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

教育与人才
试述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
孙永芝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撰写校记是整理具体校勘成果的一项主要工作，其实质是对每一处确定出校的异文、疑误进行小结。由于校勘 目的、校勘方法、读者对象以及出版条件的不同，人们对校勘成果也就采用不同的处理形式。对此本文从校成定本、另 附校记等几个方面简要论述。 关键词：校勘记；定本；处理形式
前人读书，多随文作记，如宋王应麟《困学纪闻》、 清顾炎武《日知录》所论就遍及群书；王引之《经义述 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则专门研究某一类书。其余 就某一部分书写下自己钻研心得的，则为数更多，不胜枚 举。在这些笔记中，不涉及校勘工作，不刊载一些校勘成 果的，为数极少。用笔记的形式来发表校勘记，在成果较 少，不能独立成书时，是比较合适的。这类校勘记有以下 四个特点：①对某书的校勘往往不是完整的，而是随记所 得。②这类校勘又常是补校、正校之作。③由于这类校勘 不少是补校、正校之作，因而其校勘记要比普通校勘著作 的校勘记写得更详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清前校之漏或 前校之误。④又由于做笔记者的详证，一般说来，这类校 勘记比较信而有徵。如《方法》章所举王念孙校《汉书· 地理志》孟康注之衍“红反”二字，实在不容置疑。 ７ 用单篇文章发表的校勘记
将校勘结果，整理成校勘记，附于底本之后。这种形 式是严谨的、完整的。它既不以意改动正文，也不以意取 舍异文。这种形式的优点是存真，这类校勘记大多是先详 尽地罗列可供比勘的资料，再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加以判 断取舍，有的甚至只罗列资料，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取舍。 这种形式的缺点是遍记各本异同，文字过于繁多。如黄丕 烈《士礼居丛书》影刻宋刊本《国语》、《战国策》均附 有黄氏所撰《札记》，他的《札记》，凡判定是非处都写 出根据，诸本异同不易判断者，则只书异同，让读者自己 去判断。
（１）被校之书前人已经做过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因而 所作的改定有很大的把握性。如中华书局点校的《二十四 史》，多数有校勘记，而《史记》没有，这就是因为《史 记》采用了清张文虎的校勘成果。这些成果多成定论，疑 似之处并不很多。
（２）普及读物的选注选译本。如清吴楚才、吴调侯选 注的《古文观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 学作品选读》注释丛书等都采用了定本的形式。这些注译 本是供中等或初等文化水平的人一般的了解古代文化用 的，因此要注明词语的意义，翻译得通畅就可以了，没必 要在文字的异同是非上多费笔墨。 ２ 底本不改，另附校记
师，是无法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的。 学会创新，意味着体育教师能进行不断地探索以改进
自己的教学工作，并不断尝试新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方式； 学会创新，意味着体育教师能从多角度对习以为 常、司空 见惯的事情做出新的解释，对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物 抱以重新的审视，对似是而非、以讹传讹的种种说辞予以 警示；学会创新，意味着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不仅关注 学生“知识点”、“技术”的增长，更关注学生高层次的 情感、态度、思维、行动。
学会选择，意味着体育教师具有了较好的判断力和鉴 赏力；具有了正确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时机、教学途径、 教学方法的能力；具有了反思性教学能力等。 ７ 学会创新
创新素质是现代人必备的重要素质。只有当体育教师 具备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时，才会在体育教学中自觉重 视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教育出情感充实、体验丰富、 锐意创新的人。一个没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体育教
用单篇文章的形式来总结校勘工作的规律，对校勘学 某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乃是校勘学深入发展的标志和必然 结果。这种形式主要有书信、序跋、章表。如段玉裁《与 诸同志论校书之难》即用书信的形式发表了校勘记，段氏
在论证“定其是非之难”的观点时，详悉分析了古书上几 例典型的讹误。清伍崇曜《九经三传沿革例·跋》即用序 跋的形式发表了校勘记，它对原书有校误数则。洪亮吉 《卷施阁文集》卷七所录《上石经馆总裁书》即是用章表 的形式发表的校勘记。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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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课程改革虽然给体育教师的专业 发展与成长提供了新契机和土壤，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 识到，师生关系在体育教学中出现的偏失，并不会因为新 课程的实施而自然根除，体育教师的等级观念常常还会在 不经意间表露出思维惯性、感情底色和深层预期。因此， 作为体育教师保持课程改革的热情、自我洞察、自我反思 的强烈愿望以及终身学习的意识是有效地调整自己、改变 自己、提升自己，使自身的教育观念不断更新，教育行为 不断优化，教育角色不断转变的重要基础。
单行校勘记的出现，或由于底本繁重，或由于底本习 见易得，所以发表时就只摘录有校文的部分。对于校记的 处理，有的是将几种书的单行校记合在一起为一书，如卢 文弨《群书拾补》即是如此；另一种是将每种校记自成一 书，如罗继祖的《辽史校勘记》即是；还有既是一书又是 众书的校勘记，如孙诒让的《十三经注疏校记》。孙氏以 阮刻《十三经注疏》为对象，则所校为一书，但阮书实际 上包括了十三种经书并数十种注疏。这些注疏在南宋之前 也是单书分行的。从这个角度看，则孙氏所校又是众书 了。这种校勘记的写法有两种：一种是记录各本异同，基 本上不判断是非。另一种是不但记录各本异同，而且还判 断是非。这种方式有一定的考证和研究性质，对于读者也 更有裨益。 ５ 校、注合并
参考文献： ［１］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Ｍ］．齐鲁书社，１９９８． ［２］ 管锡华．汉语古籍校勘学［Ｍ］．巴蜀书社，２００３． ［３］ 王云海 裴汝成．校勘述略［Ｍ］．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 戴南海．校勘学概论［Ｍ］．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５］ 林艾圆．应用校勘学［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６］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Ｍ］．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９－２４ 修回日期：２００８－１０－２０ 作者简介： 孙永芝（１９８２－），女，开封人，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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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பைடு நூலகம்西部科技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下旬）第０７卷第３０期总 第１５５期
读来饶有趣味。当然，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注释与校勘相结 合的情况，前人所注《史记》、《汉书》、《文选》皆是 如此。 ６ 载于笔记中的校勘记
（上接第８１页） 量解决教学中时刻变化着的种种问题。 学会合作，意味着体育教师对于不同，对于差异，对
于另类，甚至对于异端的尊重与接纳；意味着体育教师学 会了“求大同，存小异”，学会了必要的妥协、退让、隐 忍乃至放弃。 ６ 学会选择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那种划一的、同步的、平衡的、 简单服从计划安排的发展模式已被打破，不确定性与可选 择性同步增强。因而它就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求生 存、求发展的同时，必须学会选择。体育教师作为教育中 的一个群体，要具备比常人更强的选择能力，必须摆脱 “依纲靠本”进行教学的习惯，成为引领学生进行正确选 择的向导。
３ 定本附校勘记 将所校书籍，按自己的判断写成定本，另附校勘记，
说明改字的理由和根据。这种形式补充了只写定本的不 足，读者若对所定之文有疑，则有校勘记供参考取舍；如 果把定本与校勘记同时看，又可知底本的原貌。这种形式 也补充了底本附校勘记形式的不足，因为要写成定本，所 以校勘记中就不可能出很多异文而不加取断，这样又减少 了读者自己对异文的判断取舍的机会。这种形式是处理校 勘成果较理想的一种形式。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就 是这样处理的。 ４ 校记单独印行
１ 校成定本 校勘成果一般是用写成校勘记的形式来加以表达的。
但是也有不写出校勘记，而是把校勘成果直接运用于原文 写成定本的。
经过校勘，对校出的问题，断定是非，然后将自己认 为正确的文字，写成定本。从辑存的《叙录》来看，汉代 刘向校书，就是采用这种形式。其优点在于校定本不增加 原书文字，但判断错误之处，使读书的人不易发现，容易 造成以讹传讹。所以后人特别是今人的校勘专著一般不大 用这种形式来处理校勘成果。只有遇到以下两种情况才采 用写成定本的形式：
注释古籍，往往涉及到校勘文字，所以亦将校记与其 他注释同样用小字注于有关正文之下。汉唐学者注释群经 的如郑玄、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等；注释史籍的如裴 骃、司马贞、张守节、颜师古、李贤、裴松之等；注释子 书的如高诱等；注释文学作品的如李善等。他们的注释工 作都常常与校勘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其注释中保存了丰 富的校勘资料。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对于撰者叙述和读者阅 读都很方便，今人作注，有时也穿插着做一些校勘工作，
除上述种种外，校勘成果还有一个特殊的发表形式， 即在写其他文章时，为了证成某种观点，附带对个别词语 加以校勘，这种校勘成果也就附着在论文上予以发表了。 如孙雍长《王念孙“义类说”笺识》一文在论述“制名之 枢要——‘名之于实，各有义类’”时，引用了《荀子》 有关方面的著名论断：“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 谓之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作者在注中说：《荀子·正名》“这一段话，历来多以 ‘约之以命实’之‘实’为衍文。今循文意求之，此 ‘实’字必不可少。上句‘约之以命’当为‘约之以命 宜’， ‘宜’字似为传抄所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