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

广东白宝福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农本商末的传统。到了晚清时期，产生了一股学习西方、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实业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思潮，即实业救国思潮。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一反前代的陈腐观念，以发展民族工商业来抵抗外来侵略成了爱国、救国、富国、强国的明智之举。

“实业救国”，作为一种思想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天朝上国”威严扫地，中国跌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开始饱尝西方列强的凌辱。爱国思想家魏源愤然而起，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强调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以抵御外辱。此后，在十九世纪后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存在，在中国近代众多的社会改革方案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其思想直接发源于这一主张，孜孜以求的就是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近代大机器工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洋务运动的发起人曾国藩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因而必须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富强”。洋务干将张之洞虽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他认为“发展实业可以强国强民”。他积极创办铁厂、兵工厂，并筹办铁路，可看作这一思想的实践。曾受李鸿章委托参与筹办洋务的郑观应也主张兴办实业“富强救国”，并提倡“商战”，他认为发展商业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家和爱国人士纷纷投资设厂，以实际行动践行“实业救国”的主张。其中的翘楚张謇通过对中国现状的思考，和对外国列强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意识到：要改变国弱民贫的现状，不在于兵，也不在于商，而在于工农业和教育的发展，他主张：“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创办纱厂、面粉厂等多种实业的同时，兴办学校，企图实现以实业所得来资助教育，用教育来改进实业，凭实业发展而救国的目标。

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大报刊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要道”五条：改良各种行政机关、调整和统一度量货币、疏通货物流通渠道、收集才智之民归实业界、制定特别保护奖励法规、提出要扩大出口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政策等具体办法，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论。

五四运动前后，“实业救国”论盛行不衰。民族资本家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哲学家张东荪也曾鼓吹“实业救国”。他认为，中国既然有贫乏病，那么开发实业就成为唯一的要求；在开发实业的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与日俱增，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增强国力，要增强国力就必须开发实业。

总的来说，实业救国思潮是作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王朝出卖民族利益的对立物出现的，其内涵在近代中国不同阶段不断得到丰富，对整个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895～1898年近代第一次投资热潮和1905～1908年第二次投资热潮，都与实业救国论者的努力分不开。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主张与活动反映了其阶级利益和要求。这一思潮的根本目的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因而与“民主共和”成为当时两大社会思潮。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发展实业来挽救民族危亡，具有爱国主义的进步意义。在“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民族工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为中国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起了抵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