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2. 韩非子“好利恶害”的法治思想的逻辑起 点— ——对荀子性恶论的继承与超越。首先，韩非子继 承了荀子人性本恶的思想。荀子认为“今人之性，饥而 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人，生而 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10]， 荀子将人性之恶归其“本始材朴”的本能欲望。关于人 性，韩非继承了荀子“人之性恶”的基本思路，提出“好 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 之，此人之情也”，“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 天，而下不属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 不免于欲利之心。”[11]，韩非认为人都有求生存的本能， 这种本能决定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韩非子思想 的出发点与荀子是同出一辙的。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来源 1. 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法治思想的本 体论基础— ——对老子道本论的扬弃。一个完整的思想 体系，就必有其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否则就是空中 楼阁。韩非子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体系也有其坚实的 哲学本体论根基，即韩非子所谓之“以道为常，以法为 本”，这是对老子道本论思想的继承。老子哲学的最高
3. 韩非子抱法、行术、处势不可一无的法治思想 体系— ——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发展。韩非子作为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必然离不开对先秦 法家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他深刻分析了先秦法家代表 人物商鞅“抱法”、申不害“行术”和慎到“处势”的法治 思想，认为他们的思想“皆未尽善也”。商鞅主张抱法， 认为君主要“秉权而立，垂法而治”[13]，才能国富兵强，韩 非子认为抱法却不行术，君主则“主无术以知奸”，帝王 集权就会旁落；申不害强调行术，认为君主必须用术隐 藏个人好恶，以免臣民偷窥到君主想法，才能统治住臣 民，韩非子认为“徒术而无法”，则不能给群臣百姓提供 客观的行为准则，就会造成“臣无法则乱于下”；慎到主 张“处势”，他认为“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14]，所 以君主必须以势服众，韩非子批判其只“重势”而无“法 术”，如果君主之势不结合行之有效的实践准则和方 法，那么君主的权威则得不到巩固和维护。
其次，韩非子人性论思想更有价值的则是对荀子 思想的超越。荀子虽承认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但他 仅仅看到由此导致的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 等负面影响，没有看到人趋向欲利所暗含的正面作 用。他强调要通过“化性起伪”使得“人人皆成尧舜”， 即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人性向善。而韩非子则深 化了对人性之恶的认识：一方面他拓展了荀子对人性 的价值评价，认为人的自利除了有其负面影响，更重
尚的礼乐文明，它是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礼乐 文明和道德教化是“天时”、“地利”以求人和的农耕文 明发展的必然向度，因此，重视礼乐教化有其客观的 必然性。礼乐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统治者 所青睐和标榜的治国理念，已积淀为文化传统内部的 深层底蕴。尽管三代文明传统和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 其不合理之处，但却相对于法家思想而言更符合文明 传统和建立大一统社会，实现社会关系和发展的需 要。法家思想对结束战乱、一统天下虽功不可没，但其 政治主导的地位和作用却是特定的，是春秋战国特定 历史条件下出于整顿经济，富国强兵，使其在战争中 处于主动地位和结束诸侯割据的政治选择，秦的统治 便是一个历史的典型例证，秦凭借法家思想得以强 盛，并最终统一天下，然秦的统治者并未意识到法家 思想与传统农耕文明的抵触，相反“以法为教”、“以吏 为师”，为实现“唯法独尊”而“焚书坑儒”。这也正显示 出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收稿日期：2010- 1- 0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 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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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是“道”，他一方面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 及存在、发展的本质和依据；另一方面主张“道法自 然”，将道和以道为依据的万物的特征和存在状态归 结为“原本如此”之“自然”。韩非子继承了老子的道本 体论，他说“: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8]并 且他认为道与法的关系就是“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即道为法的理论支撑和本体依据，法的存在皆合道 性，乃出于自然，道的统一赋予法以形而上学的保证， 使法获得了神圣的意义。
与此同时，韩非子发展和改造了老子的道本论，他 引入了“理”的范畴，并由此引出了道君同体的思想，这 就为他的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找到了哲学依据。他认 为万物都有其“道”的特殊性表现，即“理”。他说：“短 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黑白之谓理”、“万物各异 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理相应”[9]，“理”和“道”的 关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道通过具体实在的“理” 表现出来，如此，则韩非子的“道”便消解了老子的“道” 的玄之又玄，这正是韩非子对老子的玄虚的“道”的一 种扬弃。然而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本体论最 终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他提出道君同体的思想，宣称 “道”只能为君主所掌握，英明的君主只要掌握了“道”， 就能够知道万物的根源和成败的缘由，他赋予君主以 道的高度，认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君主与 臣民的关系就如同道与理的关系。
3.“处势”：强调“重刑”是韩非子“造势”的最重要 方法。他认为君主应该推行“明赏严刑”的赏罚方法，因 为“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6]，对这些“喜乱”之 民，就无须讲仁慈和恻隐，也不该指望他们能自觉向 善，因此，君主就必须用重刑让他们慑服于刑法、忠实 于君主，也就是韩非所说“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的重 刑罚虽然残忍但却是治理国家的长利之道，它能够维 护和巩固好王权，始终保持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进步性 从政治功绩方面讲，韩非子提出的法治思想内容 强调抱法、行术、处势，其所抱之法要“书约而弟子辩， 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 尽事”，其法有着之前法令所不具有的完整性和强制 性，这为秦朝的法治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成文依据， 也为以后的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 文借鉴；行术之术指出要秉持“刑赏二柄”、“法不阿贵” 的品质，要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 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所指法 律必须是人人平等的包括王权贵族，使得民众在心理 上的心悦诚服的去服从法令，这在当时封建宗法等级 森严的背景下具有着革新的精神和魄力；处势之势虽 有重刑，但却力图极大程度的集中权力于君主、巩固君 主专制、保护中央集权，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的目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 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 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 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 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 至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 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 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 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 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1.“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 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 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 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 主之法必详尽事”[2]，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 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 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 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2.“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 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Βιβλιοθήκη Baidu不能以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韩非子过分强调重刑，夸大法律的作用，忽 视了人的权力和尊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张君主应 利用重刑造势，用严刑峻法来控制和制约人自利自为 的本性，达到“去刑”的目的，所谓“刑重者民不敢犯”， 这样君主才有足够的权势统治好国家。“民智无用”的 思想在韩非法治思想中贯穿始终，人民只是君主统治 国家的工具，这便为重刑提供了存在的依据，而重刑 主义本身严重的践踏了人的人格尊严，它是不得人心 的，加之法律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被人服从的，因为人 是有主动行为的，极端的重刑使法律失去了公平公 正，这样的法律就不会被人民心甘情愿的拥护和服 从，更何况法律的作用也没有大到可以独立解决一切 问题的份上，因为任何法律都离不开人的运作，正如 王伯琦先生所说“韩非之论，始终任法，把人的因素， 一笔勾销。……倘说有了治法，不必要有治人，那是把 白纸黑字的法的力量看的太大了”[16]。所以韩非子的法 治思想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暴虐的重刑使世间天怒 人怨，众而叛之，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 其次，韩非子法治思想对道德价值缺乏足够的尊 重，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相背离。韩非子法治思想过 分重视法的客观强制性，但忽视了对道德价值的尊 重，早在法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前，就有儒家所崇
2011 年 4 月 第 13 卷第 2 期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Journal of the Yinchuan Municipal Party College of C.P.C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 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 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思想 国富兵强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1157（2011）02- 0083- 03
为治”[3]。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 无从治理国家，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 必行于有罪”[4]。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 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 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 《韩非子·有度篇》 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 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5] 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 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
的，这对其所服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目的来说， 有很强的务实性和功效性。总体上说，在战国整体上战 乱不断的历史背景下，韩非子法治思想对结束诸侯割 据的分裂局面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可以说韩非子的 法治思想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案做出了贡献。
从思想文化方面讲，韩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 成，有机结合“法”、“术”、“势”，将法家以法治国的法 治思想不断完善，使法家思想系统化，尽显法于平治 天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源远的法家思想在中 国历史长河中得以流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在秦王朝灭亡之后，法家法治思 想虽然没有成为后世中独立存在的主流思想，依然以 “儒法合流”的方式得以延续，中国历代王朝表面上秉 持的是以儒之礼乐德教治理国家的理念，但内涵却建 立在法治基础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千年以上。 法家的治国思想与儒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德礼刑政 并举互补模式，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最基本的政 治模式[15]。在思想观念上，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诸家思 想的较量中，弥补了儒、道等观念主义的思想所存在 的缺陷，相比于诸子百家，他的思想更符合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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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还有其不可小视的正面作用。他说“: 人臣挟大 利以从事”[12]，即人的自利可以通过君主的“刑赏二柄” 促进人积极主动的自为，让臣民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最 大程度的获得他们所求，从而达到国家的有序治理； 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恶论”始终是维护儒家道德礼仪 的，他有着和孔孟相同的价值倾向：对仁义的敬仰、追 求和肯定。所以韩非子批判荀子的“礼治”，他认为荀 子思想脱离了实际，“礼治”不是治愈社会混乱的良 药，人的恶的本性不会因为礼仪教化而转向善，只凭 借人自觉的道德约束来维系社会生活、结束战乱是靠 不住的，因此韩非子强烈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法出于 道之自然，而礼乐教化纯系人为，并坚信惟有强力的 法治才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