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的国内原因

Th e o ry Re s e a rc h

学论

理★★★★收稿日期：2012-06-01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本科生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的国内原因”（112-273345）作者简介：牛妙卓（1992-），女，山西晋城人，2009级世界史实验班，

从事世界史研究。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的国内原因

牛妙卓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430072）

中德关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历了较为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由20世纪20年代的频繁密切，延续至30年代的继续繁荣，突变而为30年代末的急转直下，直至40年代的恩断义绝。围绕这一发展过程，国内外学者已有较多专著。本文将重点放在对30年代德国国内政治变动的考察上，分析其不同时期对华政策的背后深层原因。通过对外交部、国防军、纳粹党的外交思维特点进行对比，研究这三方的政治斗争结果在对华政策上的反映。

一、前纳粹时期德国外交部与国防军的外交分歧德国在遭受一战的重创后，其远东政策转向了经济利益的保证而非政治目标的谋求，拥有丰富资源与广大市场的中国，自然引起了魏玛德国的重视。然而一战后，日本在远东的崛起之势已经十分明显，德国若与中国发展国家关系，将不得不考虑日本。“没有日本的赞同，我们的经济活动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不会有任何一个成功的前

景。”[1]

因此，20世纪20年代德国奉行的是一种中日等距

的外交政策，这种中立性质的等距外交，实际上体现的是外交部的传统外交思维。外交部对中国的内政也较为了解，他们对卷入派系林立的中国内政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与外交部相比，德国国防军扮演了一个更加野心勃勃，鲁莽冲动的角色。“国中之国”的国防军长期信奉的是普鲁士军队代表的德国强权与传统，而绝非魏玛的民主理想。他们更加鲁莽和短视，对错综复杂的中国内政缺乏深入了解，在外交政策上的选择多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为转

移。外交部与国防军的早期矛盾明显体现在克兰的广东计划中。

克兰的广东计划实际上是大名鼎鼎的合步楼计划中的一段插曲，它充分体现了国防军式外交的某些特点。毫无疑问，汉斯·克兰代表了国防军与工业界的利益：他本人供职于从事军火贸易的恩格尔哈特银行，国防军与经济部长沙赫特是他的支持者。而外交部对克兰计划却一无所知。克兰同僚也于1935年对外交部称，“汉斯·克兰按照国

防军的命令行事，这是千真万确的。”[2]149

克兰对中国的内

政与地理都不了解，只是急切地想要获得对德国军备至为重要的钨矿。由于1933年中国出口的90%钨都经由广州港口运出，克兰便误以为广东钨矿储量丰富，然而实际上中国的钨多产于湖南江西两省，绝非控制广东的陈济棠所能提供。克兰过高估计了陈济棠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实力，他绕过南京国民政府，直接与西南王陈济棠于1933年7月签订了

《琶江口兵工厂和约》，确定了实质性的投资计划。这充分显示了国防军缺乏对华了解，只以经济利益至上而忽视政治考量的在华外交特点。

因此，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外交部与国防军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即存在矛盾，这也是其后纳粹德国对华政策推行与调整的历史原因之一。

二、纳粹执政初期德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争斗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

异军突起的纳粹党掌握国家政权。然而，由于外交事务所独有的专业性与延续性，

摘要：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外交领域内存在几股不同的力量，

分别有外交部、国防军与纳粹党。它们的外交主张与手段各不相同，其在德国国内权势的盛衰，决定了德国远东政策的不同倾向。1933年后，纳粹对德国国内的控制力逐渐强化，外交部与国防军力量的逐渐衰落，最终纳粹意识形态在外交中占据了上风。这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转折的真正原因。关键词：中德关系；远东政策；外交部；国防军；纳粹党中图分类号：K51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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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未稳的希特勒难以在上台之初便在外交方面有较大动作，因此魏玛的外交政策得以平稳地延续到纳粹掌权初期。然而，上升中的纳粹党对传统权力部门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纳粹党喉舌《人民观察家报》曾称：“纳粹党的特殊愿望和独有抱负，将在对外政策领域得到表现。”[3]348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纳粹上台之后，中国和日本的战略地位都有了上升。希特勒为发动世界战争，必须有充分的军需原料储备，中国无疑是德国在东亚最理想的经济伙伴。此外，希特勒为了建立囊括中欧的大德意志帝国，夺取整个欧洲大陆的霸权，必须有日本作为其政治盟友，牵制布尔什维克以保证远东的相对稳定。“日本天生就是苏联的反对者……可以作为德国潜在的同盟者。”[4]故中国是德国理想的经济伙伴，而日本是德国有力的政治盟友，德国最优的远东政策便是维持中日等距外交，然而中日两者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随着两者矛盾的激化，要求德国在两者间做出选择的压力也日益加重。而出于以下原因，纳粹党的远东政策是亲日的。

首先，在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上，日本与纳粹更为相近。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初便与里宾特洛甫“讨论了如何同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问题”[3]43日本与德国同为对现存国际秩序心怀不满的挑衅者，日本扩军备战，退出国联，发动侵略战争等一系列动作，正是德国正在谋划和必然要采取的步骤。日本退出国联后，德国报纸一片狂热鼓噪之声，盛赞日本举动并要求德国效法日本。而中国“不能在政治方面给德国任何东西”。德国历史学家埃利希·科特指出，“满洲事变发生以后，希特勒对于日本军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日本的好战精神深深打动了他。”因此，纳粹党有着天然的亲日倾向。

其次，纳粹党认为，选择日本是实现德国在远东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两全之策。若倾向中国抛弃日本，不但放弃了自己的远东政治利益，且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也会因日本对华加紧入侵而变得岌岌可危。相反，若选择了日本，不但可以获得一个牵制苏联的有力盟友，还可能在日本抢夺的在华经济利益中分得一杯羹。这就涉及在中德日三方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争论结点：

“满洲国”。德国对“满洲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德国在中日之间的亲疏取舍。日本不断以德日合作开发伪满的前景来利诱德国，竭力想将德国引向对“满洲国”的承认。1933年3月3日至6日，日本前驻国联首席代表松冈洋右访问柏林，称赞德国在“满洲国”已取得的工业成效，并认为未来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前景可期。美国驻德大使都德也意识到“纳粹党在‘满洲国’的问题上要比外交部活跃得多。”[5]36纳粹德国显然也被日本抛出的所谓“特殊经济利益的许诺”所吸引。纳粹的亲日外交行动典型地体现在海耶与迪克逊的活动之中。

海耶事件是纳粹试图在伪满谋取经济利益的突出事

件。1933年3月，与纳粹党核心人物戈林有往来的德国商

人费迪南德·汉斯·海耶前往威廉街，向外交部陈述了他准

备与日本合作在伪满开展大规模经济活动的庞大计划。在

3月6日接待海耶的外交部官员理查德·梅耶尔对海耶这

一规模巨大、野心勃勃的计划毫无兴趣甚至十分反感。当

他听到海耶进一步声称自己想要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往

远东并进行谈判”时，更是惊骇于眼前这个走私商的疯狂

想法。威廉街外交部起初将此计划视做一个毫无可能、令

人恼火的荒唐提议，直到发现海耶与纳粹党人士的密切联

系后，才意识到这件事实际上已涉及外交部在德国现有政

治体制内决策地位的重大问题。海耶称“党内高层对满洲

国的商业潜力深感兴趣”[5]28，经过在党内的积极活动后，

1934年2月海耶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临时特派员”。海耶

立马启程前往中国东北，与伪满官员就德满贸易展开了积

极的谈判。然而海耶专横越权，甚至撇开柏林擅自行动，其

活动招致了外交部、当地商人与使领馆等方的强烈不满，

要求召回海耶的呼声不断高涨。由于海耶的声名狼藉和外

交部等方的强大压力，希特勒于1935年2月4日将海耶

免职。希特勒态度的大转弯，实际上是审时度势后，对外交

部的远东主张作出的妥协。

1933年12月驻日大使迪克逊访问“满洲国”未遂也是

一个涉及德国远东政策倾向的重要事件。与“不是纳粹党

员”，“从未使用希特勒致敬礼”的陶德曼恰恰相反，冯·迪

克逊有着众人皆知的纳粹倾向。迪克逊认为，

“中国对于德

国的政治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恰恰只有日本，才是我

们真正需要、并能向我们提供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盟友”[6]。

迪克逊认为，可以将德满关系的密切化作为德日接近的良

好切入点。因此，他主张“访问”进而甚至“承认”满洲，以促

进德日良好关系的发展。对此，在华有广泛经济利益的军

方表示强烈反对，外交部也坚称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作

为更现实的、对中国更为了解的外交家，他们对于日本向

德国作出的含糊的在华经济利益许诺，表达了实际而合乎

情理的怀疑。最终希特勒受到了这些意见的影响，决定顺

从外交部的看法。希特勒称目前德国没有承认“满洲国”的

打算，迪克逊未能成行。

纳粹党的外交行动计划被德国外交部有效阻止，表明

刚刚上台的纳粹党还不能完全左右德国的东亚政策，希特

勒对远东局势仍在采取观望态度。

三、纳粹党对外交权的控制与东亚政策的调整

随着纳粹党对外交权力的蚕食，外交部与国防军在外

交方面的传统权力走向了衰落。纳粹党的对外政策部、里

宾特洛甫办公室等“半外交机构”权限不断增长，使得外交

部在外交领域的声音逐渐减弱。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

于1938-1945年任外交部秘书的恩斯特·冯·维茨泽克于

Wen Xue·Li Shi Yan Jiu

☆文学·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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