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本文摘自《老年生活报》2012年12月3日第13版，作者：丁学良，原题为《斯大林的绝招：

恐惧与收买》

斯大林是第一流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要想别人听话，最根本的是两手，第一是让人处于恐惧之中，第二是给人足够的私利。

1922～1923年间，斯大林就开始建立台面和台下两套系统。他让“任命局”把所有第一二层次最重要的机关干部职务列一个现职名单，再列一个后备名单，万一这些人不听话了，成了“内奸、特务、叛徒、暗杀组织者”了，马上有替代者。到了1936～1937年，所有重

要职务都配一到两个替代者，官员们随时可以被清洗。他使官员日夜意识到，你是可以被替代的，但何时被替代，谁也不知道。红军领袖之一的乌博列维奇，每次离家上班时都要准备一个日常用品包，因为不知道出去了是否还能回家。这就是人事制度中的恐惧一面。

另一面就是收买。列宁时代，所有高层不能拿高工资。党政、企业等的高层，工资都不能超过最好的技术工人。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实行“大信封”制。除了工资，斯大林对他最依赖的人给予私底下的收入。这种制度细节只有他及其办公室主任知道。

赫鲁晓夫上台后，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承认，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拿了多少信封装的钱，反正很多。斯大林通过信封给钱的，都是帮他做核心操作的人。这钱从不上账不交税。

到1930年时，他已全面改变了20年代的工资规矩，所有高级领导人的工资，已经涨到比最好的技术工人高30到40倍。

大信封的做法，变成了一种收买制度。没有公平标准，也没有记录。

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党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人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

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