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
22 史学理论研究 2013年第1期
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
张俊峰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在西方，从新社会史中产生了新文化史，那么，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如何?笔者想从欧美和中国台湾学界的研究情况来加以讨论。
先来看年鉴学派。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自20 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年鉴史学所倡导的总体史、长时段和多学科互涉的治史风格，为国内学界所推崇。然而我们也了解到，年鉴史学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即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其内部已经出现了变化，即在布罗代尔时代处于史学边缘的心态史和其他形式的文
化史，一夜之间“从地窖到顶楼”，年鉴史家的学术路子从“经济社会结构”走向了“文化上层建筑”。新一代年鉴史家对来自法国国外的观念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努力综合年鉴派传统与美国的学术潮流——心理史、新经济史、民间文化史、象征人类学，等等。20世纪70年代，出于对计量研究法在文化史研究(尤其是宗教实践史、书籍史与识
字率史)中有效性的质疑，年鉴史学出现了三大新趋势，即人类学转向、政治回归与叙事的复兴。彼得·伯克曾评论说这种新趋势既是对布罗代尔的反动，也是对年鉴传统中一贯主
张的社会史与结构史支配地位的全面反动。①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在此意义上去审视
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发展路径，可以看到从90年代至今，年鉴史学的这三大趋势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有着惊人的一致。在此意义上，不能不说，我们的社会史研究正在步法国年
鉴史学的后尘。
反过来再看年鉴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到了第四代当家人物罗杰·夏蒂埃那里，已经开始从上层文化／下层文化、生产／消费、真实／虚构三方面，去定义新文化史与传统思想史、社会史的区别，他指出当代史学的特色就是“从文化的社会史到社会的文化史”的转换，过去将文化视为社会经济生活产物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把年鉴派早期史家所假定的“客①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答学派，1929-1989)，刘水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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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结构”视为文化“构筑”或“建构”之物。①由是，年鉴新史家们开启了他们称为“表象史”的研究热。所谓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这与美国新文化史倡导者林·亨特所说的“新文化史”在概念上是一致的。1989年夏蒂埃在《年鉴》杂志发表《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可视为其倡导表象史研究的宣言书。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而言，这种转型是否也是我们的一个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呢?
再来看美国新文化史学的发展动向。直至2O世纪70年代，受法国年鉴史学的影响，社会史在美国史学界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在80年代，随着格尔茨、布迪厄和福
柯等人著作的问世，一个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学批评都有深远影响的“文化转向”逐渐酝酿成形，于是从2O世纪80年代开始，新文化史逐渐取代社会史成为美国史学
的显学。我们知道，社会史的学术取向是将研究中心移向下层，通过研究所谓的整体历
史和长期结构来把握社会的真实。而新文化史家却不相信有一个先验的、客观的真实被
动地待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发现，于是“论述”、“叙述”、“再现”等观念，便成为新文化史研究中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由于不相信研究者可以经由科学的律则和普遍性的范畴去发
现历史的真理，文化史家转而对文化、族群、人物、时空的差异性或独特性付出更多的关注。②不少知名的史学家放弃了过去对长期趋势或宏大历史图像的研究，而开始对个别区域、小的村落或独特的个人历史进行细微的描述，微观史学、Et常生活史由此亦成为研究者的新宠。
通过比较欧美学界社会史的“文化转向”，我们不难发现，新文化史之新，究其实质，乃
是一个治史观念的彻底革新，它试图要改变甚至颠覆的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整体
认知，试图用新的视野、新的观念和新的范式来重新书写和表达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开拓新的学术领域那样简单。关于新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区别，有不少学者已作了相当精
辟的区分，在此谨择要胪列，以便讨论。
西班牙学者米格尔·卡夫雷拉在一部名为《后社会史初探》的新著中，开篇第一章就讲述“背景：从社会史到新文化史”这个问题，他分析说：“新文化史学者想要拯救个体，使之摆脱遭贬斥的命运，摆脱社会史将其归入结构之下的安排，授予行动者在塑造社会实践
中扮演某种积极主动的角色，并以人类能动性作为历史考察的出发点。……要避免社会结
构淹没了主体。”③面对这些挑衅，有社会史学者宣称，“社会史学科向文化、情感和符号领域的开放，充其量不过是对前一阶段盛行的社会经济研究的一种补充0”④当然，这种“互补性”的论调也只是代表了一种看法。
在台湾，有台湾新文化史鼓手之称的卢建荣对新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亦有比较明确
①刘永华：《费雷、夏蒂埃、雷维尔：超越年鉴派》(代译序)，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
9一l6页。
②参见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③米格尔·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玛丽·麦克马洪(英译)，李康(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④例见埃里克·J．霍布斯鲍姆对于斯通文章的回应，Erie J．Hobsbawm，“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ome Comments”，Past
and Present．No．86，1980，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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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分，他认为：“新文化史所挑起的这波新史学运动，与前一波社会史学相同的是，都注目于下层社会，但不同的是，社会史侧重人的行动，是具体可见事物，新文化史则强调人行动背后的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①他进一步将新文化史家的学术性格概括为五点：第一，在扩大史料范围上，他们大加利用文艺作品，充实其中人事情节，以重建人们行动所自来的文化；第二，在认知论上，他们将历史之“实”带向文学之“虚”的路途上；第三，在分析工具上，他们仰仗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符号学的一些概念；第四，在历史书写的对象上，弱势的下层社会及其日常生活光景逐渐成为历史聚光灯照到的地方；第五，擅长利用叙事技巧说故事。②
相比之下，张仲民对新文化史研究内容的概括则更为具体和感性，“新文化史之所以被名之为新，其研究范式之新固然无疑，但其新的最主要体现之处还在于研究内容。一些诸
如气味、情绪、梦、垃圾、屎、疼痛、姿态、眼泪、食物、盐、煤、火、声音、镜子、内衣、乳房、厕所、房屋、戒指、发型、服饰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研究对象；至于一些政治、经济类的老命题在新视野下也被重新检视，以另具新义的政治文化史、消费文化史等名目再现于读者眼前。”⑧通过这种具体的阐述，我们能够领略到，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比起社会史来说更为宽泛、多元，甚至是无所不包。在社会史兴起之初，学界曾讥讽社会史是个杂物筐，无所不包。然而，与今日的新文化史研究相比，社会史则有“小巫见大巫”之嫌。那么，随之而来的“碎片化”问题和泛“文化”主义的倾向恐怕也是新文化史研究中需要慎重对待的。
与欧美史学界相比，新文化史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发展则要相对迟缓一些，但也
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先看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依照笔者有限的阅读体会，感觉台湾的新文化史似乎有两股“互不统属”的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一是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李孝悌为首，以史语所、近史所一批致力于明清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包括邱仲麟、巫仁恕、陈熙远等在内，也有一些与他们有密切交往的台湾和海外学者，如王鸿泰、冯客、柯必德等。这个团体近年来相当活跃，与中国大陆社会史学界、明清史学界往来比较密切。他们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由李孝悌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市生活》一书中，在台湾和大陆学界影响较著。另一个是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卢建荣为首的一批所谓“边缘学门”的学术团体，包括蒲慕州、熊秉真、张瑞德、沈松侨、叶汉明、祝平一、江正宽等7位青壮史家。这个团体中的学者除了选取各自感兴趣的角度以新文化史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依托麦田、立绪等民间出版机构译介评论国外新文化史研究动态外，还出版了由卢建荣主编的两部标志性的论文集，即《台湾新文化史：文化与权力》和《中国新文化史：性别、政治与集体心态》。不过，与前一个团体相比，这个团体的学者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受欧美史学风气影响较深，与大陆学界的交往则要疏离很多，因而其学术主张在大陆学界并未能有效推广④。
以上是对台湾新文化史学术力量的一个简要梳理，我们接着来讨论台湾新文化史的内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件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第155页。
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复旦学报》2008年第1期。
需要申明的是，除了这些学人以外，台湾学界应该还有很多从事新文化史，包括医疗、疾病、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比如蒋竹三等，此处有关的分类一定有不妥当甚至是疏漏错讹之处，尚请高明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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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进程和旨趣所在。按照李孝悌的说法，“台湾的文化史研究，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萌芽。其中虽然可以看到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但在最初阶段，对再现、叙述等观念的理论意涵，并不像前述西方史学家那样有深刻的省思，与历史社会学的关系也不紧密。此外，由于台湾的文化史家不像西方的同行那样对社会史的理论预设有清楚的掌握从而产生强烈的批判，所以从来不曾把社会史研究作为一个对立的领域，并进而推衍、建立新文化史的理论框架和课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其实是从社会史的研究延伸而出的。”①笔者认为这段话是对台湾新文化史兴起的学术背景及其
与西方新文化史不同特点的一个准确评价，尤其是新文化史与之前较热的社会史的关系，应该说是代表了中西方学术发展的不同路径。“从社会史中延伸而出的新文化史”可以视
为台湾和大陆学界当前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
再就具体研究内容和旨趣而言，李孝悌的“明清的社会与生活”学术共同体则围绕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娱乐、旅游、节庆、欲望、品位、文物、街道、建筑等课题进行广泛的探索，认为通过“这些实证性的研究，除了提供许多新鲜有趣的视野，使我们对明清文化的了解有更丰富、多元的理解，也让我们建立了一些解释框架，再转过来协助我们去重新看待史料。”②如果我们将这些研究内容和前述欧美新文化史研究相比的话，至少从形式上也没有多少差别和高下之分，反而给人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感觉。事实上，似乎李孝悌本人也并不承认他们所做的研究是直接受欧美新文化史热的启发。他在前引书序言中有一段辩白非常值得注意：
“明清的社会与生活”的主题计划在提出时，有一部分受到Braudel对日常生
活的研究及所谓的“total history”的观念的影响，觉得我们过去对明清社会的研
究，还有不少需要补白的地方。但我们对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其他理论背景并没
有更深入地了解，也完全不知道Lynn Hunt等人也以“社会与文化史研究”为名，
进行了十几年的集体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的丛书。③
这段话意在撇清他们的研究思路与美国“新文化史”之间的关系，至少说明他们这一群体当时还是在年鉴史学影响下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进行的深入研究，并非刻意地去模仿与追随西方，甘做西方学术的附庸，因而有助于提升台湾新史学之独立性，流露出一股浓厚的“本土化”意味。
相比之下，卢建荣则是在大张旗鼓地“鼓吹”西方新文化史的学术理念，他本人对于新文化史在台湾的发展现状相当不满，甚至用“藏身核心中的边缘”来形容新文化史在台湾流播的境遇。在《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这篇长文中，他用“下探民隐的尝试”、“由下而上的历史”、“脱离关注阶级的学术策略”三个题目纵论西方新文化史的学
①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峰新课题”，第3页。
②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第4—5页。
③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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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旨趣，在引荐和移植西方新文化史思潮这一点上可谓不遗余力。但是在赞美西方新文化史成就的同时，他又发表了一些针对台湾新文化史研究现状的激烈言辞，说台湾的新文化史是由边缘人物在提倡，与过去权力核心者主导新学形成了强烈对照，言语间透出一种愤怒和不满情绪。④这种激烈的言辞当然会引发很大争议。2002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召开的“人文社会学术的文化转向”学术会议上，清华大学经济系赖建诚在评价卢建荣“边缘学门的奋战”时，曾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他将中国学界历来对待西方新史学的态度比作“花式滑水”，认为我们“不要急着转向，反而是要心平气和地在更长的时间里，把西洋学说消化到大脑内，把自己的知识体质做较根本的打底，不要练三年太极拳，就r转向J去练外丹功，三年不到又r转向j去练这个功那个功。转来转去弄得样样通、样样松0”②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在我看来，是否可以将李孝悌所代表的台湾新文化史看作“本土化”的自觉，而将卢建荣所主导的台湾新文化史看作“西方式”的效仿?
总之，二者在如何对待西方“新文化史”的态度上存在着差异和分歧。
(责任编辑：姜芄)
(责任校对：姜芄)
《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
本书是《历史学的实践丛书》之一。兰克和布克哈特是公认的l9世纪最伟大的
两位历史学家，其中一位是政治史大家，一位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但是这种
简单归纳不足以凸显二者的史学旨趣与研究路径，也忽视了他们学术上的复杂关
联。作者将二人的史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其生活的政治和知识语境结合起来，展
现了他们在学术上的互相影响与共同纽带，从而揭示出这两位史学巨匠真正的创造
与贡献之所在。本书共分6章：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对历史思想的冲击；兰克
眼中的史学使命；兰克和历史的意义；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布克哈特及时代的文
史；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共同纽带。本书于2012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弗
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刘耀春译。
①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新史学》第叫辑，《新文化史》，第149一l55页。
② http：／／www．hss．nthu．edu．tw／～econ／teachers／lai／essay／review．htm
西方史学史复习题
李维：古罗马学家。著述丰富，流传下来仅《建城以来史》并残缺不齐。创立通史体例，重视历史垂训，文笔优美。但其陷入了历史循环论，对某些史料缺乏分析批判，影响史实可靠性。但还有很高史料价值，是研究罗马早期及共和国历史的重要文献。 塔西陀：古罗马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著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强调信史实录以及道德教化作用。对罗马帝国初期的社会状况作了深刻的揭露，反对暴政，怀念歌颂共和，痛恨暴君，透露出悲观主义情绪。但其作品至今是研究古代罗马历史的权威史料，影响深远。 奥古斯丁：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代表人物。是奥斯定会的发起人。对于新教教会（加尔文主义），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著有《忏悔录》、《上帝之城》，确立基督教的世界史理论，为以后中世纪史学定下基调。 吉本：十八世纪英国史学家，启蒙时代西方史家杰出代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代表了十八世纪西方历史学的最高成就，上自古罗马帝国下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共6卷71章，体大思精、卷帙浩繁。尽管吉本恪守政治?军事史的旧传统，但把古代与近代历史发展过程连接起来，具有文学价值，对后世影响极大。 维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鼻祖，代表作《新科学》，详论人类历史社会历史发展，建立历史发展观点，并试图为它寻求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提出了三阶段：神祗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马克思称赞其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闪光”。他是西方最早系统提出历史理论的人，近代历史哲学的真正奠基者。 边疆史学：特纳是美国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很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提出了边疆学说，强调边疆和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扫除了以往历史编纂学的积弊，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新观念，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极为深远，该派因为适应美国扩张主义而名噪一时。 休谟：十八世纪英国史学家，经验主义哲学家，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著有《英国史》、《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研究》、《自然宗教对话录》等，主张扩大历史记载的范围，倾向于社会史。同罗伯逊、吉本并称为18世纪英国三大史家。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是前苏联的心理学派，也称维列每学派。代表人物有维果茨基、列昂节夫、鲁宾斯坦、艾里康宁等。该学派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创造了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心理学的游戏理论。这派成员从不同的角度证实社会文化历史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将此观点运用于儿童游戏的研究，确立了前苏联心理学界和教育界关于游戏的墓本观点和认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又被称为是“活动游戏理论”或“游戏的活动论”。 一、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理论甚础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是建立在他们关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进行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尝试，提出了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莫定了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心理学理论基础。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是在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心理机能的转化过程。低级心理机能就是指感觉、知觉、机械记忆、不随愈注意、情绪、冲动性意志等心理过程。这些低级心理机能是最原始的，是在种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是生物进化的果。高级心理机能是人特有的心理机能，它具有以下特征: (1)它是随意的、主动的，是由主体按照预定的目的而自觉引起的(即心理活动的随意机能)，如随意注意等。 (2)它的反映水平是抽象的、概括的(即心理活动的概括—抽象机能)，如逻辑记忆、概念思维等。 (3)它实现的过程是间接的，是以符号或词为中介的。以识记为例:动物的识记是建立A-B的直接联想过程，而人的识记则是以符号或词等精神工具X为中介，从而建立A-X-B的间接 的联想过程。 (4)它起源于社会，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例如古代用结绳记事，只能记忆一些具体的事情。现代人有了发达的文字，可以把思维的触角伸向遥远的过去和未来。 (5)从个体发展来看，高级机能是在人际的交往过程中，通过掌握精神工具而产生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 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曾一度在苏联国内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他的同伴和学生列昂节夫和鲁里亚等为发展这一学派仍继续坚持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维果茨基的理论，把它提到了新的高度，最后形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参与这个学派的成员的一切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证实了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社会文化历史所制约的，活动是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二、活动游戏理论 社会文化历史学派把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儿童游戏的研究中，就形成了与西方心理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关于游戏的活动理论。活动游戏理论反对西方的游戏生物学理论，否定游戏本能论。认为儿童的游戏与动物游戏有着极大的区别，JL童游戏的产生
新文化史流派全
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新文化史述评 2013-07-30 10:34来源：《史学理论研究》查看评论 一 在西方，新文化史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90年代。 “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著)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年)、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1976年)、彼得?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间的文化和社会》(1972年)和《现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1978年)，等等。如果把那些本身不属于新文化史研究，但对后来新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影响很大的作品也算上，那么，在60和70年代，重要的著作还应包括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和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73年)。之所以出现新文化史研究，从史学内部来说，是对以前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反动，尤其是针对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的不满；而从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来说，历史学家对文化的兴趣，也可以被看成是对60、7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的一种反应。那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记忆研究、影视和广告研究、同性恋研究、多元文化研究等研究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被看成是文化，而文化也影响了一切[1]。文化研究在史学中的表现就是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可见，在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如日中天的年代，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新文化史的史学活动已经开始涌动。70年代末，感觉敏锐的一些史家，如劳伦斯?斯通，已察觉到了史学中正形成一股叙事史复兴的潜流[2]。 到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流行的趋势已不可避免，相关的成果大量问世。由于这方面的作品数量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不过，我引用一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文化史的发展势头。本世纪初，加州大学教授约翰?R.霍尔在加州数字图书馆上检索了包含“文化史”这一术语的书名，他发现，这类著作的数量在1970-1979年为62部，1980-1989年增至99部，1990-1999年则达到181部，2000-2001年的18个月内，以文化史为标题的著作有25部。而相关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由于文化所涉及的面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任何一个领域几乎都有新文化史研究的作品，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史，包括睡梦、食品、情感、旅行、记忆、姿态、幽默、考试等等”[3]。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了一本名为《新文化史》的论文集[4]，该书问世以后，这类以大众文化为取向的历史研究就被汇聚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之下了[5]。 新文化史研究的凯歌高凑到90年代的中后期，那时，一些人开始觉察到新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1999年，由林?亨特和维多利亚?E.鲍纳尔主编的又一本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6]问世，这本书就是90年代中一些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在一次名为“在文化转向时研究文化：历史学和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汇集。在这本文集中，学者们反思了新文化史，对新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对“文化”概念本身，重新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在文化研究中要把社会的因素找回来，以及如何把文化的分析模式和社会的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的问题。 自《超越文化转向》问世以来，十多年过去，新文化史研究依然是历史学者感兴趣的领域。但是，以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依托、在80、90年代处于霸权地位的那种文化史高潮在西方已经过去，当年的激情已经消退。换句话说，以“解构”为目的的新文化史研究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叫魂》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孔飞力《叫魂》历史书写 一、前人研究：集中在史实的分析，少数涉及到本书反应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强 调《叫魂》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史观和历史叙述主义以及人类学的影响，但大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全面具体的分析，也没有学者常使用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和解读《叫魂》 二、历史叙述主义的影响（结合《马丁·盖尔归来》，“叙事史的复兴”） 三、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吉尔兹的“深度描述”和“地方性知识”（结合《屠猫记》、巴厘斗鸡，文本的阐释，文化的解释） 四、史料的多样化：1、文学资料的运用，如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2、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人种学研究，民俗、宗教学研究；2、建筑书籍：中国古代关于建筑风水的书籍《鲁班经》；3、来往的信件《朱批奏折》；4、法律汇编和审判记录：《大清律例》《刑案汇览》《读例存疑》 （与《奶酪与蛆虫》《马丁·盖尔》《蒙塔尤》《催眠术》都使用的史料相比较）四、微观史的研究视角：以小见大、“从下往上”，透过“叫魂”这件不起眼的小事，窥视清中期潜藏着的统治危机（结合《马丁·盖尔归来》、《蒙塔尤》） 五、历史的文学性：注重心理分析，允许猜测和历史想象、推理（结合戴维斯对贝特朗、假马丁的心理分析和想象） 六、结语：《叫魂》是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产物 硕士论文： 《超越文化转向——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研究》2011.4黑龙江大学 《彼得·伯克的新文化史学思想研究》2010.6东北师大 《吉尔兹与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2010.5山东大学 《卡洛·金兹堡微观史学思想研究》2010.5安徽师大 《勒华拉杜里微观史学思想研究》2008.5东北师大 《皮埃尔·布尔迪厄对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初探》2008.5浙江大学 《在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戴维斯妇女史研究探析》2008.5中国社科院《达恩顿《屠猫记》的新文化史学研究视角》2008.4山东大学 《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学》2008.4山东大学
萧启庆教授《蒙元社会文化史》研究介绍
萧启庆教授《蒙元社会文化史》研究介绍 许守泯 （成功大学 历史学系；台湾 台南） 一、经历简介 萧启庆教授是当今海内外蒙元史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萧教授生于1937年，祖籍江苏泰兴。1955年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深受姚从吾先生（1894─1970）启发。姚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师事柯绍忞、张相文，亦为胡适入室弟子，后来负笈德国，受到史学大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班汉姆（E. Bernheim）影响，回国后结合兰克史学和干嘉考证学，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 萧教授在姚先生的教导熏陶之下，选择以蒙元史为研究领域。1959年完成学士论文《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并考进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仍跟随姚先生研习蒙元史。1963年提交硕士论文《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同年并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在哈佛大学，萧教授主要师承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与杨联升两位先生。杨联升先生以博学多闻知名，其治学能以社会科学的观念设定题目和组织材料，却立足于严谨的训诂与考证上。柯立夫先生则师承二十世纪前半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精通汉、蒙、满、波斯及多种欧洲古今语文，其著作以译述与考证见长。萧教授在两位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并由哈佛大学于1978年刊行，自此中外学界对元朝的军事制度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萧教授于1969年自哈佛大学毕业，先是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1974年转任新加坡学历史系。1994年应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邀约，返台任教，讲授“辽金史专题研究”、“元史专题研究”及“汉学述评”等课程。2000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2002年退休，荣聘为清华大学历史所梅贻琦荣誉讲座教授至今。 二、研究取径与重心 萧启庆教授认为元史研究有两条主轴，一为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独特性，一为考察其在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前者着重横向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元朝制度与文化上的特色。后者着重纵向分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而萧教授的研究重心，早年较重视第一条主轴，近年来也重视第二条，但萧教授也体认到二者不可偏废，因此想结合两条主轴而勾勒出蒙元时代在中国历史及北亚历史中的地位。 三、出版著作 截至目前，萧教授已经出版专书两册，联合编着三种，论文集五册，分别是：专书《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联合编着方面，与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陈学霖两位教授合着《蒙元前期名人传论》（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王泛森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对于史学家尤其适用，研究历史的人，即使观点再新，也不能新到宣称满洲人从来没有入关！但是，过去一、二十年来，史学界的新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或许国科会人文处历史学门通过计划的名单是观察国内史学趋势的一项好材料。从近年来所通过的专题计划名单，我们可以看出，整体而言，台湾史学界对种种西方新史学风气非常敏感，尤其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最大，其特点有几个。第一是认识到文化的建构力量之强大，从而对各种界域的历史建构的过程，或是对过去被视为是本质式的或约定俗成的种种现象，以文化史的建构性角度加以解释。第二是各种过去所忽略的新问题的讨论（如出版史、生态史、情欲史、阅读史等），第三是与性别、后殖民主义、以及与国族主义有关之研究。 没有人能否认以上种种新发展大幅地扩大了历史的视界，我在此不想重复这些新动向。此处所谈的，纯粹是我个人实际进行研究工作时的一些反思。 一、史料 近一、二十年来，不管是与近代思想文化史有关的文集、出版史料等都出版得很多，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历史眼光的改变以及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得原先不被注意的材料大量出土。尤其是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个「恢复历史记忆」的时期，也就是对民国时代非左派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好奇与兴趣，连带的，也使得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各种材料大量问世。在林林总总的材料中，「私密性的文件」（private document）很值得注意。譬如大量日记被整理出版，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如《胡适日记》（台湾）、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吴宓日记》、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朱恃三日记》、《陈范予日记》、缪荃孙的日记等。此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未被印出的日记，从晚清以来，估计在一、两千部以上，许多存在县、镇级的图书馆，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这些日记，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思想资源的流动等等问题，使得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探讨思想家的言论，而能从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思想、文化史。书信也是一宗值得注意的新材料。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寅恪的书信等等皆是。 除了「私密性文件」之外，地方性的材料也值得注意。过去因为史学界将较多的心力放在在全国性的事件，或在全国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想人物，比较忽略地方的材料。除了地方士人的著作外，各种地方小报、宣传册子、习俗调查，通俗书刊，如果善加利用，都可能投射出新的光彩，它们有许多仍然保存在各地的档案馆、文史馆中。近年来，中国大陆整理了清末民初各地的报纸，包括了许许多多晚清以来地方上的小报纸，从中很可以观察到一个时代的变化如何在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社会中发生的作用。
口述历史的价值、限度与突破
口述历史的价值、限度与突破 作者：伍婷婷《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9日11版） 现代口述史学自上个世纪在美国兴起，发展至今已成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我国大陆学界关注口述史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进入21世纪，口述史特别是口述访谈呈迅猛发展之势。近几年，各类口述访谈层出不穷，由社会各界参与的大型口述项目也相继开展，让口述史不仅再次引发学界热议，而且也被愈来愈多的大众所关注。这场口述史热潮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将普通大众作为记录历史尤其是叙述历史的主体，也即由普通人来挖掘和记录大众的历史记忆和心声。面对历史学日益出现的“大众化”趋势，我们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反思口述历史的存在意义、现有局限和可能出路。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美国现代口述史的创始人艾伦·内文斯在1938年提出，有必要“系统地从还活着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们最近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十年后，这种精英史观被他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继承。所谓精英，指的是政界、商界以及社会文化名流，尤以政界为重。他们的口述访谈弥补了已有文献史料的不足或空白，能够极大丰富美国国家史叙述的内容。1960年代后，原有的精英史观在美国国内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新思潮影响下受到冲击，史学界的自我革新促使“自下而上”的新史观形成，新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不同于传统史学，新社会史重视平民大众的历史，主张让被以往文献历史忽略的大众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过程中口述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美国社会学者保罗·康纳顿所说，通过口述史的实践“看到了把从属群体的历史和文化从沉默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口述史寻求恢复个人的生活史，让那些即便留有踪迹，但原本一直缄默的对象说话。” 中国大陆地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发展带有美国口述史的印记，把重要历史人物列为访谈对象。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影响下，国内口述史访谈在起步之初也表现出精英与大众并重的特色。随着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兴起，口述史与大众历史的关联日渐突出，而新近的公共史学讨论更是视记录大众、大众记录的口述史为实现“让历史回到公众”的有效途径。这场“眼光向下”的史学运动，对于解放历史主体，推动阶层、代际、性别、族群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提高普通人（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的尊严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比较显著的例子包括近年来对抗战老兵的访谈，以及《我从新疆来》中对100名在内地工作、生活新疆人的访谈等，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大众口述史的一个困局 除社会意义之外，大众口述史的重要作用在于推动史学多元发展，特别是为日常生活史、社会思想史，乃至宏大的政治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资源。但在这里大众口述史却面临着一个大众几乎难以察觉的矛盾：一方面，个人作为大众口述史访谈的主体，其讲述或是嵌套在某个历史事件或场景之下，或是内化于个体的人生经历之中，无论哪种形式，大众口述史的实践方式是从个人的角度获取历史记忆和认识，因而注重记录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感知，力求反映不同生命个体的特性。但另一方面，大众口述史的史料价值却不在呈现日常生活百态以及个体历史，而是要通过个体的历史去了解其背后社会的历史。理解后者需与大众口述史兴起的学理背景联系起来考虑。 大众口述史脱胎于新社会史研究。新社会史虽然是在对国家史、政治史的反思中产生的，但受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理念和方法的影响，仍然运用诸如社会、文化、民族（族群）、地区等整体性概念，去分析具体事实背后整体性结构的意义，探讨整体的形塑、构成及其过程。整体之下，任何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个体及其人生均受制于整体亦反映整体之构成，
新文化史文献综述
新文化史文献综述 摘要：“文化”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早已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仅从“文化”一词在社会中的使用率就可以略有体会，例如：“企业文化”，“民族文化”，等等这些数不胜数，在网络上输入“文化”这一词条，出现的相关内容更是多达100,000,000个，可见“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然而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完善的历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本文就着重对涉及“新文化史”的过去、现在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整理，以期梳理一些线索，为未来的写作提供一些便利。 关键词：文化文化史新文化史 文化的外延很宽泛，涉及的内容也很多，是一个很难准确界定的概念。但是吉尔茨对文化的定义，被许多新文化史家所广泛采用。他写道：“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1文化史，即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分支，它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就其狭义而言，文化史曾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如蔡尚思所著《中国文化史要论》。一方面文化史研究或文化研究多集中于文化总体，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问题的研讨；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2 新文化史是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国际性潮流,由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被称作“新文化史”,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3 一、新文化史在西方发展的文献回顾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我们可以将此事件看作为开端，在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他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打出了“新文化史”的旗号，而亨特为此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又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其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继而新文化史开始出现发展的势头，随着后来大批优秀作者的涌现，新文化史传播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尤以美、法两国为甚。可以说这一时期新的文化史的研究倾向是“逐渐兴起一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倾向,强调意义的阐释而非执着于历史因果的追求,重视文化的建构力。”4 西方新文化史在兴起之初，它的研究者大部分是研究社会史或者是历史社会学的，因为新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作是站在对已有的社会史理论框架的批判、修正的立场上展开的，进而这些学者有着先天的优势，同时这些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突破了原有史学研究中的一些诟病，例如以往史学研究中僵化，枯 1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11月第6期 2百度百科 3豆瓣读书 4张仲民《典范转移：新文化史的表达与实践》，《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4期
西方新文化史兴起与发展方向
西方新文化史兴起与发展方向 [摘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Cultural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 ard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 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HallettCart，WhatisHistory?New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B 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 ，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
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_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_韩晓莉
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 ———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 韩晓莉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太原,030006)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日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不同于西方又被称为“新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的是,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并没有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史的彻底决裂,而是强调文化史研究中的视角转换。可以说,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在借鉴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基础上,对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和丰富。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同样关注文化的文化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史有着更多共通之处,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关键词: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文化人类学 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思潮席卷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随之兴起的社会文化史,也称新文化史,被认为已取代社会史,占据西方史学的主流地位。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一词开始悄然出现在国内学者的论著中,关于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之声日渐增多。相较于西方学界与文化史壁垒分明,又似乎涵盖一切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国内的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递进关系。本文试图对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关系进行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现状和方法论方面展开讨论,以期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启蒙运动,文化史研究开始兴起于中国学界,在经历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停滞期后,于80年代初异军突起,并演成如火如荼之势。一时之间,诸如文学、艺术、伦理、宗教等在内的专史性论著和包含哲学、宗教、风俗、教育、文学艺术等在内,冠以文化史的通史性论著在在多有。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复兴代表了时代发展下史学研究的新气象,但它同时也是一门发展未臻成熟的学科,复兴之后,研究的缺陷与不足也暴露出来。 首先,文化史的学科定位相对模糊,研究对象具有不确定性。文化史学科定位的形成源于学者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歧义繁杂的词汇,从国内对文化的研究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被称为“大文化”与“小文化”。广义文化多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多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和组织,主要强调物质文化之外的精神部分,复兴之后的文化史研究多是在这种狭义文化的范畴内展开。尽管狭义文化的界定相对明确,但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还是存在着很大困惑,“与人的精神生活相关的历史研究并不局限于艺术、思想等精神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所界限的,它一经产生,便处处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间显示自己的存在。我们无法想象,研究政治史、法律史、社会经济史能够脱离对政治意识、法律观
《西方史学名著导读》——读《屠猫记》
读《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①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下简称《屠猫记》）是一本美国人写的法国文化史，截取的时间断面是十八世纪的法国。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是很讨巧的，它正是社会剧変之前，而通常社会变革总发生在文化自发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于是在这个时间切入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变革的前兆，亦即是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预征。其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达恩顿（1939年出生于纽约，著名欧洲文化史专家。他和他的著作曾获多项学术奖和图书奖，包括美国的麦克阿瑟奖金、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以及法国的美第奇奖提名）。《屠猫记》是一本研究法国文化史的经典著作，我读的是台湾学者吕健忠翻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说起来这本书，能顺利读完这本经典著作可谓是“一波三折”，我先是到网站上购买，本想一来可以完成作业，二来可以读完之后收藏，以便以后再读，但是不知怎么地这本书在各大网站上都是缺货，一直等了好久都没有货，后来我到图书馆借，但是好几次我去借都被人借走了，幸好得一好友帮我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借到，于是才能顺利读完这本著作。 “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它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史学以人类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②大凡一本经典的史学研究著作，之所以经典，我想在于“文贵出新”，它开创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在材料上有新的发现和使用，或者在研究方法的解释上有所创新与突破。无疑《屠猫记》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在未读该书之前，因为对史学研究方法这方面的书籍看得很少，以前很少说过“新文化史学”，在读了该书以及查阅了研究该著作的一些论文之后，才明白《屠猫记》是当今研究新文化史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新文化史是当前史界最为深刻的变革。当社会史路向变得日益琐碎和生硬，史学转而开始关注人类文化的能动性，热衷于叙述和想像则是后现代主义的烙印。随笔体的《屠猫记》是雅俗共赏的新文化史代表作，在史料的选择、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及研究路数的转变上，其均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维度，为了能更好理解何为“新文化史”，以及新文化史学的代表作《屠猫记》，这本著作我看了两遍。本书共六章约25.4万字，下面我把本书的目录简要列举如下： 一、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 二、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 三、资产阶级梳理他的世界：城市即文本 四、警探整理他的档案：文坛解剖 五、哲学家修建知识树：《百科全书》的认识论策略 六、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 因为第一遍基本上只看懂了著作的第一、二和第六章，这些篇章以故事的形式来阐述作者的学术观点，内容丰富有趣、幽默。第三、四、五章涉及到法国的阶级、文坛和哲学，读起来不怎么有趣，而且难懂，所以我又读了第二遍。读完该著作，发觉《屠猫记》当是历史花园中的一朵瑰丽，那些在现代人、异国人眼中匪夷所思的故事，那些早己尘封的历史记忆，在罗伯特·达恩顿生花妙笔、缜密推理下得以破译和“还原”，作为新文化史学写作的扛鼎之作，《屠猫记》为作 ①[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②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序：2。
社会文化史
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 2010-08-17光明日报点击: 174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历史学亦不例外。在史学百花园中，新成果、新方法、新理论等层出不穷；文化史、社会史、口述史、社会文化史等一派欣欣向荣之象。作为史学新兴学科的一支，国内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已走过20年的风雨历程，虽然还未成长为参天大树，但在史学界搞得有声有色亦是有目共睹。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的进展，本刊特邀刘志琴、梁景和、李长莉等在这一领域辛勤开拓、颇有实绩的专家介绍有关情况，向读者朋友释疑解惑。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 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长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刘志琴
梁景和 李长莉 一、在文化史、社会史的大潮中社会文化史破土而出 主持人：社会文化史是什么？它与通史、专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什么关系？它是要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是要发展成一个新学科抑或只是增加一种解读历史的新方法？
梁景和：在国外，社会文化史更多地被称作新文化史，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史学流派。但在国内，我们习惯于用“社会文化史”这一称谓。美国史学家林·亨特1989年在其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中首次举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亨特指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 我以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是观察和诠释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层面。社会文化史可以补充通史和专史的内容，社会文化史与文化史、社会史具有交叉关系，亦可发展为并列关系。社会文化是客观存在，运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和层面会发现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和内容，因此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推动史学发展的实际价值和意义。 李长莉：历史学是以实证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面对的是丰富纷繁的以往人类社会现象及人们的所有活动，要予以认知，就需要一定的概括与分解。因此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形成了综合性通史与分领域专史两条学术路径，这也成为迄今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然而，随着人类面临日益复杂而多样的问题，要求历史提供的知识已不只是还原历史真相与判断是非，而是要开掘历史现象的纵深处，多层面地探究其内在根源与演变机制。如此则只限于某一专史领域、单一视角的知识难以解答，而如果从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视角进行认知，则可弥补单一视角的某些缺陷。“社会文化史”20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种以跨学科交叉视角研究历史的探索与尝试。 “社会文化史”在我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当时相继兴起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各有偏重、难以反映社会文化的一些纵深领域、留有诸多相互重合又模糊不清的空间等问题，开始有学者尝试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探索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于是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新概念。我以为这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学科范畴，而主要是指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大致而言，即以文化理论分析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它与通史和专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予以补充，使历史学的血肉更为丰满鲜活。 刘志琴：48年前一篇《＜急就篇＞研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急就篇》是汉代儿童的启
周立红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史学新思潮，目前已经发展成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正如新文化史的主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按照彼得·伯克的说法，新文化史分作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 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也就是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 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 5、政治文化史； 6、语言社会史； 7、旅行史。新文化史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国际学界的一场集体运动，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如美国的克利夫特?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法国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俄国的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它更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借助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用文化的观念解释历史。1989年美国新文化史家林?亨特在《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中首次将这种史学研究新类型称为“新文化史”，以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约翰?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
我们通过与古典文化史的比较，可以看出新文化史的三个特色：首先，古典文化史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假定认为文化是具有一致性的，在他们那里，文化只是一个单数名词。在许多传统文化史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一个著名的词“时代精神”。他们将文化看成是具有时代性的，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是统一的，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在他们看来，所谓一个时代在文化成就上的代表就只有单一的“精英文化”。例如，文艺复兴主要是一场精英文化运动，并没有触及底层民众。新文化史所考察的文化则是一个复数。伯克认为，“同人类学家一样，新文化史所说的“文化”是复数形式的。他们并不认为所有文化在各个方面是相等的，但绝不妄加价值判断认为某些文化要高于另一些文化。因此，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如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研究的是一个小磨坊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研究的是一个小山村的居民。 其次，古典文化史把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基于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新文化史倒转了这一因果关系，认为“文化不仅能够顶住社会的压力，甚至还可以形塑社会现实。”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以“表象”、“建构”、“创造”或“构造”为题的文化史研究，都在探讨一种文化的形成或塑造过程及其影响。 最后，新文化史重视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人类学方法的应用。伯克评论道：“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早在1975年，纳塔莉?戴维斯在她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
昂昂溪文化的辐射分布及文化属性研究初探
昂昂溪文化的辐射分布及文化属性研究初探 作者：马贵芳焦志华 来源：《作文成功之路·上旬刊》 2018年第3期 【摘要】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是立足实物文本和文献资料，在田野踏勘考察的实践基础之上，通过全 面梳理、深入研究和系统比对，对于作为细石器文化代表的昂昂溪文化进行宏观层面的研究， 主要着眼于昂昂溪文化的辐射范围及其自身的文化属性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关键词】 昂昂溪文化辐射范围细石器类型影响 一、研究昂昂溪文化辐射范围的价值意义 通过把握昂昂溪文化的辐射范围揭示其在黑龙江地区诸原始遗迹中的影响程度；通过分析 昂昂溪文化的文化属性揭示其在黑龙江地区乃至于我国北方草原石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课题 研究的意义是有助于完善昂昂溪文化的学术研究，全面揭示昂昂溪文化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本地经济文化完善相关资料、建构学术体系、提供发展抓手和切入点。 二、昂昂溪文化辐射范围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 1．课题研究的成果情况 本课题研究自国外学者肇始，但很快就由国内学者做了主导，直到当下几乎完全集中于国内。早期代表为梁思永，对昂昂溪文化进行了提纲挈领的研究更提出了宏观的研究规划和研究 方向，成为重要指导性文件。随后贾兰坡、裴文中、佟柱臣等学者都进行了研究。累计学术论 文50余篇，相关专著十余部（含收录相关研究文献的非本课题专著）。但现有成果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主要集中于昂昂溪区本地的39个遗迹点而很少对周边进行研究，没有涉及昂昂溪文化的辐射问题；二是研究视角多集中在考古调查和文本描述而很少对其文化属性等宏观方面的界 定进行研究。国外研究昂昂溪文化着手很早，学术论文十余篇，成为早期昂昂溪文化研究的主 要成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其中以俄国的A．S．卢卡什金（也是昂昂溪文化遗迹最早的发现 者之一）及B.C．马卡罗夫、法国的P．德日进、日本的奥田直荣及水野清一等人为代表。其大多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着眼于具体的遗迹地点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些成果一则研究视角过于 单一，二则因受制于研究条件所限结论难免偏颇，再则缺少宏观视野而无法对昂昂溪文化进行 整体的判断和系统的阐释。由于昂昂溪文化自身的学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其自被发现之初便得 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围绕昂昂溪文化进行的研究较早，在时间上与世界范围内的考 古学、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现代发展及现代研究实践几乎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对昂昂溪文 化的研究也属于世界新考古、新文化史等学科的现代发展序列。但受历史局限性的制约和近期 学术研究条件的局限，昂昂溪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以一点一地的挖掘报告为主，属于个案研究 范畴的占现有研究成果的大半。着眼于历史文化发展和区域文化比较这样的宏观研究较少，严 重制约了昂昂溪文化研究的深入和系统构建，也不利于揭示昂昂溪文化的全部。这也正是本课 题的研究内容及任重道远之所在。本课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历史阶段，各阶段各有重点， 各有特色，但是主要都是以围绕现今昂昂溪区境内的39处遗迹点进行的个案研究。缺少宏观的学术视野、宽广的研究范围。进而也不能正确地得出全面的研究结论，揭示昂昂溪文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