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楷第与中国通俗小说目录学的发展分析

孙楷第与中国通俗小说目录学的发展分

析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中国通俗小说历来不被文人所重视，所以官修书目中并没有著录通俗小说，对于通俗小说的著录也只是零散见于一些私家书目。直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小说地位尤其是通俗小说地位的不断上升，众多学者才将目光投到通俗小说的研究当中。随着研究地不断深入，专门著录通俗小说的书目也逐渐出现并随之完善。至1933年，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问世，标志着中国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正式形成。

一孙楷第之前通俗小说目录的著录状况

(一)著录通俗小说

《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业也”，可见小说这一体裁历来不被士大夫阶层所重视。直至唐宋，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小说这一通俗文学样式越来越受到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创作数量也随之增多。但囿于传统文学观念——小说乃属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学，士大夫阶层仍普遍轻视小说戏曲。官修书目中，通俗

小说未有一席之地。直至明代，私家书目中，高儒的《百川书志》才将通俗文学提到一个可观的位置。

中国小说目录学史上最早著录通俗小说的是明代的私家书目——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在《百川书志》中将通俗小说归入史部，在史部之下创设“野史”、“外史”、“小史”三类来著录通俗小说，展现了他独到的目录学思想。在“野史”类中，高儒著录《三国志演义》二百四卷、《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在“小史”类中著录《剪灯新话》。这虽不出于传统的小说稗官野史的观念，但从书中另有子部“小说家”类、“神仙”类并兼收志怪传奇来看，高儒显然是有意在旧的“小说家”类之外，努力为通俗小说寻找一个更能凸显其特点的位置。他把戏曲也放在史部，称之为“外史”，同样显示了这种努力[1]。

高儒不受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大胆冲破旧有的藩篱，为目录学引入进新文学样式的创造精神，还是值得钦佩的[2]。同时，高儒的所作的著录工作为研究元、明、清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二)著录宋元话本

私家书目中，最早著录宋元话本的应当属钱曾的《也是园书目》。本书共设8部，除经、史、子、集外，还设有三藏、道藏和戏曲小说四部。其中戏曲小说又

细分为古今杂剧、宋人词话、传奇、通俗小说等八类。在宋人词话中著录有《灯花婆婆》、《错斩崔宁》、《西湖三塔》、《种瓜得瓜》等话本小说16种。私家书目的著录则有助于我们考查话本小说的流传和演变。例如《灯花婆婆》这一宋代话本，现已失传。冯梦龙《新平妖传》第一回卷首有情节节要。但它在明代仍有流传，钱希言《桐薪》三卷、天都外臣《水浒传序》和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等都有明确记载。《也是园书目》的著录，即可为旁证[3]。

《也是园书目》中除了著录宋元话本，在通俗小说中还录有《古今演义三国志》十二卷《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梨园广记》二十卷等。

(三)著录戏曲史料

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可谓是中国古代戏曲史料的拓荒之作。本书共设目470多条，收录戏曲多达325种。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全书一共八本，通俗小说部分材料远不及戏曲，恐怕最多只占两本，零零落落地散载各册内”(《中国小说史料跋》)[4]。《小说考证》收录曲史料三百多种，其中一百多种今已不可见。因此，《小说考证》所著录的曲目，对于考查古曲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本书亦成为一本著录戏曲的目录学著作。

自蒋瑞藻之后，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发展进入新的时代。大约1912年以后，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第二、三代留学者相继归国，他们文化底蕴丰富，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这些学者便成为连接中西学术的纽带，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来研究中国原有的体例、范式，从而创造出“中国式”的研究方法。白话文运动的引领者胡适，为了推动白话文的发展，专门为通俗小说作序，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推动白话文本发展(后将序文合并成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鲁迅为了弥补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空白，在其课堂讲稿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众多优秀的学者都致力于小说的研究，从而在20世纪初期，小说成为一门“显学”。这其中也包括通俗小说目录学。

尝试从事小说目录学研究的人有很多，如郑振铎在研究小说目录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提要》和《西谛书话》，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的目录学著作，但贡献也是不容小视的;马廉也曾经致力于完成一部小说目录学方面的专著，然也未成功……直至孙楷第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33年完成了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这部书的问世标志着小说目录学已有了初步系统和比较完备的著

作，为小说研究奠定了目录学基础。

二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写法

(一)孙楷第创新的目录方法

上世纪对中国小说分类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为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的“文学史”分类方法，侧重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突出某个时代小说发展的主流，并且能够看到时代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另一为孙楷第在参考《中国小说史略》分类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图书学”分类方法。孙楷第认为如果小说书目完全囿于“文学史”的分类方法，过于纷繁支离，不易观察期发展脉络和检索[5]。所谓“图书学”的分类方法，就是如传统目录学将书目分经、史、子、集四部，强调的是以类相从，任何一本书都应在门类中占有自己的位置[5]。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分类说明》中可以看出，他首先将通俗小说分为讲史和小说两个大类，之后按照时代演变分为宋元部、明清讲史部、明清小说部甲和明清小说部乙四类。其中明清小说部甲指话本小说，明清小说部乙指除讲史以外的章回体小说。每类之下，又有子类：宋元部下设讲史、小说和小说总集三个子类;明清讲史部下设古史、太平天国、古今中外史事等类，按时代排列;明清小说部甲下设短篇(历代书目著录和留存实物)、总集和自著总集三类;明

清小说部乙设有烟粉、灵怪、说公案、讽喻这四类。其中部分类别下面又有子目，如烟粉类下有子目人情、狭邪、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猥亵五类。

这种以小说形式为主体的分法，即突出话本、讲史、短篇小说、章回小说等，同一类型著作再以内容分类，使得条目分明，达到所谓“以类相从，纵横上下，具见条理，则列朝著作之渊源系统与夫异同多寡，可得而稽考”之目的[6]。例如：《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书，如按时代先后的顺序来著录，两本书的排列则相去甚远，无法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另辟蹊径，将两本书归入明清小说部乙中的烟粉类中，《红楼梦》录在《金瓶梅》等书之后，便可以准确的描绘出伟大的《红楼梦》那“卑微”的精神渊源[5]。从而达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

当然，孙楷第的编目方法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较为典型的是，孙楷第将《水浒传》归入明清小说部乙中的说公案类。至于为什么孙楷第会产生如此归类思想，在下文中，笔者将作浅析。然而尚且不论孙目编辑是否得当，孙楷第前后勾连、贯通古今、思维缜密的编目思想，是后代学者在编纂小说目录中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