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转型中的美日同盟

2010年2月第29卷第2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Feb.2010Vol.29No.2

收稿日期：2009－11－20

作者简介：崔硕（1984－），女，河北保定人，

2007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试析转型中的美日同盟

崔

硕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要：美日同盟对二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与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战后日本安

全防卫的根本保证。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关键词：美日同盟；经济摩擦；“普通国家”；军事合作中图分类号：D8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0）02－0014－03

冷战的结束终结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期是一个国际体系调整与重组的时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日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美日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美日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

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一、冷战时期美日同盟的历史回顾

二战结束后不久，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局面。在亚太地区，美国曾将中国国民党作为其在亚洲的盟友，用以抵御苏联共产主义的影响和抑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然而，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促使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即在政治上防止日本倒向苏联阵营；在经济上使日本自力和复兴；在军事上正式明确日本作为美国战略防卫线上的重要一环［1］

。

从美日关系在二战后的发展历程看，冷战后的美日同

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美日主从关系时期（1945—1963年）

这个时期的美日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1945—1949年美国对日本的间接占领阶段和1950年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阶段。这个时期，

美国整体的对日政策是，由前期的“民主化”、“非军事化”、解散国内财阀为核心的政策，向后期的有限军事化、恢复日本的化学工业经济基础、支持日本保守集团执政的政策转化。美国的目标是由消除日本威胁转变为扶植日本，从而使日本增强抵抗共产主义威胁

的能力。在日本这一时期的两个阶段被称为“改造阶段”和“逆改造阶段”。但无论如何，美国在这个时期都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日本处于相对从属和依赖的位置。

（二）安全关系的再构筑与经济摩擦时期（1964—1982年）

这一时期随着美国经济的相对衰退和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日本的“逃票乘车”问题成为美国批评的一个核心，美国对日政策向有效的责任分担体制方向转变。与此同时，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问题严重影响着两国的政治与安全保障。这个时期，美日经济上的摩擦、协调与融合成为军事安全层面建构新同盟关系的基础。

（三）明确建立美日伙伴关系时期（1983—1990年）这个时期，伴随美国对苏联遏制的里根主义的出台，美日同盟的目标更加明确

，“美日军事同盟”、“美日命运共同体”、“美日伙伴关系”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同时，美日贸易摩擦更加深化，

使美日之间经济竞争关系得到明确的认识，美国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惊叹逐步演化为

“日本威胁论”。二、冷战后的美日同盟

冷战结束后，日本依靠美国军事保护的需求下降，但美日同盟仍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以美苏对峙为基础的两极格局的结束，世界进入多极化和重建国际新秩序的过渡时期。为适应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美日两国如何继承冷战时期的最大遗产———同盟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未来走向

［2］

。

（一）美日同盟大论争时期（1990—1995）

第一次海湾战争和苏联的解体，使美日传统同盟关系本身存在的意义受到挑战，美国对日本“一国繁荣主义”和“逃票乘车”的批评，逐渐演化为

“日本异质论”、“敲打日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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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日本论”。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安保同盟“解散论”、“强化论”和“现状维持变革论”的大争论。同时由于在经济、贸易方面，美国执行“结果重视型”和“数值指标”政策，强压日本市场开放，使美日关系陷入极其危机。

（二）面向21世纪的转型期（1996—2001）

1996年美日首脑会晤，发表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双方一致认为美日关系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双边关系之一”，“美日合作的基础仍然很牢固，在21世纪继续保持这种伙伴关系，是十分重要的。”［3］1997年美日共同制定了新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自卫队从法律上突破了战后禁区，针对所谓的“周边事态”在公海上为美军作战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援。同时，根据日本对“周边事态”作出的解释，日本有可能通过军事，介入周边国家的内战或内乱。自此，结束了两国日渐升级的要求解除同盟的争论，走出了美日同盟解体危机。

（三）“9·11”事件后美日同盟关系新时期（2001年至今）

基于美日各自的战略取向和国家利益，“9·11”事件后，美日两国选择了强化美日同盟。美国进行了全球性的战略扩张，日本积极地支持美日同盟的转型。美国鼓励日本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支持日本向“普通国家”方向的努力，并适时提升美日同盟的地位，以此来控制日本，使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并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日本利用此时期加快国内诸多限制法规的修改，谋求由“责任分担”向“权力分担”的转型；与此同时，日本国会通过《反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日本自卫队首次派出军舰，赴印度洋为美军提供战时后勤支援。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日本向伊拉克派出自卫队。日本一方面为满足美国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打开长期驻军海外的先河。这时期，日本对国内法制加快修改，从《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到《有事关联法案》，从《周边事态法案》到《伊拉克新法》，日本为了成为“普通国家”和加强美日军事合作，进行大幅度的政策转变，美日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变革时期。

三、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的影响

冷战时期为了遏制东亚共产主义势力而结成的美日同盟，在冷战结束初期，因为失去了共同的战略目标而出现短暂的“漂流”后，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与中国的崛起美日同盟重新恢复活力，并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提炼。在朝核危机尚未排除、六方会谈举步维艰、台海局势变幻莫测的关键时刻，美日两国又发表了“共同战略目标”，其矛头直指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使日本的政治外交与安全防卫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美日同盟在合作属性上的平等化

美日同盟在合作属性上的平等化，极大地提高了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和国际影响力，从而加快了日本和平宪法的修改和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二战后，由于受《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自卫队的活动界限被严控在本土之内。1996年的《美日安保共同宣言》和1997年通过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将美日同盟的活动范围从“远东地区”扩展到“亚洲太平洋地区”。日本国内法则表述为“周边事态”，尽管美日两国都有意模糊“周边事态”的地理界限，但是中东地区及印度洋地区肯定不应包含在内。

“9·11”事件后，随着美日同盟的强化和美国的反恐战争，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支援美军的活动区域一度推进到印度洋和伊拉克境内。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补给舰为配合美军作战开赴印度洋、波斯湾；陆上自卫队携带重武器赶往伊拉克，开展所谓的“人道主义支援活动”；航空自卫队往返于驻美日军基地和伊拉克战场之间，输送美军士兵和军用物资。美日军事同盟赋予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的新使命，日本和平宪法则成为美日“双方军事合作”的障碍。为此，美国公开表示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也利用美日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加速修改和平宪法、向“普通国家”目标迈进的步伐。

（二）美日安保同盟的进一步强化

美日安保同盟的进一步强化，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同时也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有事法制相关法案”、“反恐对策三法案”等一系列法案，放宽了对日本自卫队的限制，使美日同盟由“美国保护日本”转变为“周边有事”时美日的“双方军事合作”。为了在战略上与美国配合，日本调整了战后一直以来的“专守防卫”政策。此外，日本还加大了军费预算投入和自主军事力量建设。

2003年3月，日本首次发射了自主研发的两颗间谍卫星，启动了总耗资20.5亿美元的间谍卫星计划，这是日本在安保问题上的由美国完全控制情报，转向建立独立情报系统的第一步。2003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建立一套低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其耗资达16.6亿美元，这是一套利用升级版SM－3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作为拦截导弹的海军战区全景系统，它一旦成功部署，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将形同虚设。2004年8月，日本防卫厅公布的2005年度防卫财政预算为49335亿日元（约合45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2%，其重点是推动日本防卫力量由“本土防御型”向“海外攻击型”转变［4］。美日军事同盟的加强引发日本自卫队性质的改变，这无疑会影响战后以来亚太地区形成的战略平衡，各国出于各自国家安全上的考虑会加快发展军事力量。中国国防部长曾表示，由于美日共同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可能会破坏亚洲地区的军事平衡，从而引发新的军备竞赛。韩国对美日同盟的加强，并在朝鲜半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行为也深感不安。2004年12月14日，韩国执政党开放国民党议长李富荣称：“美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开展军事作战对韩国而言是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三）美日军事同盟强化使台海局势更加复杂化

冷战时期，美日军事同盟防范的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虽然美日安保条约中有关于“远东条款”的内容，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中日关系缓和以来，美日在关于“远东条款”中是否涵盖台湾始终没有发表任何直接的看法。即使1996年《美日安保宣言》中提出“周边事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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