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游仙诗的悲剧意蕴

第17卷第4期 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 o l.17N o.4 2000年7月 JOU RNAL O F ZHOU KOU T EA CH ER S COLL EGE Ju l.2000　

曹操游仙诗的悲剧意蕴Ξ

张振龙

(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信阳464000)

摘　要:曹操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是相信方术不信神仙,但由于时代人文精神的高扬和文学的自觉,促使曹操创作了不少的游仙诗作。在游仙诗创作过程中,因其理性意识与神仙思想是对立的,又使作者陷入了新的矛盾。这一矛盾是悲剧性的,并表现出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正是如此,其游仙诗为后世开创了借游仙抒怀的范型。

关键词:曹操;游仙诗;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30(2000)0420016203

曹操作为建安文学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在他身上呈现出更多的历史转折时代的新的特质。在魏晋文学史上,曹操文学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和审美风貌都具有开创性意义,散发出昭示来者、烛照后世的光辉。就其游仙诗来说,在他现存的二十多篇乐府诗中,游仙诗就占七篇,近三分之一,数量比例不可谓不多。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对其游仙诗的主旨已进行了探讨,但据笔者所见,对其游仙诗的悲剧意蕴还无文涉及。本文旨就其游仙诗中的悲剧意蕴做一剖析,以请教于方家。

一

要探讨曹操游仙诗中的悲剧意蕴,首先要对曹操对待神仙方术思想的态度做一考察。目前学术界对此主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曹操的思想基本上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是不信神仙方术的[1];二是认为曹操早年是不信的,但到晚年却步秦皇、汉武之后尘相信了[2];三是认为“他不追求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但他对具体的方术倒也颇有相信之处”[3]。那么曹操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到底怎样,在此有必要做一辨析。从现存史料看,记载比较纷纭。《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张华《博物志》云:魏武“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鸠酒”。曹丕《典论・论郗俭等事》载:“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问,行其术,亦得其验。降就道士刘景受云母九子丸方,年三百岁,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药,亦云有验”。葛洪《抱朴子・内二》说:“彼二曹(操、植)学则无书不览,才则一代之英,然初皆谓无,而晚年乃有。”以上前两段是关于魏武招方士、习方术以修神养性的记载,后一段说明魏武早年不相信神仙方术,但到晚年乃信其有。又曹植《辩道论》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挟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

欢神仙于瀛州,求安期于海岛,释金辂而覆云舆,弃六骥而羡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此段常被引用作为曹操不信神仙方术的例证。其实这段话只能说明魏武不相信神仙,还不能充分说明他不信方术。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偏颇,主要在于没有理解清楚曹植叙述的是两层意思。“故聚而禁之也”以上是一层,旨在说明魏武对方士是“聚而禁之”的态度,但这并不就得出魏武不相信方术的结论。从“岂复……”以下是第二层,旨在说明曹氏父子不信神仙。这些在该文的下文照样可以得到印证。下文前几句主述郄俭、甘始、左慈借方术可以疗疾益寿,后面的对话主说长生之药之虚无,亦即成仙之道不可得。

针对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对魏武对待神仙方术态度的记载并不一致,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以上史料的可信度、真实性加以分析。从史实的角度看,曹丕写《典论》是建安二十二年,曹植写《辩道论》约在建安二十三至二十四年,此时曹操仍健在,他们所载当确实可信。裴松之距三国时代不远,且又是位谨严的史学家,所引张华之著录当进行过斟酌,况张华距建安更近,所载与曹氏兄弟并无出入,故亦较可靠,葛洪虽离建安不远,但他是一位道教理论家,其《抱朴子・内篇》就是阐明其道教理论思想的著作,是一位道教的忠实信徒。所以往往把历史上相信方术且有过实践的人的事迹做为说明其理论思想的佐证,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故他所载的关于曹操相信神仙的材料可信度不高。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曹操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是相信方术而不相信神仙。前面所言学术界的三种观点,前两种都不全面,第三种比较公允。其实我们说的曹操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还可通过以下两方面予以补充说明。

首先,从魏武自己的言语来看。他的《与皇甫隆令》云:“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

Ξ收稿日期:2000203209

　作者简介:张振龙(1966—),男,河南泌阳人,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表现出对能健身益寿方术的极度青睐。在其诗作中也多次说过:“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4];“痛哉世人,见欺神仙”[5];“存亡有命,虑之为蚩”[6]。尤其是在他的《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就有不信神仙却信方术可以益寿思想的深刻表现。

其次,从当时的时代思想来看。魏武恰好处于思想上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轨的时代。此时思想文化上的突出表现就是伊始于先秦时期的理性精神经过司马迁、扬雄、张衡、桓谭、王充和仲长统等人的继承发展,终于冲破了两汉经学的神学迷雾,发出了烛照中古的理性之光。具有明显虚诞色彩的神仙思想在理性意识的穿透下迅即现出了其迷信荒诞的特征,而方术思想由于其本身蕴含有一些合理的、正确的药物知识和动、植物知识,呈现出神学与科学交织的混沌特性,所以此时的理性意识也未能完全识破方术中的迷信虚假成分,致使很多的理性之士也不能完全摒弃方术。这是建安时代思想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魏武相信方术、不信神仙的态度就是时代思想在其身上的具体表征。

二

既然曹操不相信神仙,那又为何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游仙诗呢?这是我们理解其游仙诗悲剧意蕴的又一关键所在。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社会动荡、人生苦短而导致的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魏武创作游仙诗的原因。笔者对此亦无异议。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笼统,缺乏深层的分析,故显得让人折服的力度不足,进而影响了对其游仙诗丰富意蕴的挖掘。笔者认为魏武从事游仙诗创作的深层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其人文精神的表现。我们说人文精神是指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强烈的自主精神。它是建立在人的觉醒基础之上的。它具体表现为关注现实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力为解决这些问题而积极探寻、百折不挠;同时保持清醒的理性意识,对现实、社会、人生具有清醒的透视力、判断力,表现出很强的自我调控能力和理智特征;是以社会、国家、民族为终极价值的,以整体推动民族的向前发展为努力方向,且这种追求是以张扬个性为前提的,使张扬个性的自我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追求达到高度一致。建安时期是人的觉醒时代,也是人文精神高扬的时代,人文精神在曹操身上亦具有明显的表现。他打破两汉用人标准而代之以“唯才是举”的举措,面对军阀争战致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戎马倥偬的实践,他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坦诚表白,他的“不戚年往,忧世不治”[7]的忧患,以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8]的不懈追求,都是其人文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正是这种人文精神在其从事统一大业上的实践中,使其深刻地感触到了“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9]的强烈对比而产生的心理震撼和痛苦:“我愿何时遂?此叹亦难处。”[10]为了充分展现自己不拘囿现实给定性,冲破对自己人文精神的压制,才“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见期于迂怪,志意在蓬莱”[11]。所以其游仙诗作是其人文精神受到抑制之后借游仙以高扬的表现。在他的《秋胡行》其二中就可以窥探出作者的这一心理动机。作品第一解抒写希与神仙同游、长寿万年的情感;第二解通过天道长久与人生短暂之对比,说明成仙得道之不能;以后三解则以自然育万物喻君应施仁义于百姓,进而发出了“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汛汛放逸,亦同何为”的呼喊,其积极进取、努力向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文精神宛然于字里行间。

其次,是文的自觉的表现。建安被誉为是文的自觉时期,这已为学术界所共识。文的自觉的典型标志就是超越汉代儒家的诗教传统,代之以作者内心真挚情感的自由抒发,变汉代把文学作品作为宣扬儒家教化的载体为彰显作家主观情感的载体,从而带来了文人抒情达意艺术方法上的解放和革新。以前文学传统中的诸种素材只要能够充分地为文人抒写内心的情怀服务,都可以拿来为其所用。曹操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对当时文的自觉进行总结,但文的自觉观念却体现于他的创作实践之中。其游仙诗就是其文的自觉思想在诗歌创作中的生动体现,说具体点就是借先秦两汉文学中的游仙题材来抒写内心情怀的结果。大体说来曹操在其游仙诗中主要抒发了两种情怀:超越人生短促的企求和对美丽宁静、和平安定、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因为魏武长期南征北战、餐风露宿,过多地品尝了现实人生的苦难,目睹了太多的凄惨之景,感受了无法言语的背乡离井、亲人分离的愁绪,体验了通往理想路途的多舛与艰辛,这在其《薤露行》、《蒿里行》和《苦寒行》等诗作中都有深切地展示。由于人生种种痛苦的深重,就必然在魏武心中生发出消除痛苦的情感意向,且愈至暮年愈加强烈。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结合魏武之人生理想表现为渴求迅即结束动荡之局、完成天下一统,使社会和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意向;二是结合魏武长久紧张、困难重重的人生实践表现为追求心理暂时放松、摆脱现实心理疲惫的意向;三是结合魏武“人生几何”的感叹表现为企求超越现实有限人生的意向。然而面对严正的现实,这些情感意向皆无法满足。军阀争胜、彼此虎视眈眈,迅即统一天下谈何容易;寻求心理放松却又与己忧世不治、壮心不已之心相悖,亦难做到;超越现实有限人生,更是有违人道,纯属幻想。那么如何发泄这些情感呢?这就要求必须借助于具有满足那些情感意向功能的素材。而在当时文人心目中最具有这种功能的莫过于神仙思想。仙境的宁静美好、仙人生活的自由无拘与其希望迅即完成统一大业的理想之境、摆脱疲惫和追求放松的意向产生共鸣,仙人的长生久视与其企求超越有限人生的意向达到一致,而文的自觉则促使魏武以神仙思想来抒写他的情感得以实现。他在《气出唱》其二中对自己在仙境生活欢乐的描绘:“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舞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陌上桑》中对自己如仙人驾虹乘云自由的抒写:“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绝人事,游浑元。若疾风游　飘翩”;《气出唱》其一中对自己游仙消愁情感的流露:“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秋胡行》中对“思得神药,万岁为期”的渴求,都是其情感意向借神仙思想得以展示的表征。

正是以上两者的相互激荡、彼此结合,才使曹操在继承前此游仙传统的基础上,真正开启了以后游仙诗借游仙抒怀的新风。两者之中若有人文精神的高扬而无文学上的自觉,也只为曹操创作游仙诗提供了思想上的前提,若仅有文学的自觉而缺乏昂扬的人文精神,则就使其游仙诗达不到高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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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张振龙:曹操游仙诗的悲剧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