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与中国_艺术史学_

陈寅恪先生与中国“艺术史学”

姜伯勤

在中山大学,我们深深感受到陈寅恪先生的气氛,正如范景中先生在西子湖畔的“深深地渗透着”潘天寿先生影响的中国美术学院,深深地“感受到”潘天寿先生的“气氛”。1范景中先生说:“潘天寿先生的许多思想在今天特别值得强调”。今天,我们也感到陈寅恪先生关于中国“艺术史学”和“学术独立”的思想,特别值得强调。

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第二版及新版收入了初版时尚未来得及收录的一篇重要文章:《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2寅恪先生在文章中从“学术独立”的高度,阐发了研究“本国艺术史学”的重大使命和紧迫意义。

1957年,笔者在黄萱先生关照下,以开学后中途替补的方式,得到进入寅恪先生寓所元白诗证史的课堂听课的机会。先生前此曾经指出:“本课程的目的,即以元白诗证史,用这个方法成一家之言,以拖拉机耕田的速度,有别于老牛木犁的速度,在历史上别开生面。而开此门课即是作一个练习”。3

在这门功课的学习中,深感寅恪先生有一种打通人文科学中的史学、文学与艺术的宏大的通识。先生寓所的客厅中挂着一位陈氏兄弟创作的画幅以及名家书写的字幅。使我深深感受到寅恪先生本人就是出入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学转型期的学术圈中的重要学者。寅恪先生一方面绍承包括清学在内的传统国学,一方面又游学于重视艺术史学的德法诸国。先生在此文中大声疾呼“拈出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也”。4读后确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受。

曹意强先生在《艺术与历史》一书中,揭出了陈寅恪先生的这一宏文,指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敏锐地看到,中国历史学的落后跟艺术史学科的缺乏紧密相关。”5我们试循着曹先生的提示,在下面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中国艺术史学的“学术独立”,关乎到本国的“学术独立”。

一、中国“艺术史学”与“本国学术独立”

1931年,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高扬“本国学术独立”之大旗,先生说:

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

立。

寅恪先生在论及本国艺术研究对于本国学术独立之重要意义时指出:

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

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

……

又云:

关于本国艺术史材料,其佳者多遭毁

损,或流散于东西诸国,或秘藏于权豪之

家,国人闻见尚且不能,更何从得而研究?

其仅存于公家博物馆者,则高其入览券之

价,实等于半公开,又因经费不充,展列匪

易,以致艺术珍品不分时代,不别宗派,纷

然杂陈,恍惚置身于厂甸之商肆,安能供研

究者之参考?但此缺点,经费稍裕,犹易改

良。独至通国无一精善之印刷工厂,则虽保

有国宝,而乏传真之工具,何以普及国人,

资其研究?故本国艺术史学若俟其发达,犹

邈不可期。6

从陈寅恪先生的多处论述中,我们体悟到达成艺术史学及本国学术独立的路径。

首先,文章指出:从艺术史研究来达成中国学术的独立,必须探究本国艺术所承受的人文主义传统。

寅恪先生曾以“国文”研究为例阐明了这一关捩。先生说:“国文则全国大学所研究者,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7由此启发我们认识到,研究中国艺术史,就是要追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

范景中先生在《图像与观念》一书中,有《图像与观念:读〈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札记》。8文章所引潘诺夫斯基论文说:“艺术史理应列入人文科学的行列”。9“它们的任务是让失去生命的东西获得新生,要不然,这些东西仍旧会处于僵化状态。”10通过现实,超脱现在,“不但尊重传统,而且将其视为真实与客观之物,必须对之进行研究,如有必要,还得复原”。11“复旧图新”。12这一观念可与陈文相呼应。

其次,对资料作为系统的整理,对本国艺术史的地位、源流,作用系统的历史的探讨。

另一方面,寅恪先生云:“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13昭示我们应对于一历史问题之“地位”“源流”等,作“历史之探讨”。

寅恪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对于新出资料“或无暇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14

第三,以新的材料研究新问题。重视资料建设。而在资料建设中,又“重在知彼”。指出“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15

1929年7月24日,陈寅恪先生以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身份前往景山故宫博物院分院,“此事本系意在参看景山中陈列清帝画像,以应本研究所前者(按指赵万里先生)所委托”。16 1930年2月,又拟于3月1日往天津黄立猷家考察所藏石刻榻本,“约容(庚)、商(承祚)、赵(万里)诸公同往一看”。先生“以为买榻本、摄照片,购实物,似较买书籍为重要”。17总之,寅恪先生将资料建设,看成建立本国艺术史之“学术独立”的重要前提。

陈寅恪先生在致陈垣先生书信中,曾为之介绍挪威人Kanow所著之《印度石刻〈贵霜时代〉》第2卷,作为研究佛教美术之参考,谓“此书有叙论一篇综述西人关于月支塞种问题之研究”“似皆有可参考之价值者”。18此亦为“重在知彼”之一例证。

第四,对在中国大学建立艺术史专业表示很深的关切。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国内大学艺术系的建设亦表示过深切的关心。《书信集・致陈垣》(1930年)9月19日函有云:

闻辅仁大学有艺术系之设,汤定之先

生涤,画学世家,谅公所知,洵中国画之良

好教师也。敬举肾能,……不胜感幸之

至。19

考汤涤(1878—1948),字定之,江苏常州人。清季名画家汤贻汾(1778—1853)曾孙,故称汤涤先生为“画学世家”。汤定之“以气韵清幽见重于世”。20寅恪先生为辅仁大学艺术系举贤荐能,可见先生对中国艺术史教育的拳拳关切之心。

第五,学兼中外,利用本国画史、画论、图像等本国学术资源,提出要建设本国艺术史的系统。陈寅恪先生晚年“以诗证史”的实践,给本国艺术史之“以图证史”给予了宝贵的启发。

二、“以诗证史”对“图像证史”的启示

《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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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3 陈寅恪先生与中国“艺术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