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无用之用”

科学技术的“无用之用”作者：汪怡洋郭明哲

来源：《世界文化》2014年第05期

嫦娥三号探测器成功实现对月球表面的软着陆，完美演绎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登月梦想。这无疑成为中国太空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之后第三个拥有对月球软着陆技术的国家。但因其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无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明显，竟有一些网友发言将之视为无用的科学研究。

科学技术研究的有用性并非现在才开始受到质疑。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认为，企业家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财富与价值，以为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大小才是衡量对社会“有用”贡献的标准。1975年，年仅17岁的盖茨离开哈佛大学，创建了电脑软件公司——微软，仅仅在十几年里，微软公司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多数人看来，衡量事物是否有用的标准仅仅是它能够带来多大的物质利益。由于大多科学技术理论的研究者远远不能达到像比尔·盖茨那样的成就，因此很多情况下科学家被认为远不如企业家那样直接地推动社会进步。在常人看来，国家对科研项目的投入大部分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除了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等少数对社会进步和发展毋庸置疑地具有重大贡献的科研项目，大多数科技研究都是在做无用的重复工作而已。按照这种观念，国家与其在科研上大量投入，不如节约政府财政资金、扶持企业的发展；与其在教育上填鸭式地给学生灌输科学理论，不如教会学生更为实用的就业技能。

科学技术的无用论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首先，对于有用性的论述涉及未来的、潜在的价值和当下、现实的利益之间的取舍问题，认为科学技术无用的人更倾向于后者的立场。其次，在科学的划界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一种“伪科学”，它并非以探求真理为目的，而是为了牟取一己私利。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就是伪科学的典型范例。另外，还存在着一种学术的权威使得所谓的科学研究成为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运动。在托勒密天体学说、燃素说、牛顿经典力学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并被新的学说取代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批又一批的学术权威将精力放在为过时理论的辩护上。这类工作就好比17世纪风靡欧洲的关于第一类永动机的设计运动，最后不过是一种无用功。

认为科学技术是无用的，甚至反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人士以19世纪英国卢德派（主要为手工业者）为主要代表。在他们看来，机器不仅是无用的，而且它挤占了工人的工作和工资，因此他们反对任何以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观念显然目光短浅，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机器的出现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它比任何废奴主义的布道者更为根本地解放了奴隶，生产力的发展比任何空想共产主义者更大方地给予了劳动者更长的假期和更高的真实工资与物质财富。尽管在卓别林出演的《摩登时代》里，机器被描绘为一种异化人类的物质力量，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贡献，虽然在当时，它的价值是不明显的甚至是消极的。

科学技术的无用之用

在作者看来，嫦娥登月的意义并不仅在于证明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经济价值，更多在于它为其它领域带来的潜在价值。一些人认为国内存在航天事业超苏赶美的“过快、过热”的思想，以至于将其斥为“面子工程”，但就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而言，这并非一个入不敷出的形象工程。以美国阿波罗计划为例，它通过研究宇航员采集到的月球岩石样本，使科学家能够详细地研究月球的物质成分，这对于太阳系起源和地球、月球起源研究意义重大。宇航员针对月球的表面形态、重力、磁场、月震等进行了详细研究和探索，获得了宝贵的认识宇宙的直接经验，而这只是阿波罗计划取得成果的“冰山一角”。事实上，这一事件对整个太空的探索及美国很多学科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价值。尽管有人认为，美国在阿波罗计划完成后没有后续的登月计划，从而推断中国的登月计划是多余的，但实际上，美国在成功登月后从未放弃对太空的探索，中国的科技进步在几个世纪之内也不会从阿波罗计划中

获得更多益处。因此，对太空的独立探索是中国提振科技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的重要推动力。

引用2000多年前《庄子》中的一句名言：“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科学技术的功用也有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认为，基础研究似乎远离现实生活，但它其实是“科学—技术—生产力”这一链条中的首要因素，一流大学应有与其发展定位相符合的科研创新战略。基础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拓展人类的知识边界。很多问题的研究似乎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很远，难以在短期内转化为生产力，因此人们开始忽略它们的重要性。科研创新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无用之用”，高度重视产业突破的“无中生有”。

在笛卡尔看来，知识好比一棵参天大树，哲学及形而上学是它的根基，数学、物理和化学是它的树干，医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应用学科是它的树杈。按照笛卡尔的逻辑，功利主义推崇的应用科学只不过是这棵参天大树结的果实而已，应用科学之所以能够给人类带来如此丰硕的果实是因为这棵大树的茁壮成长。笛卡尔的比喻很好地阐释了科技理论以及哲学的价值，换言之，它们的本质是“无用”的。正是这样的科学哲学传统，使西方科学界长期以来没有将数学、哲学等基础科学研究斥为奇技淫巧，而是将它们看作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这也是近代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在科学技术领域领先的重要原因。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在望远镜发明的400多年后，它被广泛应用于军事等领域，更开启了天文学的新时代，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望远镜却被认为是旁门左道，拒绝引入。

钨丝电灯的发现无疑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人们却低估了成功的成本。在大多数人眼里，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一千多次失败，相对于它的社会经济效益是微不足道的，但深入考察电灯泡可以被制造的理论，其实早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人们就已经有了相应的论述，直到法拉第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发电机、欧姆等科学家证明了电流通过电阻可以实现电能与光能的相互转换，电灯的出现才成为可能。缺乏这些理论和设备的支持，即使爱迪生再怎么天才和努力，也不可能发明钨丝电灯。相比而言，爱迪生一千多次失败的尝试，只不过是科学的树杈上结出的“索然无味” 的树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对基础科学的看似“无目的”“无方向”的探索和发展。

基础科学研究看似毫无用处，但它的潜能却相当巨大。美国经济学界曾经对基础研究的经济价值进行过系统分析，结果表明，过去25年里美国经济增长的50%归功于以基础研究为动力的研究和开发。尽管在美国诞生了像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耀眼的企业家，他们为美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骄人的贡献，他们在电子产品市场上的成功却不能离开基础科学研究，正因为计算机等相关设备的出现，才为他们的成功创造了条件。让我们回顾一下194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的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它是个耗资巨大的庞然大物：重30吨，占地150平方米，肚子里装有18800只电子管，但在当时用途却有限。时至今日，再来回顾这一“无用”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