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解读聂树斌案再审判决书

证据如何裁判，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具体个案中能否对被告人定罪和处以刑罚，它还在品评着侦查及公诉活动的质量与合法性等，放在以审判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证据裁判就有了更为广泛和深远的法治意义。

聂案再审判决的法治意义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其细化和确立的证据裁判规则与方法，尤为值得法学理论及实务部门研究和借鉴。

目次

一、全面裁量证据

二、证据关联性审查

三、有罪供述审查

四、客观证据审查

五、证据合法性审查

六、证据缺失裁判

七、疑罪认定处理

八、综合裁判方法

余论

本文原题为《刑事证据裁判的规则与方法——基于聂树斌案再审判决的考察》，首发于《法律适用》2017年第2期，为阅读方便，略去脚注，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感谢作者授权，敬请关注！

聂树斌案再审判决书共计1.4万余字，其中1.2万字在阐述证据的审查与运用，尽可能地“让证据说话”是其最大特色。证据是证明犯罪的唯一渠道，从这一意义上讲，证据裁判应是刑事审判的核心环节。

从司法实践看，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证据本身时常纷繁复杂，甚至真假混杂，这不仅要求法官首先练好内功，锻造出火眼金睛以能去伪存真，更要在规范层面明确证据裁判的具体要求，以为个案办理提供指引。聂案再审判决的法治意义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其细化和确立的证据裁判规则与方法，尤为值得法学理论及实务部门研究和借鉴。

全面裁量证据

依法全面收集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的各种证据,是刑事诉讼法对案件办理的基本要求。如果严格贯彻执行诉讼法规定收集证据，通常一个特定案件容易出现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共存的局面。

客观、公正地进行证据裁判，必然要求对被告人有利与不利的两方面证据都要充分考虑，不能顾此失彼。而对一个已经作出生效有罪判决的刑事案件来说，重新审判并推翻原判决，需要原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认定原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确有错误，要么是有新的事实或证据，要么是通过重新裁判原有证据得出新的结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推翻原判都要有足够的理由和依据。对于聂案这样被告人多年前已被执行死刑的案件，推翻原判，宣告无罪，更要慎之又慎。在没有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通过重新裁判原有证据得出新结论，必然要求更为全面、客观和细致地分析和论证原审的所有证据材料。

在聂案中，既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也存在一些与有罪证据相矛盾的反证，例如再审判决所指出的，“本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聂树斌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花上衣的来源不能确认，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等等。

再审判决既高度重视审查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也高度重视审查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不仅如此，在原审作出有罪判决，申诉人多年坚持做无罪申诉，同级检察机关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加大了对定罪的反证性证据的审查力度。

比如，将视线投射到被告人归案后前5天作出的含有无罪辩解的讯问笔录，而该笔录已经缺失，但合议庭通过分析在卷材料和调查研究，确认被告人曾作过无罪辩解，故仍对此反复做审查与判断。由此，该案再审在证据裁判上不仅针对在卷的所有证据，还注意审查相关证据与线索显示的其他材料或信息。这就拓展了证据裁判的范围。

聂案再审判决充分说明，司法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对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特别是证明无罪的反证）不仅不能忽视，还要给予更多关注、重点审查，这是构建定案的严密证据体系所必需的。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定案的证据体系即是如此。从近年来纠正的刑事冤错案件看，案卷材料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定罪的反证性证据或者疑点，而对于这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或者信息，原审时法庭也大多不同程度地发现了问题，但都未能充分重视起来，亦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以致铸成大错。

定罪证据存疑，往往意味着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保障或者不能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因此，该证据经审查后，要么不具有证据能力，要么不具有证明力或证明力极低而依法不作为定案依据，进而导致案件的证据体系存在根本缺陷，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所以，只要是定罪上存在可能产生合理怀疑的“疑点”，就应当引起重视，绝不放过。要善于把反证放到全部证据中去分析、研判，既要从关联性、客观性和合法性入手进行审查，又要注重从其与相关证据材料的比对、印证方面进行判断，必要时还应依程序开展补查、补证工作，以确保定案的证据体系上不存在疑点或疑点都得以排除。

证据关联性审查

聂案再审判决指出原审定案证据体系存在九大问题，首要的便是聂树斌的抓获经过与康某被害案之间缺乏关联性。从证据裁判的要求看，认定事实必须依据合格证据。“合格证据”有多重含义，其一便是该证据要与待证事实之间有“关联性”。

如果缺乏关联性，则不是适格的证据，不可以进入诉讼中，更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所以，“关联性是证据进入诉讼的第一道‘门槛’，是证据的首要属性。” 基于此，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每一项证据时，都应该像聂案再审那样，首先关注其有无关联性。

其次，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应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对证据与待证事实关联程度的评判，虽然有个体认识的差异性，但绝不能脱离在案证据去臆测。聂案原审认定，侦查机关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从而将案件侦破，但原审卷宗内却没有群众反映聂树斌涉嫌实施本案犯罪的任何证据或线索，甚至具体是哪些群众反映的证据也没有，那么，聂树斌的抓获经过，显然不具有证据的适格性，也就不能据此确定其为犯罪嫌疑人。

此外，聂案再审判决从抓获经过入手解构原判证据体系，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实际看，抓获经过通常是刑事案件侦破过程中侦查机关第一时间收集到的证据材料，也是所有证据中最为直接并相对更为客观的第一手材料，规范、客观、全面、细致的抓获经过，不仅直接关乎定案，而且对案件来源、立案时间、强制措施的运用等程序性事实，以及自首、坦白、悔罪等量刑情节都能起到重要证明作用。所以，刑事案件办理中应当重视对抓获经过的制作以及运用。此为其一。

其二，抓过经过虽然由侦查人员出具，但“没有人在自己的案件中被视为可靠的证人”，如作为定案依据仍要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其三，对抓获经过应当结合在案的其他相关证据综合审查判断，必要时通知侦查人员到庭作出说明。对于经审查缺乏其他证据或线索支持的“孤证”，不得作为定案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