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赋

汉代的赋
赋是盛行于汉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以诗经中“赋”的表现手法为基础，在吸收了楚辞的一些艺术技巧后形成的一种新兴的文体。它常采用问答的结构方式、铺陈夸张的艺术手法叙事状物，形式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只能诵读，不宜歌唱。是汉代最为兴盛的一种文体，故又称为汉赋。
一、赋的形成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也就是说，赋这种文体是在诗经和楚辞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诗经》中“赋”的表现手法是汉赋的远源。前人在概括《诗经》的艺术特点时说：“赋也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种手法侧重于对事物进行直接描写，且多用铺陈叙述的方法。这种方法也被其他文体得到借鉴和运用，从而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战国时代诸侯、士大夫在交往中“必称诗以喻意，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为了表现自己及国家的财力、物力等状况，就要大量运用到“赋”的这种铺陈手法，从而为“赋”从一种表现手法发展为一种文体起了推动作用。
战国中后期，楚辞的出现，又为赋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常用较长的篇幅、华美的语言、词汇和问答对唱的方式来铺陈事物，这进一步丰富了赋的表现形式，促成了赋体文学的产生。到战国后期，赋体文学出现在文坛上。
赋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荀卿和宋玉是最早的赋作家。史料记载荀子有赋十篇，现存礼、知、云、蚕、针五篇。他在《赋篇》中采用当时流行的“隐语”手法写了“礼、知、云、蚕、针”五种事物。（“隐语”即“谜语”）
宋玉在继承屈原“辞赋”的基础上吸收了散文的特点和表现手法，创作出了《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等作品，已表现出与屈原的辞赋迥不同的区别：内容上由侧重抒情转向了叙事、咏物；对事物的描绘、叙述更为细腻、具体；铺陈、夸张的手法得到更加充分的运用；语言辞藻也比楚辞更为丰富；而且在结构方式上已采用问对的方式等等。总之，诗的成分已明显减弱，而散文的成分则逐渐加强，这种演变标志着汉赋已经形成。
二、汉赋的发展及各种赋体的特点
赋在汉代非常盛行，是汉代最具特色的文学样式。汉代的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出现了骚（体）赋、大赋和小赋三种赋体。
1、汉初至武帝继位（前86年），是汉赋的形成时期，它以骚体赋为代表。
骚体赋指模仿楚辞而写成的赋，这种赋体在形式上与楚辞没有多区别，句子中也多用带“兮

”的语句，内容上也较注重抒情，是一种由楚辞向赋体文学转变的一种赋体样式。
《文心雕龙?诠赋》说：“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汉书?艺文志》录陆贾赋三篇，今具不传。又录贾谊赋七篇、枚乘赋九篇。这三个人物，就是汉赋兴起阶段的代表作家，只可惜陆贾的赋我们今天看不到了。现存主要作家作品有贾谊《鹏鸟赋》、《吊屈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等。
2、武帝到东汉中叶二百余年间是汉赋的兴盛时期，它以大赋（散体大赋）为主。
散体大赋（又称体物大赋）的特点：
大赋是汉赋中最具特色的赋体：它的特点：①体制宏大，篇幅较长，一般都在千言以上；②多用铺陈夸张的手法，语言华美，词藻富丽；③内容上多写宫殿、苑囿、京都、山川等壮丽的事物以及帝王的活动；④结构上多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由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⑤散韵结合，正文以韵文为主，序、尾一般用散文。
如《子虚赋》
班固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刘勰也说：“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枚乘的《七发》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标志着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
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很多，代表作家有四大赋家：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扬雄：《蜀都赋》、《甘泉赋》
班固：《东都赋、西都赋》（《两都赋》）
张衡：《二京赋》（东京、西京）
3、东汉中叶以后至汉末的一百余年间是汉赋的衰微时期，以小赋为主。
小赋，东汉中叶以后逐渐兴盛的一种赋体，它篇幅短小，文辞清丽，多通篇用韵，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结构上不用问答体，而显示出灵活自由的特点。
张衡是处于大赋向小赋转变时期的作家，他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是小赋中的优秀作品。
赋在汉代经历了兴起，兴盛到衰落的变化历程，但仍然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六朝时演变为骈（俳）赋，唐宋时演化为律赋，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以来又发展为文赋，现代仍有峻青的《秋色赋》等。
三、汉赋兴盛的原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
汉代在文学上被称为大赋巨史的时代，汉赋是赋体文学的高峰。赋体文学大盛于汉，主要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1、汉代经济的发展，为赋体文学的兴盛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便采取了横征暴敛的政策，“竭天

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再经过秦末亡秦起义和五年楚汉之争的兵燹之灾，到汉高祖刘邦定天下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鉴于亡秦的教训，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标榜无为而治，采取与民休息政策，使经济得以发展。到汉武帝时，“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经济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上引文可以看到，村长乡长乃至下层官吏都可以“食粱肉”，从容长养子孙，子孙的受教育自然不成问题。受教育的士子众多为文坛提供了强大的后备队。同时，由于物质条件丰富，游学为文自无衣食之忧，而对于文学消费者，一篇好文章出来，既使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也不影响抢购纸张传抄作品。赋体文学不是打油诗，是要有良好的教育基础作后盾的。汉代恰恰为士子们从事大规模文学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2、汉代至武帝之前的政治稳定，为汉赋创作出现高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史称：汉初至武帝即位七十年间国家无事，即没有大范围的兵燹水旱等天灾人祸，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士子受教育、文人搞创作提供了有利保障，即使武帝即位后发动开边战争，最初也没有破坏“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社会储备，反而鼓舞了文人们的大一统气概。这史无空前的太平盛景和充满豪情的大一统气概，在赋体文学的高峰期充溢在散体大赋里。
3、对外交往的扩大和宫庭园林的兴建，开阔了汉人的眼界，为赋体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
汉代开通河西走廊，扩大了对外交往，通商范围远达塔什干、布哈尔、撒马尔罕、阿富汗、波斯、印度乃至罗马，而据《西京杂记》和《朝鲜考古图录》记载，汉朝和日本、朝鲜也有通商关系。汉赋中罗列的珍禽异兽、奇珍怪物，大都是人们在当时见所未见的，便赖于对外交往的扩大。如前述，武帝即位时国库丰实，财力充足，所建造的甘泉宫、建章宫、上林苑、通天台、飞帘阁等，使得乃祖刘邦都嫌奢侈的长乐宫、未央宫相形见绌。这些富丽堂皇、豪华宏大的宫廷，和“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丰、镐、潦、潏，纡余委蛇”(《上林赋》)，遍养珍禽异兽的皇帝苑林，共同构成了炎汉一朝的宏丽风景线，两汉文人眼界大开，自然丰富了赋体文学的题材。
4、西汉初年倡导的

、以清静无为简朴素淡为体的黄老之风，在汉武帝即位之后逐渐告退，为“铺采摛文”的汉大赋提供了发展空间；而统治阶级的提倡，又为赋体文学的兴盛准备了巨大的市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很快被奉为经典，文人士子以儒学讨出身，开门授徒的硕儒便在故纸堆中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日益繁缛，经书一字，注解或至万言，这无疑助长了文人铺采摛文、构制鸿篇巨制的风气。比如写“郑女曼姬”，无非是体态婀娜、衣饰华美、飘然若仙，在《子虚赋》中就被司马相如写成这种样子：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郁桡豀谷。衯衯裶裶，扬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舆猗靡，翕呷萃蔡；下靡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这还是静态观察，下面还有在蕙圃中追逐游戏、在清池中游泳，更是极尽铺张之能事。
5、汉朝廷统治者的提倡，也对汉赋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仅西汉武帝之前，见于史书的喜好文学帝、王，著名的就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等。他们招贤纳士，延揽文人，给他们创造闲适的环境，使得他们朝夕论思、时时间作、日月献纳赋体作品。当时著名的文人枚乘、邹阳、严忌、淮南小山等，都是这些诸侯王的座上宾；特别是大文豪主父偃，遍游齐、燕、赵、中山等诸侯国，皆被奉为贵宾。
汉武帝刘彻本身就是个擅长文学的大才子。据说武帝每逢宴会，必要论及赋体文学的创作。有汉一代，史书上明确记载以赋得官的，起码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王褒、张子侨、扬雄(以上西汉)；崔篆、李尤(东汉)等。统治阶级的提倡，无疑刺激了文人作赋的积极性。如“陈阿娇《长门赋》”的故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初年，流行于世的汉赋作品已达九百余篇，知名作者有六十多人(据《汉书?艺文志》)。
就这样，在充足的物质条件、安定的社会环境滋养下，在大汉帝国对外开放商路、对内大兴土木改变都市面貌的全新文化氛围中，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大力提倡和社会时尚的刺激，汉代眼界大开并且“有闲”的文人们，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创造出了赋体文学的辉煌、形成了赋体文学创作的高峰，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大赋巨史的时代。
“辞”与“赋”的关系：
赋的发展与楚辞曾有密切联系，因此汉代往往将辞与赋连称，汉初的“骚体赋”确与楚辞相当接近。但二者终究性质不同。楚辞在根本上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而典型的汉赋已经演化成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

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贾谊（前200—前168）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青年时代就以其卓越的才华闻名于故乡洛阳，二十岁左右被荐为文帝博士，从此就开始了积极的政治和文学活动，先后写下了《过秦论》、《论积贮疏》等颇具文采的政治革新文章，引起了文帝的注意和器重，但也由此起了朝中群臣

如周勃，灌婴等元老们的忌恨。文帝五年（前175年被贬离朝庭，出任长沙王吴差的太傅，四年后召回京师，拜为梁怀王（文帝之子刘楫）少傅，在长沙四年里，贾谊写下了《吊屈原赋》《鹏鸟》等文章，回到京城后，他又多次向朝庭上书，陈述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见解，最后写成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名《汉安策》）尖锐地指出当时的社会问题中“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并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方略，然而却未被朝庭采纳，文帝（前109年）十一年，怀王堕马而死，贾谊自责失职，加之对国家命运的悲伤，第二年，年仅三十三岁的贾谊离开了人间。
贾谊的文学活动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他的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五十八篇，但流传于今天的仅《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数篇，后被刘向收集合编为《新书》。《艺文志》说他的辞赋有七篇，今存五篇，其较完整的保存下来的只有《吊屈原赋》、《鹏鸟赋》，在《吊屈原赋》中，他借屈原的身世遭遇，抒了他怀才不遇的悲怨感慨，司马迁在著《史记》时，对屈贾寄予同样的感情，故后世往往屈贾并称。
贾谊的赋在形式上继承了楚辞的特点，在抒情上也继承了屈原的风格，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家。
《鹏鸟赋》
这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该赋作为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期间。《史记?贾生列传》“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鸟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曰鵩，贾生既已迁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长沙王吴差是当时唯一的外姓诸侯王，任长沙王太傅实际上也就是被排挤出朝廷，遭到了贬官，这对政治热情很高的贾谊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到了长沙后，南方潮湿的自然环境又加重了对他的折磨，因此他深恐生命不得长久，于是就借猫头鹰飞进室内这件事，写下了这篇自我安慰，自我解脱的著名小赋。
第一自然段是全文的引子，交代了作者官作此赋的原因，因为鵩鸟飞栖于自己的室内，对这种不吉利的事，作者感到慌恐不安，于是请求鵩鸟予以解答，实际上也就是提出问题，提出了野鸟入室是凶、是祸，还是吉，福和凶、吉降临的迟早，快慢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为后文发表议论奠定基础。
第二自然段借鵩鸟之口为提出的问题解疑。
首先阐述了万物的变化的规律是不断变化、回环往复、互相联系的。
引用老子《道德经》的话和夫差、勾践、李斯，传说为据，论证了吉凶祸福，对立的双方，互相依赖，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说清的道理。用不可知论，回答了野鸟入室是凶、是吉的问

题。
以水、矢、云、雨等自然现象论证了事物的发展受各种外部因素、外力的影响很大，且变化多端，那么结果如何，无法预料，什么时间会到来，也无从知晓，这就回答了“野鸟入室”所预示的吉凶降临的快慢、迟早问题。
作者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人是自然造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并无特别的地位和价值，所以变成人不值得珍惜，变成了他物也不足以痛心——是凶、是祸并无特别意义，表现了作者坦然对待人生的乐观心理。
最后探讨了对待人生的方法
接着，作者又归纳总结了各种各样的人对待人生的不同方法和结果。
经过对比得出了自己对待人生的态度和方法：顺天委命，把一切都交给天命，与道翱翔。
最事几句，回扣首段，说明野鸟入室一事，不值一提。
这篇赋借鵩鸟之口阐述了自己对吉凶祸福、淹速之度的看法，通过分析解除了对“野鸟入室”这件事的疑虑，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待人生、对待社会的思想和方法，但是这些思想和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消极的，如文中所宣扬的顺天委命，弃智遗形，不为物累等思想，都带有浓厚的虚无主义的消极因素，赋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和认识也有一些是错误的，如认为事物的发展的循环论，不可知论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贾谊是在愤懑之中，是在黄老思想极为盛行的时代，写作此赋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哲学问题，而是为了发泄胸中的悲愤，所以这些消极思想中，实际上蕴藏着作者对自己不幸福遭遇的怨愤和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赋中对我国古代哲学中的积极思想和认识也有所继承，如用《老子》的话提示了事物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肯定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则，这些都是道家哲学中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这篇赋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同时，全文都是以带有“兮”字的四言句为基本句式，通篇用韵，而且多用比兴的手法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些都是楚辞中常见的一些特点，但这篇赋也表现出一些与楚辞不同的特点，如铺陈的手法，问答的形式，这又是汉赋的基本特点，所以该赋反映出了汉赋由楚辞发展而来的痕迹，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骚体赋。
从艺术上看，这篇赋大量地运用铺陈、排比的手法，以加强说理的气势，如在阐述吉凶祸福相联系、影响时，作者一连列举出四位古人来加以论证，同时，为了把一些复杂的现象，深厚的哲学命题传达出来。
运用大量比喻，把深奥的道理讲述的清楚明了。如为了说明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就以 为比，为了说明事物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很大，就以“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作比，为

了说明事物之间的因与果，互相转化，以云、雨作比，为了说明自然现象复杂多变，作者以冶炼为比等等，都给人以直接、鲜明的印象。
对比的手法也运用得很充分，如第三段中，作者把达人、大人、至人、真人分别用小智之人，品质，愚人等进行对比，以说明不同的人对待人的方法不同，其结果也各不相同，这些对比的大量运用，同时又具有排比、铺陈的效果。

《七发》（简介）
枚乘是与贾谊同时的著名辞赋家。他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当有九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七发》、《梁正菟园赋》、《柳赋》三篇，其中以《七发》成就最高，其余两篇，后人怀疑是伪作。
《七发》是一篇具有讽刺，劝谕性性质的作品，全文篇幅较长，共有八个段落，第一段是全文的序曲，写吴客前去探问楚太子的病，通过对病症的描述和分析，揭露了楚太子奢侈、淫靡的生活，并指出太子的病不是一般的方法所能治好，接着就一连用了七段文字，分别从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劝涛和要言妙道七个方面来启发太子，以求太子能改变他腐烂的生活，但是前六种生活方式都未能使太子真正动心，当谈到第七种——“要言妙道”时，太子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这篇文章，目的在于说明淫乐、腐化的生活是导致疾病的根源，要根治那样沉浸于这种生活里的人的这些病症，靠改变生活方式还不行，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是要改变过去的思想意识，从而体现其讽谕作用。
这篇赋明显地运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通过反复问答，结构全文，文中虽然杂有带“兮”字的整齐句式，但并不多，而更多的是散文的句式，与《鵩鸟赋》相比，它有多个迥然不同的特点：1、文字语气不象鵩鸟赋那样平淡朴实，而富于铺陈夸张，具有磅礴的气势，语言比较华美。2、虽有说理的成份存在，而很重状写事物，所以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这篇赋都远离了楚辞的特征，而具备了散体大赋的特点，成为散体大赋真正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赋的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七发》的结构形式对后来的辞赋也很有影响，它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构成七段文字，在赋体文学中形成了一种定型的文体，引起了后世许多文人的模仿，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七体文：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曹植《七启》、左思《七讽》等。



张衡与《归田赋》
78-139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等，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他却处在宦官专政、政治黑暗的东汉时代，不被重用，才能无法全面发挥，故又激

发了他的文学活动：他的文学创作有诗歌和辞赋等类，诗歌方面有《怨诗》、《同声歌》、《四愁诗》等。他的《四愁诗》以比兴的手法写自己“思以道术报贻于时君，而惧谗不得以通”的苦闷，全诗共四章，每章七句，每章七言，是较早的文人七言诗，对后来七言诗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赋以《二京赋》为代表，这部模仿班固《两都赋》而作的《西京赋》、《东京赋》，规模宏大，长达八千余字，是汉赋中的“长篇极轨”。同时，在赋的发展史上，他又处于汉赋由状物叙事的散体大赋向言志抒情的小赋的转变时，他的《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此小赋，又是汉代小赋的开端，所以他又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赋家。
《归田赋》
据《昭明文选》李善注，是“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据此，人们认为该赋当作于顺帝初（126）年之前，但也有人认为作于永和三年（138），张衡上书“气骸骨”时，此说与赋的内容相悖，张衡一生并未归田。
全赋可分两段来看：
第一段，写他归田（辞世归隐）的原因：作者以强烈的激愤之情控诉了社会的污浊、黑暗（“阿清手未期”、“天道之微昧”）展现了自己遭受排击，不得重用的处境，抒发了作者要“超尘埃以避逝，民世事于长辞”的愿望。
第二段，设想归隐以后的生活，作者用了两层来写：
第一层，写田园风光的优美：田园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可以使人悠闲地尽情享受这优美的风光。
第二层，写悠闲、快乐的田园生活。
第三自然段写山水渔猎之乐。
第四自然段写室处诗琴书文之乐。
全赋很短，仅二百一十一字，作者简洁明快地抒写了他对社会的憎恶和对自己处境的不满，表达了他要归隐田园的愿望，诗中作者以清新，骈俪的语言描绘出了一幅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悠闲生活画面，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感情和愿望，用强烈的感情色彩来写写，同时又通过景物的展现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从而使情和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自此此赋出现之后，两汉讥讽时事，言志抒情的小赋就不断涌现，并且对魏晋抒情小赋的发展也产生重大的影响。

赵壹《刺世疾邪赋》
生卒不详，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县）人，出于寒门，生活在东汉顺帝、桓帝、灵帝时代，为了耿介倨傲，曾因为被判处死刑，后为计吏入京受到袁逢、羊涉等人的器重而名扬京师，官府多次召启不就，后死于家中。
他的作品据载有16篇，各类文章，但传今的仅有五篇，诗两首，他是汉赋发展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赋作体制短小，抒情言志，从内容到形式上，都表现出明显的转变痕迹，《刺世疾邪

赋》是他的代表作。
这篇作品揭露了春秋战国以来，直到秦汉时代的统治者们“宁计生民之病，唯利已而自足”的贪婪本性，对东汉末年黑的颠倒，邪正易位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大胆地指出各咱社会弊端的出现是由于“执政之匪贤”造成的。作者以强烈的感情尖锐地揭露了东汉统治者的腐朽，社会风气的败坏，邪恶奸佞小人得势，权门豪族不法，正人贤才遭迫害，排挤和贪贱阶层遭受压抑的社会现实，鲜明地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和强烈的反抗精神，其强烈的揭露和批判性是其他汉赋作品中所没有的。
全文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至“直土幽然”）探索了社会弊端的由来和种种表现。
由来：春秋时祸败之始……
表现：情伪万方……
第二段：探索了丑恶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原因：执政……女谒……近习……
危害：欲竭诚而尽忠……
安危亡于旦文……
法禁屈挠于势族……
第三段：抒发了诗人的愤激之情
艺术上：
1、语言清新、犀利，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从语言特征上看，它不似大赋语言上的富丽皇堂，反复铺陈壮写，而显得简洁，明丽，直接了当，字字直刺现实，把作者的感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2、比喻生动，对比强烈
3、骈偶化的倾向
在本赋中，作者大量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排列在一起，形成了骈偶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