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

《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

我们想给小说下一个简单而明白的定义，似乎不大容易。但目下情形，“小说”这两个字似乎已被人解释得太复杂太多方面，反而把许多人弄糊涂了，倒需要把它范围在一个比较素朴的说明里。个人只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这定义说它简单也并不十分简单。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即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但是第一部分不大够，它太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但是第二部分也不够，它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方可望成为一个小说。

我并不说小说须很“美丽”的来处理一切，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不说小说需要很“经济”的来处理一切，即或是一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的量与质上，就容许不必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发展呢，无所谓“真”，也无所谓“伪”，要的只是恰当。全篇分配要恰当，描写分析要恰当，甚至于一句话一个字，也要它在可能情形下用得不多不少，妥贴恰当。文字作品上的真美善条件，便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

我们得承认，一个好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为止。我指的是作者能对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庸俗乡愿道德，社会虽异常需要，然而已有许多简单而便利的方法和工具可以应用，且在那个多数方面极容易产生效果，似乎不必要文学中小说来作这件事。小说可作的事远比这个大。若勉强运用它来作工具，实在费力而不大讨好。（只看看历史上绝大多数说教作品的失败，即可明白把作品有意装入一种教义，永远是一种动人理论，见诸实行并不成功。）至于生命的明悟，消极的使一个人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

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模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或积极的提示人，一个人不应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须在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肉体基本的欲望，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向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发展。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我认为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说得夸大一点，到近代，小说既以人事作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都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印刷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进步，又可以把它些作品极便利的分布到使用同一种文字的任何一处读者面前去。托尔斯泰或曹雪芹过去的成就，显然就不是用别的工具可以如此简便完成的！二十世纪虽和十八九世纪情形大不相同，最大不同是都市文明的进步，人口集中，剥夺了多数人的闲暇，能从从容容来阅读小说的人已经不怎么多，能从小说来接受人生教育的更不会多了。可是在中国，一个小说作品若具有一种崇高人生理想，希望这理想在读者生命中保留一种势力，依然并不十分困难。中国人究竟还有闲，尤其是比较年轻的读书人，在习惯上文学作品来耗费他个人的剩余生命，是件已成为习惯的时髦事情。若文学运动能在一个良好影响上推动，还可望造成另外一种人的习惯，即人近中年，当前只能用玩牌博弈耗费剩余生命的中层分子，转而来阅读小说。

可是什么作品可成为恰当？说到这一点，若想举一个例来作说明时，倒相当困难了。因为好作品多，都只能在某一点上得到成功。譬如用男女爱情作为题材，同样成为优秀作品的作品，好处就无不有个限制。从中国旧小说看来，我们就知道《世说新语》的好处，在能用素朴文字保存魏晋间人物行为言语的风格或风度，相当成功，不象唐人小说。至于唐人小说的好处，又是处理故事时，或用男女爱憎根源作为题材（如《霍小玉传》、《李娃转》），或用人与鬼神灵怪恋爱作是题材（如《虬髯客传》、《柳毅传》），无不贴近人情。可是既以贴近人情言，唐人短篇小说于明代长篇小说《金瓶梅》又不相同。《金瓶梅》的好处，却在刻画市井人物性情，从语言运用上见出卓越技巧。然而同是从语言控制表现技巧，《金瓶梅》与清代小说《红楼梦》面目又大异。《红楼梦》的长处，在处理过去一时代儿女

纤细感情，恰如极好宋人画本，一面是异常逼真，一面是神韵天成。……不过就此说来，倒可得到另外一种证明，即一个作品其所以成功，安排恰当使一个重要条件。只要恰当，写的是千年前活人生活，固然可给读者一种深刻印象，即写的是千年前活人梦境或架空幻想，也同样能够真切感人。《三国演义》在历史上是不真的，毫无关系，《西游记》在人事上也不会是真的，同样毫无关系。它的成功还是“恰当”，能恰当给人印象便真。

那么，这个恰当究竟应当侧重在哪一点上？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使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一个作家能了解它较多，且能好好运用文字来表现它，便可望得到成功，一个作家对于这一点缺少理解，文字有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败。所以说到恰当问题求其所以恰当时，我们好像就必然要归纳成为两个条件：一是作者对于语言文字的性能，必须具敏锐的感受性，且有高强手腕来表现它。二是作者对于人的情感反应的同差性，必须有深切的理解力，且对人的特殊与类型能明白刻画。

换句话说，小说固然离不了讨论人表现人的活动种种，但作者在他那个作品的制作中，却俨然是一个“上帝”，（这自然是一种比喻。）我意思是它应当有上帝的专制和残忍，细心与耐性，透明的人是一切，再来处理安排一切，作品才可望给人一个深刻而完整的印象。一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天才”与“热情”，常常都不可免成为毫无意义的名词。所有的只是对人事严密的思索，对文字保持精微的敏感，追求的只是那个“恰当”。

关于文字的技巧与人事理解，在过去，这两点对于一个小说作家，本来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可是到近来却成为一个问题。这有一种特别原因，即近二十年中国的社会发展，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不可分，因此一来小说作家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地位。这地位也有理也有害，也帮助推进新文学的发展，也妨碍伟大作品产生。新作品在民十五左右已有了商品价值，在民十八又有了政治意义，风气习惯影响到作家后，作家的写作意识，不知不觉从“表现自我”成为“获得群众”。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