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法国新浪潮电影

第十章法国新浪潮电影
第一节法国新浪潮
法国巴黎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一直是以世界文化和艺术的中心而自居，法国人也是以激情和浪漫闻名于世。

电影艺术的两位开山鼻祖卢米埃尔和梅里爱都是法国人，所以在现代主义电影思潮中法国艺术家表现得比其他人更有特色、更激进、更浪漫。

20年代风行欧洲影坛的先锋派电影以巴黎为中心，当时法国人费南·莱谢尔的《机器的舞蹈》和雷内·克莱尔的《休息节目》，谢尔曼·杜拉克的《贝壳和僧侣》，原籍西班牙的法国导演布努艾尔的《一条安达鲁狗》都是先锋电影的代表作。

30年代法国出现了用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去表现下层小人物的命运和他们与社会抗争的影片。

这类影片内容真实、情节动人、常常含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有一定的戏剧感染力，剧中人物常常赢得观众同情，这类影片被称为“诗意现实主义”。

它的代表作有让·雷诺阿导演的《拉尼》(1935)、《大幻灭》(1937)以及后来更具批判色彩的《游戏的规则》(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雷诺阿等一批优秀导演为了躲避战火去好莱坞工作。

战后较长一段时间，法国电影界在好莱坞的强烈竞争和意大利电影的巨大影响面前，只满足于对原有传统的沿袭，在内容形式和生产体制上都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题材上主要是侦探片和爱情片两类影片，形式上也只满足于一般的戏剧结构，连雷内·克莱尔、让·雷诺阿这样的大师也只满足于一般的商业上的成功。

这种沉默与自我满足引起了观众和青年导演的强烈不满，于是到50年代末爆发了法国电影的一次重大“革命”，即“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

一、新浪潮电影的美学特征
1958年是法国政治上动荡的一年，第四共和国下台，第五共和国成立。

戴高乐重新上台，把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解脱出来，结束了战后以来二十多次内阁倒台、政府危机等令人厌倦的政治内讧，加上萨特存在主义对法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大，1958年成了法国政治社会生活突变的一年。

这种形势下的社会需要有新人出现，需要有新的语言、新的词汇、新的形象，而青年人也想有一个能展示自我、表现自我的社会环境。

新浪潮电影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一批青年人开始向传统的电影观念挑战。

新浪潮的主要特点是不涉及重大题材，不揭露也不歌颂社会，不表现重要社会内容，而是一味地表现自我。

在新浪潮的影片中，甚至连当时震动法国乃至世界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都没有一部影片提及过。

他们拍他们最熟悉的生活、最熟悉的人物、最熟悉的阶层、最熟悉的环境，甚至于拍他们自己，拍他们自己的传记片。

在新浪潮影片中所表现的主要人物大多数都是一些中产阶级青年。

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开着高级赛车满街乱转，饿了就吃，渴了就喝，毫不顾忌地夸夸其谈。

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性生活，也是新浪潮影片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果说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是以一种自发性和接近于非理性的情感主义来表示他们对美国生活和艺术中机械化现象的反抗，那么法国这批无所顾忌的青年开始是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信念，如婚姻、家庭、爱情对他们的束缚，到后来根本就不明白俗套和束缚是什么意思了。

新浪潮的性感明星碧姬·巴铎是个典型的“新人”。

她的处世原则并不是想伤风败俗。

她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有什么权利，更别说什么义务了，她只是随心所欲。

她饿了就要吃，她谈恋爱也同样不拘一格，无所用心，在她看来，欲望和享乐比格言和习俗更有说服力。

在手法上，新浪潮有意侵犯神圣的传统电影语言，他们蔑视技巧规程，他们随心所欲地进行场景调度，不按任何逻辑进行画面剪辑。

他们借用先锋画家的话说：“在我们以前，天空是蓝的，草地是绿的；在我们以后，天空可能是绿的，草地可能是蓝的”
克莱尔·克卢佐：《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摘自《世界电影》1980年第一期，第186页。

他们破坏各种传统的影片样式，他们推崇新现实主义和记录影片，但又与之不同。

他们追寻的是一种主观现实主义，即“自我”眼中的真实。

因此，大量不受传统规范束缚的主观镜头，跳跃式的剪辑手法在新浪潮导演手中是习以为常的。

在具体拍摄过程中，他们遵循的是一种低成本的拍片方针。

经常采用报导式或新闻片的拍摄手法：拍快片、取外景、少用灯光。

为了缩减经费，他们从不花钱请大明星，但他们更重视导演的作用和个人的风格；他们为了缩短摄制时间，尽量缩小摄制组规模，尽量离开摄影棚到街上去拍片。

他们推崇即兴式处理，根据不同情况使用长镜头或长镜头与蒙太奇结合的手法。

为了强调杂乱状态下的人的精神状况，他们常常使用跳接、蹦接等手法来删除叙事中的琐碎过
程。

新浪潮在手法上的反叛与创新是十分大胆的。

新浪潮电影与20年代先锋派电影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一种商业电影中的现代主义。

新浪潮电影不像先锋派那样只在影片中表现物体的运动、混乱的线条和一些抽象的三角图形，或是拍一些无头无尾、无情节、无人物性格，只表现某种抽象概念，纯而又纯的乏味的镜头。

新浪潮不再忽视人，而是以现代人标榜自己。

片中多少有一点故事情节，现代人的性欲和绝望不是以象征手法出现在纯梦幻的世界里，而是以人的具体行为赤裸裸展现在人们眼前。

这种折中了的现代主义是一种成熟的现代主义。

它没有肤浅地去照搬其他艺术形式抽象化和意识化的手法，而是在充分考虑电影的艺术特性和商业特性的基础上更充分、更全面地贯彻了惟我主义的非理性原则。

新浪潮电影总结了20年代先锋派的美学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先锋派理论和实践中的致命缺陷，把现代主义思潮通过银幕普及到了广大的观众。

为了与商业影片争观众，他们在内容上大胆接触法国电影从未接触过的问题，那就是现代法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尤其是现代性生活的观念，把生活中已经露头的毫不遮掩的两性关系如实地表现出来。

二、《电影手册》派和“作家电影”论
新浪潮电影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一电影运动的骨干不是来自真正的电影创作人员，而是以安德烈·巴赞创办的《电影手册》杂志为中心的一批影评家作为这电影运动的先锋人物。

克劳特·夏布罗尔、弗朗索瓦·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雅克·里维特和艾利克·罗麦尔被并称为《电影手册》派的五位核心人物。

他们都在巴赞手下工作过，特吕弗还是巴赞一手培养起来的影评家。

这批青年人都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电影不是一般的酷爱，而是要把电影改造成一种个人化的艺术。

他们利用巴黎电影资料馆的开放政策，几乎整天泡在资料馆里，他们还经常跑遍全市各电影俱乐部靠熟人和免费票进去看电影。

因此接触了大量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影片。

在看片的空余时间，他们就聚集在他们的大本营、《电影手册》杂志的集体宿舍里进行讨论。

他们把他们所看过的影片的导演分为好几等，无数次地排列重要导演、主要导演、次要导演的名单。

在评论谁是最伟大的导演时，常常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

他们还经常私下“开除”一些导演和影片。

这些讨论在杂志发表后常引起导演的反感。

但在争论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他们的理论和评论导演与影片的标准。

这就是著名的“作家
电影”理论。

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要求每部影片都像一部小说、一幅画和一首乐曲那样，只是一个人的作品，而这个人就是影片的导演。

他们在深入研究了一系列美国电影导演的作品之后，以“作家电影”理论为标准列出了他们认为有“作家”资格的导演名单，并规定了电影“作家”应当具备的三个起码条件：一是具有最低限度的电影技能；
二是影片中明显地体现出导演的个性，并且要在一批影片中一贯地展示出自己的风格特征；
三是影片必须有某种内在的涵义，导演必须通过他使用的素材表现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并且把这种见解贯穿在他的所有作品之中。

“作家电影”论实际上是导演中心论，它否认电影是集体创作的结果，确立了导演在影片中的中心地位，注重导演个人的整体风格和一贯作风。

这一理论本身并不是现代主义的，但如果过分强调影片创作的个人化，强调电影导演的自我表现，那么这一理论就完全具有了现代主义特色。

对电影创作怀有强烈个人化要求的法国影评家提出“作家电影”理论的动机，首先是对资本家控制电影这一现状感到愤怒。

商业电影为了票房价值需要艺术家跟着观众走，
好莱坞的制片制度就是淹没艺术家天才和个性的典型。

当时法国的电影生产体制也是沿袭了好莱坞的方法。

这种体制是以精雕细琢的剧本、卖座的明星、资深导演和庞大的预算作为电影的支柱，这种缺乏想像力的创作方式和陈腐的体制压制了一大批青年人。

再加上法国导演一贯重视内景的拍摄而不习惯外景的拍摄、强调人物感情的细腻变化，导演在拍摄前都要做周密的计划和准备等习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强调生活气息和真实性的表现手法的巨大冲击下，这种法国传统就显得更加陈旧。

所以新浪潮电影在社会上打响以后，许多还要熬十几年才能独立拍片的副导演和短片导演纷纷投向新浪潮运动一试身手。

在新浪潮以后，法国电影界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的青年导演，使法国电影更加丰富多彩而且显得生气勃勃。

一般认为法国新浪潮前后只有五年的时间：1958年是诞生年，1959年是幸福年，1960年是顶峰年，1961年是没落年，1962年是危机年，而真正代表新浪潮水平的是1959年到1961年三年时间的作品。

这三年共有67名青年导演登场，
拍出了100部影片。

这在法国电影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1958年被称为新浪潮“四大火枪手”之一的夏布罗尔拍出了《漂亮的赛尔其》，打响了第一枪，新浪潮便像山洪暴发之势汹涌而下，冲击了法国电影界的一潭死水。

青年导演一呼百应，群体而出，一扫法国影坛的沉闷空气。

新浪潮的影片占据了法国各大城市所有的影院，有关新浪潮影片的评论占据了报纸杂志的大部分文化栏目。

以戈达尔、夏布罗尔、特吕弗、马勒、罗齐埃、卡谬等一批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走上导演的位置，使法国电影又一次走入世界艺术浪潮的顶峰。

三、特吕弗——用电影写日记
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 1932—1984）是“作家电影”理论最忠实的鼓吹者。

1954年特吕弗在《电影手册》杂志中发表一篇名为《法国电影的一种倾向》的文章，第一次使用了“作家电影”这个名词。

从这以后许四百下，法国多年，他发表了大量论文、电影评论和导演访问记，在所有文章中他都反复阐述他的观点。

1957年，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谈论想像中的明天的电影说：“在我看来，明天的电影较之小说更具有个性，如同一种信仰或一本日记那样，是属于个人的自传性质。

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将以第一人称来表现自己和向我们叙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可以是他们新近的爱情故事，政治觉悟的转变，旅游故事，一场疾病，他们服兵役的情况，他们最后的假期，而且差不多都会从中找到乐趣，因为那将是真实和新颖的……‘明天的电影’将是一个爱的声明。

”特吕弗不但在理论中这样说，在实践中也这样做。

他的成名作《四百下》（1959）就是一部最具有个人特色、最具有自传性的影片。

这部影片是描写一个得不到社会和家庭温暖而离家出走的13岁小男孩安托万·杜瓦内尔的故事。

这部影片没有情节线索，没有矛盾冲突。

只是通过安托万逛马路、逃学、撒谎等戏剧冲突的事件，揭示孩子犯罪的根源。

在谈到这部影片主题时特吕弗说，青少年时期是生活中痛苦的时期，这就是他拍这部影片的首先动机。

《四百下》的故事内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少年时代的经历。

特吕弗和安托万一样，小时候曾经从家里出走，他父亲把他交给了警察局并被送到少年犯罪教养中心的大篷车里与妓女为伍。

幸运的是安德烈·巴赞救了这个孩子。

他答应当局如果放了这个孩子，他给特吕弗找份工作。

后来他把特吕弗培养成一个著名的影评家，这段经历深深印在特吕弗脑海中。

不幸的是巴赞于1958年40岁时英年早逝，特吕弗悲痛至极，特拍此片献给
巴赞，以示怀念。

但这部影片也不是他本人经历的复制，特吕弗并没有把影片的时间置于德军占领时期，而是让故事发生现在的巴黎。

他着重表现的是一个少年的心灵成长的历程。

他说：“我的目的，并非以怀旧的眼光来描述昔日的少年，而是要表现介于童年及成年之间的少年时代。

一个人在那样的转变时期，会有令人忧患的经历：感情还很幼稚，身体已经开始发育，既渴望独立，又慑于父母师长的权威……
这时，稍不痛快就会爆发出反抗的火星，而所谓不良少年恰恰反映这种精神危机，他们认为世道不公……对付的办法之一就是不管一切地胡来。

”“在法国有句俗话称这类胡作非为叫‘打它四百下’——这就是片名的由来”，所以这部影片又叫《胡作非为》。

《四百下》没有太多的情节,影片线索由安托万的生活经历构成。

安托万与他的母亲和继父住在巴黎。

由于安托万的母亲与别人同居，怀孕以后才和她现在的丈夫结婚，所以安托万在家中得不到任何温暖。

安托万有个好朋友叫勒内。

他们俩都讨厌那所刻板、严厉的学校，于是一起逃学。

老师问他为什么旷课，安托万说母亲死了。

他继父被招到学校去揭穿了这个谎言，并了安托万一耳光。

孩子又伤心，又害怕，便从家里逃出来。

无法生存便去偷东西，他把继父办公室的打字机偷出来，但无法处理，正想送回去的时候被逮住了。

继父把他送到青少年罪犯拘留所，那儿的教育更加没有人性。

有一天安托万逃出拘留所，跑到海边，影片结束。

影片着重表现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

影片在节奏上用对比的方法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情调：当安托万在教室、在家里、在少年犯拘留所时，是一种灰暗的、压抑的、封闭的、情绪低落的、节奏缓慢的情调；当安托万和勒内逃学在街上游荡，从拘留所逃向大海时，影片节奏明显加快，是一种轻松的、明快的、自由的情调。

影片使用了大量的主观镜头，从安托万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

比如在家里，他睡在过道地板上的一个睡袋里，他那位风流放荡的母亲深更半夜回家的时候，摄影机仍然保持低角度，观众看不见他母亲的全身，只能从安托万的视点看见他母亲穿着丝袜的腿，踮着脚从儿子身边走过。

他继父穿着睡衣走过睡袋，也只能看见睡衣的下摆。

在安托万和勒内逃学的那场戏中，他们跳到一个大转筒上玩。

大转筒越转越快，逐渐变成一片模糊以表现眩晕感觉。

这些主观镜头使影
片更真实更突出地表现了一个少年的心理状态。

这是一部彻底电影化了的影片。

在很多场戏中根本没有对白，有人说这是法国新浪潮中的无声片。

摄影机紧紧跟着安托万把日常生活中这些极平淡的事用电影化的手法表现出来，而且能使观众从影片中感受到这个孩子的孤独、烦躁、不安、恐怖、压抑、受屈辱等主观情感。

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是电影史上有名的一个片段：孩子们在拘留所的操场上踢足球，突然，安托万从球场跑出来，从篱笆下面一个洞里钻出去跑掉了，警笛大响。

这时摄影机长时间地从侧面用中景跟拍。

安托万跑过农舍，越过田野，经过灌木丛边的空房子，他仍然在跑，他从一个土坡上滑下来，突然换成慢镜头和主观镜头，左边地平线上出现了海，一片相当开阔的海。

又换成客观镜头，安托万还在跑，他终于跑到海边，走进海水中，好像他要自杀。

但他突然转过身，走向海浪拍击的岸边，在他回头的一刹那，镜头停住不动，成为定格，然后画面放大，并逐渐模糊，影片结束。

这一段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完全是一种主观情绪的宣泄，是长时间压抑以后一种发泄的过程。

大海象征着自由的空间。

至于最后的定格画面，特吕弗说：“我的用意是，这样一来，等于让孩子的形象走到观众中间，让它在观众中形成定格，让他成为无言的控诉。

”这部影片获得1959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为了体现他的纯“作家电影”的个人传记片特点，特吕弗让这个扮演安托万的小演员莱奥隔几年就演一部安托万的电影。

所以在以后20年中，他又拍了《二十岁的爱情》(1962)、《偷吻》(1968)、《夫妻关系》(1970)和《飞逝的爱情》。

但后几部影片都没有《四百下》朱尔和吉姆，法国那么感人。

1961年特吕弗根据小说改编拍摄了他的代表作《朱尔和吉姆》。

这部影片通过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全面探索了爱情、家庭、情欲、友谊等一系列涉及道德伦理、婚姻价值观念的问题。

在影片中特吕弗推崇的是一种无理性的、潜意识的性爱。

他认为人的爱情只能靠直觉和潜意识去爱和被爱，无理性可言。

他在影片中把人物的那层有意识克制自己的“超自我”的社会心理完全去掉，让人物的直觉和本能意识自由流淌，塑造了一批崇尚无政府主义，追求毫无拘束的爱情生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完全违背的青年形象。

而这种生活方式正是特吕弗所追求的理想，即男女青年们只根据本能和情感的吸引，而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的束缚生活在一起，即所谓“自然复归”、“森林群居”等生活方式。

这种思想也是战后一批受弗洛伊德学说和存在主义学说影响患“世纪病”的年轻人的典型思想。

影片在表现和刻画
人物那种稍纵即逝、变幻莫测的情感时非常出色，作者通过无技巧剪接和纯自然表演的手法使影片显得真实、自然、朴实无华。

这个主题成为特吕弗以后一系列影片所探索的共同主题。

新浪潮结束后，特吕弗把这种黑色幽默式的爱情主题延续到他所有影片中，无论是探索片和商业片无一例外。

在《朱尔和吉姆》之后，除了他的那部自传体的安托万系列片外，他还拍摄了《温柔的肌肤》(1964)、《华氏451度》(1966)、《密西西比号警笛》(1969)、《两个英国女人和欧洲大陆》(1971)、《像我一样的美丽姑娘》(1972)、《阿黛尔的故事》(1975)等。

1979年特吕弗的《美洲之夜》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81年他的《最后一班地铁》再次轰动国际影坛，获十项凯撒奖。

在这部影片中他的反戏剧、反情节的观点又有了新的表现，在一种既不排斥情节又不依赖情节的手法中仍保留了现代主义的灵魂。

1984年特吕弗得癌症去世，年仅52岁。

他被世界电影界称为我们时代难以取代的导演。

四、戈达尔——最令人费解的导演
在西方电影世界中，戈达尔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法国影评家彼埃尔—保罗·帕索里尼认为：“全世界的新电影中至少有一半是戈达尔式的电影，也就是说他们遵循效法着由戈达尔（也许并没有要成为标准的打算）提出的法则和标准。

”布努艾尔有一句名言：“除了戈达尔，我丝毫看不出新浪潮有什么新东西。

”法国电影史学家亨利·朗格卢瓦认为，如果说早期电影史可以分为“格里菲斯前”和“格里菲斯后”的话，那么，当代电影则可分为“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

法国电影评论家埃内贝勒在《世界电影十五年》一书的《“戈达尔艺术”的美学革命》一章中，给他开列了一系列头衔：反好莱坞电影创作者、现实主义电影的作者、政治电影的导演、现代电影的创作者、混乱主义电影的作者、无政府主义电影的作者、右的无政府主义电影导演、左的无政府主义者、法西斯化的无政府主义者、绝望的但被一种相对人道主义所鼓舞的无政府主义者……
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1930—）生于巴黎一个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巴黎大学读人种学。

不久对电影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在《电影杂志》和《电影手册》上发表影评文章。

上学期间他奔波于各电影院、电影资料馆，看了大量的各类影片，还结识了特吕弗、里维特和罗麦尔等后来成为新浪潮骨干的青年影评家。

特吕弗在回忆戈达尔时说，年轻的戈达尔在知识面前常表现出一种狂躁与不安，他读书总是非常匆忙，看电影也只看片断，遇事不
喜欢与人争辩，而是直截了当地立即拿出自己明确的观点。

戈达尔与文化的这种奇异联系，他获取知识时那种匆忙、跳跃式、拼贴式的独特方式，以及他那干脆利落的性格对他以后的电影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他在影片中以简练、跳跃、拼贴式的手法独创的电影结构和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戈达尔大学毕业后穷困潦倒，常常化名在一些不入流的杂志上写文章，在一些短片中充当无名小角色。

1954年他为了从他的资产阶级家庭中脱离出来，跑到瑞士当了一名修水坝的工人，并用自己积攒的钱拍摄了他的第一部长20分钟的短纪录片《混凝土作业》。

1956年戈尔回到巴黎，正式进入《电影手册》编辑部工作。

1958年他与《电影手册》这一批“年轻的激进主义者”一起改作导演，成为新浪潮运动的主将。

1959年不到30岁的戈达尔完成了震动法国影坛的怪诞杰作《筋疲力尽》(又名《奄奄一息》)。

影片描写了一个叫米歇尔的法国青年，整天无所事事，专干偷汽车之类的勾当。

有一天，他又偷了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超速行驶，被骑摩托的警察赶了上来，米歇尔什么话也没说举枪就把警察打死了。

两天后他跑到凯旋门附近的一条大街上，先缠住一个美国姑娘帕特莉霞要和她交朋友，又跑到一家旅馆向一个同伙讨回了一笔钱。

但这笔钱是支票，他又让他的另一个同伙到银行去兑现金。

他想请女朋友吃饭，就在大街上抢了一个男人的钱，但发现女朋友正在餐厅和另一个男人接吻，他感到很沮丧，只好跑到女朋友家里去等她。

女友回来后他们寻欢作乐，纵欲狂欢。

完事后，他又偷了一辆小车带着女友到了时装店，当女友去买衣服时，米歇尔坐在车上看报，报上登着通缉他的大幅照片，当女友从时装店走出来时，旁边一个人已经认出了米歇尔，并报了警。

警察找到米歇尔的女友帕特莉霞，她对警察说，他们才认识三个星期，不知道米歇尔住在哪儿。

当帕特莉霞上街时发现被警察跟踪了，她机智地甩掉了警察，与米歇尔在一家电影院里消磨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帕特莉霞心事重重，一晚没睡好，天一亮她就给警察拨了电话，告诉警长她见到了米歇尔，这时米歇尔刚从外面回来，她对米歇尔说她报告了警察，以证明她已不爱米歇尔了，要他快跑，米歇尔却说巴不得去坐牢。

这时正好兑了钱的另一个同伙也来了，劝米歇尔快跑。

米歇尔说，活腻了，想休息。

警察果然来了。

米歇尔拿起同伴的枪拼命跑，最后筋疲力尽，被警察一枪打中，像狗一样倒在地上死了，临死前米歇尔对走过来的帕特莉霞说了一句“真可恨”。

这部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