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论“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摘要：对于“人道主义干涉”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革命早期,现在的国际法条款虽然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某些方面达成了一致,但是至今仍然存在许多分歧。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人道主义干涉”思想发展的历史及其性质加以分析和研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既不具有正当性，也找不到能证明其合法性的法律依据，而只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不安定因素，并不能真正实现保护人权的目的。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法；正当性；合法性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在两极格局掩盖下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斗争一再涌现，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开始加剧，于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利用这一难得的契机，开始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西方学者为了迎合其霸权主义的野心，也大肆渲染“霸权平衡论”及“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等理论，力图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现实正当性和合法性，一时间，“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也成了国际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就从国际法的原理角度对“人道主义干涉”进行分析，并结合有关国际实践来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剖析。

一、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界定

“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经常引起混乱和误解的概念。因此，很有必要首先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作出界定。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一个国家由于另一个国家自己不愿意或不能够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和自由从而对该国使用武力。这个定义包含人道主义干涉应当同时具备的四个要素：

（一）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使用武力进行干涉，不包括经济、外交和舆论的干涉。

（二）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外国对一个国家的干涉，不包括一国国内一种力量对另一种力量的干涉。

（三）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为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即为人道主义目的而进行的干涉，不包括为保护公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干涉。

（四）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在被干涉国不愿意接受的情况下进行的干涉，不包括被干涉国表示同意的干涉。

上述定义对人道主义干涉作了比较清晰的界定。首先，这个定义划清了人道主义干涉与外国或国际组织对一个在其国内发生人道主义问题的国家所采取的非武力措施如经济措施、外交措施和舆论批评之间的界线。根据现行国际法，对一个国家采取非武力措施，有时属于符合国际法的外交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和舆论自由，对所针对的国家不具有直接的强

制性，与采取武力行动有重大区别。其次，这个定义界定了“人道主义问题”的范围，把对公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侵害排除在人道主义问题之外。一国政府造成、或者客观上不能阻止对公民生命和自由的大规模严重侵害，意味着该国政府的政策偏离了人类的基本理性，或者意味着该国社会秩序已经失去控制。第三，这个定义划清了有组织的国际社会对其成员国的强制行动与人道主义干涉的区别。有组织的国际社会根据其基本文件对发生严重人道主义问题的国家采取强制行动，实际上是基于被干涉国以条约（该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形式所表示的同意，有别于一个或一些国家未经被干涉国同意的人道主义干涉。迄今，国际法学界基本上在上述定义的意义上使用人道主义干涉这一词语。

二、“人道主义干涉”的产生与发展

早在17世纪，近代国际法学说的奠基人雨果·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这样指出: 如果一个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进行迫害,以致于无人能在这种迫害中受到保障,那么在此情况下人类社会就可以行使用那被天然地赋予的权利。”[1]这是对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第一次阐述。进入20 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法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一战结束和国联诞生后,国家诉诸武力的权利开始受到特别的限制。二战后,《联合国宪章》更是完全禁止国家单方面使用武力。但是,在国际实践中,以人道主义为名的军事行动仍大量存在。一些国家利用格老秀斯的学说来证明“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他们宣扬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干预”观念必须寿终正寝，因为它和“国家利益”一样自私，即自私地认为发生在别国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无论那里的人权是否受到践踏。他们以“人道主义”为名使用武力暴力干涉他国内政。例如, 1948 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1960 年比利时对刚果的干涉, 1965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1971年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干涉, 1975年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干涉, 1975 年南非对安哥拉的干涉, 1978年越南对柬埔寨的干涉, 1979年德国干涉中非共和国以及1983年美国干涉格林尼达等等。这些军事行动或者基于一般的人道主义理由,或者公开标榜为人道主义干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组织和国家,经常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名进行各种活动,甚至推行霸权主义政策。

三、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与否的分析

一种行为，要获得法律的承认，首先应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所谓“正当”，指某种行为在伦理上、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在实践层面上是必须的、可行的或至少是无需禁止的，同时此种行为还不会危及其他既存的利益，或至少能将危害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简而言之，行为的正当性必须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可接受性、实践上的必要性、效果上的无害性或最小危害性。

首先，我们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考察“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问题。就干涉行为本身而言，大规模侵害人权确实违背了人类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观，甚至可能对全人类安全构成威胁，对于这些行为的制止和干预当然是很有必要的，因此限制侵害者的自由并对其进行制裁，在理论上似乎具有伦理道德的可接受性。但从实际看，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共

有某些最根本的伦理信念但也必须肯定它们互相间存在形形色色具体的伦理准则和道德惯例，那么是否所有民族从其固有的伦理准则和道德惯例来对“人道主义干涉”的伦理上之可接受性来进行评价，无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其次，从实践上的必要性角度来看，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波及到一定范围时，为保护基本人权而进行干预当然是必要的。但在现实中，对于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真正实质意义上的国际保护，即在联合国体制下的保护，这种方式是在联合国授权下的行动，是符合国际法的行为，是真正出于维护和实现人权的合法行为；另一种是没有经过合法授权的个别国家的所谓人道主义的“干涉”，而后者之中不乏打着“保护人道主义”的旗帜而实质上却是为达到其他目的的干涉的情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联合国体制下的国际人权保护在实践中当然是必要的，并对实现和平安定的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没有经过合法授权的单方面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保护”却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潜在危害性。实践已经证明，多数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并非真正出于保护人权的目的，而是为少数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服务的。

最后，关于“人道主义干涉”在效果上是否具有无害性问题，笔者认为需从两方面来进行考察：既无损于国际秩序，也无害于被干涉国的独立及其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在实践中，一些大国往往通过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来获取各种经济、军事及政治利益。在这种复杂的干涉动机之下，要保证效果的无害性也就相当困难了。具体而言，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社会秩序之害可从以下方面分析：其一，人道主义有可能会打破原有国际政治体制的相对平衡格局，会使世界政治格局的一极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因此，人道主义干涉试图在现有国际安全和争端法律体制外创设一个“超权利”的作法，这对国际社会稳定和秩序无疑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其二，人道主义干涉会打破数百年来形成的以国家主权原则为理论基石的国际法体系，使国际法失去原有的公平、正义、安全和秩序价值。同时，人道主义干涉所倡导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法律理念会诱导国际法向有利于大国霸权主义的方向变异。

另外“人道主义干涉”对被干涉国之利益也是有害的，比如，会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孤立被干涉国，扼杀被干涉国的经济发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加剧被干涉国的灾难，以北约对南联盟的人道主义干涉为例，北约的干涉不但在南联盟地区造成新的直接战争灾难，而且因干涉而扶植的阿族部队又成为在该地区制造灾难的新根源。正如学者所指出，在人权政治的前提下，即使北约在南斯拉夫的人道主义干涉可以有条件地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它在南斯拉夫造成了无辜平民的重大伤亡和生态环境的被破坏，这种不人道的后果事实上瓦解了它起先的人道合理性。

因此，国际上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人道主义干涉”的不正当性，忽视“人道主义干涉”所带给人们的痛苦及其对国际秩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盲目的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已经被各国文化传统涵纳，或者仅因看到其短期的表面效果就认定其具有正当性，这只是少数为某种目的实施干涉的大国的一面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