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国维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

读《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集大成者》品魏晋风骨

内容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对中国文学带有规律性的概括,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主角的狭隘观念,以更为开放的审美眼光,揭示了中国文学史上峰峦迭起、丰富多彩的面貌;它将中国文学看成是动态的,具有阶段性的文体迭兴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文体的新变与更替给予肯定。而魏晋风骨，它充满悲凉与潇洒，魏晋文人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为后世流传了许多佳话，他们的诗文也为后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思想光辉。

关键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魏晋风骨，魏晋文人

正文：

金元以来学者间,有历朝文学各有其所胜之说;此说法至王国维而显,其《宋元戏曲考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编写,乃至社会阅读导向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历代代表性文体研究的深入,起了推动作用。要重视某些代表性文体,又要对彼时各类文体的整体创作情况及相互间的关系作全面的认识。当一个民族的文学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每个朝代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某种文体,而是多种文体伴合生长,犹如生物界的生态体系,物种文体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关系。并且,这些文体在一个时期成就的高低,有的易见,如唐诗在唐代艺术家庭中,无疑是“最显赫的代表”。对于魏晋而言，它的显赫代表应属“赋”。而魏晋风骨，是悲凉与潇洒文人的集合。

文人的潇洒源自于骨子里的清高，文人的痛苦也同样源自于骨子里的清高。中国古代的文人群中，最让我欣赏的就是魏晋时代的那些文人了，文学史上称之为“魏晋风骨”。

魏晋之前的诗歌特点。从诗的起源上讲我比较倾向于“诗起于乐”。这一点从诗的节律特点就可以看出来。而歌、乐府诗则从实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证。正因为如此诗歌的音乐性就成了诗的先天特点。而中国诗的发展也一直在遵循着这条暗线。看一看诗、词、曲的发展过程，哪一个不与音乐有关呢？

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不甚重视。后进于乐府，这才渐为吸纳。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人。“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最为动乱的历史时期之一，山河破碎，家破人亡，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诸侯割据不顾百姓死活，相互厮杀，你争我夺，文人们报国安天下，治世救黎民的雄心壮志在太平盛世还可以一展身手，但是在时运不济的乱世只能郁郁终生。酒是魏晋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原动力，在社会与自然的人生双轨道上，他们更多的选择抛弃世俗，融入自然，实现物我一

体的浑然境界。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对自然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热爱，实则却是不满现实无可奈何的消极逃遁。这时候，酒成了文人最好的朋友，大自然成了最好的精神归宿，乱世中他们无法实现的理想，只有喝酒和避世才能给人以心灵的慰藉。

魏晋名士好饮酒，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一样，处世中他的洒脱和对权贵的藐视，让后人景仰不已。当时的晋文帝很喜欢结交名士，并委他以重任，但阮籍不屑一顾，放荡傲世，我行我素，以酒为乐。阮籍听说步兵营的厨房中贮酒三百石，他欣然要求前去当校尉，作了校尉后，他常与好友刘伶开怀酣饮，逍遥快乐。有一次，他喝醉了酒，驾车信道而行，当车马走到了路的尽头，他居然嚎啕大哭。阮籍的内心是愤怨而孤独的，酒不但是他精神的麻醉剂还寄托着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即便酒醒之后一场空，他也愿意借着酒的功德，“逍遥浮世，与道俱成”。

文人最大的抱负无非是报国为民，在这样一个国不能称之为国，民则无法生存的年代里，抱负和理想只能成为空谈，也许阮籍的悲痛便缘于此。

对于阮籍的朋友嵇康来说，他同样有着文人可贵的高风亮节。嵇康爱憎分明，锋芒毕露，高傲且鄙视权贵，当司马氏集团将“竹林七贤”分化瓦解时，他把山涛荐他做官比作“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资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在蔑视山涛的同时也极大的讽刺了司马氏统治时期的黑暗与腐败，因耻于与山涛为友，他依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一表人才，善于音律诗文，学识极其渊博。他时常半月不洗脸，“不大闷痒，不能沐也”，他时常“小便忍而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可见其心中的压抑有多深。

司马氏政权最终还是将这样一个不识好歹，不流于世俗，顽固不化，无可救药的文人送上了断头台。在刑场上，他要了一张琴，盘膝而坐，闭目沉醉的弹完那曲悠扬雄壮的《广陵散》后，仰天长叹道，“我死不足惜，只恨《广陵散》从此失传了”，潇洒的留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

酒造就了魏晋文人的放浪形骸，同时也造就了他们的不羁与洒脱，当然这是一种悲凉的洒脱。人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社会是相通的，现实社会是造成内心痛苦的根源。向往自然，走进自然就真正能脱离凡俗吗？不会的，在大自然中的他们可以与世无争，但丝毫不能泯灭他们对人类的关怀和济世的爱心。

与阮籍放荡傲世和嵇康锋芒激进相比，陶渊明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则显得更为淡漠与含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来到自然，他仿佛如释重负，但是，真正的心灵背负又怎么能放得下呢？毕竟人是群体性的动物，不管怎样他都无法逃避社会这个人群环境，在当时那个恶劣的时代，脱离尘世，来到自然也许是陶渊明人生最佳的选择，可是，复返自然放弃一切世事俗韵又谈何容易。

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希望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们找到一所世外桃源，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不仅是他的向往，也是当时灾难深重的天下百姓对太平社会的向往，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里，人们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否真的有呢？陶渊明他也不知道，他只希望用自己的幻想为天下人编织一个美丽的梦，这就足够了！

魏晋名士值得我们赞叹，如果只片面的理解他们的麻醉与遁世是为了顾忌文人的清高和尊严，我们也许真是有点无知与狭隘了。他们不追求名利和荣华富贵，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去在权贵面前奴颜媚骨，不随大流博得世俗的赏识；他们有宏大的理想，即便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即便悲哀、消沉，但心中却永不放弃，用文人的责任和骨气竭力实现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