君位让给他们,但他们都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