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命运观

一、先秦儒家的生命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生命源于天地，“天地合而万物兴焉”《礼记

郊特牲》。天属阳，地属阴，天地能够像男女一样阴阳合和，生发出世间最伟大、最神圣的生命。“天地氰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经系辞下》，儒家认为，天道是自然的，天地化生万物也是自然的。天地自然演运，万物自然生成，天道成为世界万事万物的主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二系辞下天道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它滋生出万物，并赋予万物以各不相同的本性，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依照这种观点，人的生命当然也源于天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儒家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于“气”之凝聚，聚合而生的。生为气之聚，死为气之散，气有聚散、往来、屈伸的变化，故人有生死、寿夭的变化。据此，他们用来说明人的生与死的变化，这是中国哲学元气本体论在生命哲学中的应用，也是中国哲学重视人生哲学的体现。儒家指出，虽然人与万物都察气而生，但是由于“气”有清浊、明昏、全偏、厚薄、纯杂的不同，所以便有人和万物的差别由于人察清、精、明、全、厚、纯之气而生，所以人为万物之灵。荀子在《王制》篇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一观点“水火有气而无性，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生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孝经二圣治》也讲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优异于万物，超越于群生，成为宇宙中的最伟犬瑞崇高者。天地之间最为珍贵的是人的生命二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居于天地之间的崇高地位，所以人的生命也就最为重要。既然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天地之间最为宝贵的，因此，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就成为儒家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我们从先秦儒家的其他有关记载可以了解到其对生命的基本态度。《论语二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着火了，最先遭灾的肯定是马。然而，孔子先问的是人受伤了没有，却根本不问及马。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的生命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一般的财产损失当然是远远不及人生命的价值。然而，这则事例并非就事论事，它表明了孔子珍视生命的态度。三代以来的人牲、人殉制度是残害生命的最残忍的方式，孔子对这种残害生命的制度表达了强烈的愤慨，狠毒地咒骂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骂人断子绝孙，在古代社会里是非常刻毒的，孔子连发明木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咒骂，对于用活人殉葬就更不用说了。可见人的生命在孔子心中是多么地重要。孟子在《梁惠王上》中特地引用这句话，也充分说明了孟子珍视生命的态度。荀

《论语·述子对于杀生而送死的行为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杀生而送死谓之贼。”《荀子·礼论》

而》载“子之所慎斋、战、疾”，这三者无一不与生命息息相关，所以孔子才尤为谨慎重视。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主张，也显现了其对人生命的关爱。爱人的含义是广泛的，但却理所当然地包括要爱护人的生命。更为可贵的是，处在那个时代的孔子提出的“爱人”是指向泛爱一切人的，包括一切阶层的人在内。我们可以从他反对人殉、提倡“修已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出这一点。孟子更是发扬了儒家对生命关爱思想，这突出地体现在其“仁政”学说上。从其“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来分析，其所谓“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其渊源即为“不忍人之心”或说“恻隐之心”。从孟子所言“仁政”的具体内容来看，也无一不是关注人民的生计冷暖，力图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充分享受人生的天伦之乐与生命的欢悦。“仁政”就是使人民“有栗如水火”，“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幕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寂粟如水火。寂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乞孟子二尽心上》。“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黎民术饥不寒”，孟子如此关注民之养，其目的无疑是使人民摆脱“饥色”“饿俘”的非人状态，而其关注所依凭的价值观念，正是应“善待生命。”反对战争，反对杀戮，珍惜人的生命是先秦儒家学派的一贯主张。孔子对生命的珍视也体现在其反对战争的思想上。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旅之事，孔子颇为反感地拒绝“姐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他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其实，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授弟子，何尝不懂军旅之事拒绝卫灵

公，是因为孔子明白战争即意味着杀戮，意味着残杀人的生命，这正是孔子所激烈反对的。孟子在渴见梁襄王时，梁襄王曾问孟子什么人能够统一天下，孟子回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二梁惠王上》。面对频繁的战争，大量的杀戮，无数生灵涂炭，孟子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关爱，提出了“仁者无敌”、以仁来统一天下的主张，对那些喜欢战争，穷兵黔武的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有人说“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下》“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梁惠王因争夺土地，驱使民众子弟去作战，死者无数，孟子便指责他“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二尽心下孟子的反战呼吁以及其对“善战者”罪行的抨击、指责，不正显示了孟子不忍见生命受摧残而力图拯救之的种种努力吗显然，在孟子看来，相对于权力和土地，生命是更为珍贵的，决不能以人来殉土地和权力。虽然儒家是如此激烈地反对战争，反对杀戮，但同时也意识到在春秋战国这样大动荡的时代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又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以不教民战，是谓弃民”《论语‘子路》、“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这样的要求。《孟子“告子下当然这并不表示儒家认同战争，而是出于对人类生命的珍惜和关爱。我们从儒家对生物的爱怜也可反观其对人类的仁爱。《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对动物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待人类本身。孟子在见到梁惠王时也大谈这种仁爱思想“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应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儒家认为，具有仁爱思想是珍视一切生命的基础，恩足以及禽兽，功也应至于百姓，人类的生命更应该受到尊重。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不仅非常重视人的生命，就痴寸身体的损伤也被视为不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孝经二开宗明义》。孔子的高足曾子临死之前把自己的学生召集起来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免夫小子”论语，泰伯》曾子让他的学生看自己的手足有没有损伤，一辈子小心，惟恐遭受刑戮损伤体肤，看到自己身体安然无恙，便可以从容离去了。儒家是非常重视孝道的，但在治丧之时，也敦戒孝子不要因为父母的逝世哀痛过度而伤害自己的身体。“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致也。”孝经二丧亲》。孟子说“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兼，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也，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孟子告子上》。看来，爱护身体的每一部分，不仅是出于孝的观念，也是儒家出于对生命本体的关爱。以儒家学派为代表，诸家学派对生命的珍爱与善待的态度既是中国古代神人关系演变的结果，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华夏文明的滥筋之际，几乎是鬼神主宰着世界。《礼记二丧记》所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在天命鬼神决定一切的情形下，人只是神的影子，只是实现神意的世俗工具而已。故历史上存在过大量的人祭现象，仅卜辞中记载的就有一万多人。考古发现表明，人殉在上古时代是大量存在的。无论是人祭还是人殉，都反映出人的地位是极端低下的，其价值也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对人生命价值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不断加深的。周朝的建立者在灭商的过程中，对民众的力量有了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单纯地敬奉上帝，祈求神佑并不是维护自己天命的唯一手段，构成社会基础的民众也是政治活动所要围绕的中心。因此，周公提出了“敬天保民”思想，历史上第一次把民众摆到了与上帝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这一全新的政治概念对后来的社会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以人本思想来代替神本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扬和光大。春秋时期的列国纷争，政权更迭使统治阶级认识到依靠现实的民众比依靠虚幻的上天更为实际。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提出了民是神之主、先民而后神的政治主张，如郑国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二昭公十八年随国贤臣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藐国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二桓公六年》。民众的重要性使得民众的生命更为受到重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的生命价值也逐渐突显起来。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使得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一个人的劳动不仅能维持自身的需求，而且能创造较多的剩余价值，这使得个人的生命价值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