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比较研究论文

论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成败的政治原因

高媛

文理学院外语系

摘要：

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障碍，而19世纪末期，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理想瞬间破灭。日本和中国的改良运动一成一败，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两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下面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官吏选拔和任免，以及社会改革的力量几方面着手来浅析一下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成败原因。

关键词：明治维新；戊戌变法；维新派；政治制度

一、引言

19世纪中期,中日闭关锁国大门先后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封建统治者被迫开港通商,签订丧权辱国条约,陷入了深刻民族危机之中.于是,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30年后,中国兴起戊戌变法.关于日本和中国在相近时间内所作的两次自救式改革运动，表面上看很相似。一方面，日本和中国在古代社会末期都不约而同地实行的闭关政策，造成了本国内部闭目塞听、发展迟缓，因而落后于先进文明，以致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自己的大门；另一方面，两国当时都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但都产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变法虽然极其相似,但结局却相反,前者成功,后者失败.本文就变革条件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其一成一败原因.

二、政治制度的不同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夕，幕府统治的基础—武士阶层，不仅在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而且广大下级武士也因自身经济状况的日趋恶化，对幕府统治越来越不满，甚至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建立起明治新政权，是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与日本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自秦朝以来，基本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明清时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强化。在封建中央权利高度集中的天下，地方不可能独立于中央之外发展军事，政治力量。辛酉政变后四十多年，清廷实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晚清时虽出现过地方实力派，但关键时刻都无一例外地效忠慈禧。中国维新派没有日本那样的强藩作后盾，更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据点，独立地创建和训练军队。因此中国维新派要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罗网，其面临的阻力要比日本明治维新大得多。

三、两国官吏的选拔和任免机制不同

日本官吏的选拔和任免依靠门阀和世袭制。日本改革派在倒幕运动中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支持，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便是，日本的官吏选拔制度当时仍然是以门阀世袭制为主，这就必然使得大批人无法取得更高的地位，也阻碍了有才能的人进入政府，不但减损了政府的新陈代谢，同时使得社会上普遍产生了反抗意识。这种僵化封闭的官吏选拔任免机制阻碍了封建政权机构吸收新鲜血液，以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也把中下级武士往上流动的渠道堵死，并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

而中国早在隋唐时就已经将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这种制度相比门阀世袭制不仅更加有利于选拔人才，同时也可以吸收大量原本属于被统治阶级的人参与到统治阶级中，这就给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此外，中国封建社会还有捐纳制度，即有钱人可以买官做，使一大批原来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庶民地主，商人等得以跻身仕途。在日本普通的农民和商人即便购买土地，也不能成为合法的土地拥有者，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中国，地主、商人、官僚完全是“三位一体”，地主、商人有钱就可以成为官僚，商人购买土地就可以成为地主，官僚又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成为掌握土地和财富的地主和商人，这使得中国的统治上层异常的顽固，极难摧毁。

也就是说，日本的各阶层和统治阶层拥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直接的推动他们反对统治阶级；而中国，由于地主、商人和官僚“三位一

体”，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这就使得中国社会具有一种强大的稳固性，难以取得胜利。

四、社会改革的力量不同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化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旧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分化出一支革新力量以及这支力量实力.由于推动日、中两国进行社会改革的力量有着明显差别，从而影响到两国改革结局的不同。首先，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领袖具有政治家的谋略和才干，斗争经验丰富，在他们的领导下改革得以稳妥地进行。而中国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则缺乏谋略和才干，毫无政治斗争经验，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抗衡革新势力.其次，日本明治维新得到了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及豪商豪农的支持，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上都强于中国。而中国维新派力量单薄，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无基地,也无兵权,财权"，缺少必要的社会基础。

(一)领袖的策略不同

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改革封建等级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实行地税改革，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常备军，为攘外安内作准备；实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政策，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化的进程。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

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无法实施。而且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和妥协，使得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最具革命性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在新政中提出，因此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梦想化为了泡影。

（二）领导力量的不同

日本明治维新派领导人历经政治风浪考验，富于大无畏精神，做到了为维新改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外，这些领导人精明能干，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步骤上，他们稳扎稳打，谨慎行事，新政府从成立到实施的方针都要经过再三敲定后才改革，并无倾盆大雨，却实实在在的取得了胜利。

中国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他们的个人经历也相对较少坎坷，斗争的决心与日本维新派相比差距甚远。除谭嗣同，唐少等少数人外，其余的人都没有足够的魄力同封建势力一决雌雄。此外，以谭嗣同为首的领导人物缺少谋略。在短短的103天内，雪片般地颁布了100多道诏令，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更糟的是，这些条令没有一条能够扎实的贯彻下去。这充分说明了领袖的素质和策略的不同在一场改革运动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社会基础的不同

日本明治维新重视利用人民的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