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实秋人性论的性质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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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 理论学刊 Dec.2004第12期 总第130期 Theory Journal N o.12Ser.N o.130
论梁实秋人性论的性质及其演变
高旭东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北京100083)
〔摘 要〕梁实秋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是“人性论”。过去一般将这种人性论等同于“资产阶级人性论”,而事实上,梁实秋的人性论是从白璧德那里来的推崇理性控制的古典人性论。在与左翼文人论战期间,梁实秋人性论的内涵逐渐由理性置换为情感,由开始否定阶级性、时代性到肯定阶级性、时代性,只是同时更强调人性。这显得更接近真理,也更接近五四文学的传统。但是梁实秋的人性论强调的是喜怒哀乐的纯粹形式,这就使他的人性论与动物性很难区别,而他要注销“人”的词汇,又使他自我颠覆了他的人性论。
〔关键词〕梁实秋;人性论;性质;演变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4)12-0107-04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梁实秋被中国大陆一般人所知是因为他是人性论的宣扬者,而且这种人性论还被定义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其实,只要认真读两篇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批评文章,就可能发生疑问:梁实秋的人性论果真是资产阶级的吗?当然,梁实秋确实为“资产”辩护过,也赞同“资产是文明的基础”的论断,但是梁实秋的人性论与资产阶级人性论却有很大的不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与追求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认为追求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但是,梁实秋的人性论是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那里来的,是以理性控制感情与欲望为基本、以接受理性指导的人性为常态的人性。这种与希腊的古典理性结合在一起的人性论,既反对个人不受理性指导的自由追求,又反对基于同情的人道主义和平等观念。
一
与近代资本主义打破古典与中世纪的和谐宁静的对立与动态相反,梁实秋所推崇的人性论追求的是和谐与均衡,认为人性是普遍的、固定的、永久不变的,“文学的任务即在于描写这根本的人性”,所以梁实秋最推崇的批评语言是“沉静地观察人生,并且观察人生的全体”[1](P291)。关于文学与人性、理性、情感、想象的关系,梁实秋明确地表述道:“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包括的是几样成分?)惟因其复杂,所以才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学。”[2](P143)并且,不仅文学创作要基于人性,文学批评也要基于人性:“吾人要得一固定的普遍的标准必先将‘机械论’完全撇开,必先承认文学乃‘人性’之产物,而‘人性’又绝不能承受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支配。……纯正的人性,绝不如柏格森所谓之‘不断的流动’。人性根本是不变的。”为了证明人性的固定不变,梁实秋接着就以古典名著来表明这一点:“《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所以文学作品的伟大,无论其属于什么时代或什么国土,完全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标准之下衡量起来。无论各时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气候是如何的不同,总有一点普遍的素质……是故文学批评不在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国土的文学标准,而在于超出时代与地域之限制,建立一个普遍文学的标准,然后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国土的文学品味对于这个标准是符合抑或是叛异。”[2](P123-125)
不过,梁实秋在与左翼文人论战之前,提到人性的时候并不特别多,在“普罗文学”消失之后,也较少论述人性问题,尽管他对文学表现人性的观点一直是很推崇的。梁实秋集中地谈论人性,是在他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战的时期。可以说,人性论是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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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反对“普罗文学”倡导的阶级论与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当左翼文人高喊“革命文学”的时候,梁实秋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至于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相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发生关系。因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的标准。所以‘革命的文学’这个名词,纵然不必说是革命者的巧立名目,至少在文学的了解上是徒滋纷扰。”在人性的文学天平上,不但“革命文学”是假概念,就是“大多数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等统统都是假概念。“你描写在帝国主义者‘铁蹄’下之一个整个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这样的作品是伟大了,因为这是全民族的精神的反映;但是你若深刻的描写失恋的苦痛,春花秋月的感慨,这样的作品也是伟大了,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共同的人性的反映。”“在革命时期的文学家,和在其他时期中一样,惟一的修养是在认识人性,惟一的艺术是在怎样表示这个认识。创作的材料是个人特殊的经验抑是一般人的共同生活,没有关系,只要你写得深刻,写的是人性,便是文学。‘大多数的文学’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名词。”[2](P312-314)
尤其在左翼文学张扬文学的阶级性的时候,梁实秋干脆认为文学根本就没有阶级性,而只有人性。梁实秋说:“我的主张是干脆的,我不承认文学有阶级性,阔人穷人写的作品我都看的。”因为“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惧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3](P479)
与此相联系,梁实秋认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也没有阶级性。他从作家论的角度指出:作家是感觉敏锐的天才,他属于什么阶级与他的作品根本就没有关系,“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但是他对于平民的同情真可说是无限量的,然而他并不主张阶级斗争;许多人奉为神明的马克思,他自己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他的志行高洁吐属文雅比贵族有过无不及。我们估量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是只就文学作品本身立论,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份。”[2](P322)梁实秋又从创作论的角度说:“文学作品之产生,更与阶级观念无关。……自从人类的生活脱离了原始的状态以后,文学上的趋势是:文学愈来愈有作家的个性之渲染,换言之,文学愈来愈成为天才的产物。天才的降生,不是经济势力或社会地位所能左右的,无产者的阶级与有产者的阶级一样的会生出天才,也一样的不会生出天才!”[2](P316)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对于文学的欣赏尽管在梁实秋看来是属于少数人的,大多数人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但是这具有欣赏能力的少数人仍然是与阶级无关。“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赏鉴文学者。”[2](P322-323)他还以美国西部一个富翁订购古代艺术品所闹的笑话为例,认为“资产阶级,有的是资产,但不一定就懂艺术”[2](P354),欣赏文学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真正能鉴赏文学,也是一种很稀有的幸福,这幸福不是某一阶级所得垄断,贫贱阶级与富贵阶级都有少数的有文学品味的人,也都有一大半不能鉴赏文学的人。”[2](P316)
二
梁实秋在刚刚回国张扬古典主义的时候,强调理性多于人性,而且他认为常态的人性就是理性指导与控制的;而在与左翼文人的论战中,所论人性的内涵却从理性变而为情感。梁实秋在界定文学的本质时说:“文学就是最根本最严重的情感之完美的表现。恋爱的力量、义务的观念、理想的失望、命运的压迫、虚伪的厌恶、生活的赞美,这种种都是古往今来的文学杰作的根本质素,而这种种又都是人性的最重要的成分。”于是他宣称,“凡是能完美的表现人生最根本的情感的作品,便是有最高价值的作品;凡是不能完美的表现,或表现虽完美而内容不是最根本的情感,便是价值较低的作品。简单说,文学既是人性的产物,文学批评即以人性为标准。”[2](P230)为了突出人性之核心内涵的情感,梁实秋进而论道:思想进化、技术进化,情感是不进化的,而不进化的情感作为人性,是固定而恒久的。“喜怒哀乐永远是喜怒哀乐,几千年来还不曾看见有什么新的情感的发生。陈望道先生说《子夜》与《红楼梦》与元曲与唐人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不同,我简直不知所云。为做公债失败而悲哀,与失恋悲哀,自然是不同的,其不同在悲哀的缘由,至于悲哀的本质,却没有什么不同。”他又举爱情之例说:“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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