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和实证主义——从严复看西方早期实证主义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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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7月 Vol. 27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y 2005

────────── 收稿日期:2004-04-02

作者简介:常国良(1972-),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003级教育史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近代教

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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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和实证主义

——从严复看西方早期实证主义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常国良1,刘玉娟2

(1.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2.唐山师范学院 教科所,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在维新运动中,严复提倡变法自强,反对因循守旧;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新学,反对旧学。但到运动破产后,他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宣扬不可知论,并为宗教张本。这种前后迥异的变化固然是由于其所属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所致,但也同其在思想上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分不开的。

关键词:严复;维新思想家;实证主义;复杂影响

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5)04-0044-03

严复(1854-1921)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是中日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出色理论家。作为近代首批留欧学生之一,他曾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教育,广泛地涉猎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其中包括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法国,盛行于50-70年代英国的实证主义哲学。他以译书为救国大业,一生共翻译了八部西方资产阶级著作。其中属于实证主义者的著作有:约翰·穆勒1843年出版的《逻辑学体系》、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和斯宾塞于1872年出版的《社会学研究》,几乎占了其全部译著的一半。早期实证主义者的著作正是通过严复的译介才同中国思想界见面的。本文试从严复前期与后期思想的变化来分析早期实证主义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家的复杂影响。

一、严复前期思想中实证主义的积极影响 1.提倡变法自强,反对因循守旧

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实证主义者斯宾塞是进化论的捍卫者,并将其引入社会学,用严复的话说就是“宗天演之术,以阐人伦治化之事”(《严复集·原强》,下引该书只注篇名)。斯宾塞认为社会进化过程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也要通过生存竞争。人与人之间如此,种与种之间如此,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是如此。其结果是优胜劣汰,富有生命力的得以被选择和发展,而“低能的”和“缺乏生命力的”被淘汰,社会由此得以进化和发展。

严复十分赞赏斯宾塞的这一论断,佩服他“殚年力于天

演之奥渺,大阐其理于民群”的创造精神(《群学肄言·自序》),并以这种带有生物进化论色彩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为依据,分析中国当时所面临问题的性质及其解决办法。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处在危急时刻。严复认为这是一种进化现象,

“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中西处于生存竞争中,而根本在于民力、民智、民德的竞争。强弱存亡必须要看“血气体力之强”、“聪明知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民力已弱,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因此,为救亡图存计,中国必须改革旧制度,变法维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在世界各国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中国的变法显得那样的紧迫,不变则意味着自取灭亡,“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矣,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变之权操诸人,羁縻之,绳缚之,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同上)。

从理论上讲,以生物进化的观点解释社会问题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想把历史发展和错综性的多种多样的内容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竞争’中,这是一种十足的童稚之见。”[1]但在19世纪末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证主义的这种生物化社会学理论还是有其特定意义的。通过以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的大力宣传,使国人加强了对自己所处危险境地的清醒认识,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鼓舞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信心。同时,他还克服了斯宾塞“任天而治”的理论缺陷,“假人力以成务”,强调了人的能动积极作用。

常国良,刘玉娟:严复和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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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自由、民主和平等是近代资产阶级用以号召本国人民进行反封建斗争所提出的口号。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就是以此为号召推翻了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实证主义者穆勒早年有过一段留学法国的经历,深受法国的这种自由、民主精神的熏陶,“对法国人推翻路易十四和十五的独裁统治,穆勒倾注了全部感情。这种感情和青年时期所抱有的理想结合起来,使他渴望做一个自由、民主的战士”。[2](P244)他所著的《自由论》就是这种精神的表达。

早年留学英国的经历,也使严复接受了穆勒的思想影响。他将穆勒的《自由论》(即《群己权界论》)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的思想界,成为他批评封建专制、要求民主改革的思想来源。严复从西方天赋人权的观念出发,尖锐地批评中国历代封建君主都是窃国大盗,因为他们窃取、剥夺了本应属于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于民而已。”(《辟韩》)他要求中国向西方近代国家学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使“人人得其一意,申其言,上下无悬碍。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原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人都知自尊、自觉,积极地从事各项事业,从而在竞争中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可见,严复从实证主义者所推崇的天赋人权的观念出发,要求政治改革,既反映了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治权利的时代呼声,也有用政治民主促进国家强盛以摆脱外来压迫的美好愿望。

3.提倡新学,反对旧学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科学的重视和崇拜,同时也给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实证主义者崇拜科学,斯宾塞的箴言就是“科学是最有价值的知识”。穆勒重视科学方法的探讨,他的《逻辑学体系》就是他对科学方法的总结性著作。他反对传统经院哲学的纯任思辨,强调观察试验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严复在近代中西、新旧之争中,竭力提倡新学,反对旧学。他批评传统的旧学都是一些“无用”、“无实”的东西。中国欲开民智,必须“大讲西学”(《救亡决论》)。他所谓的西学,实质上包括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知识。对于科学,严复明显受到了斯宾塞的科学价值观的影响。斯宾塞认为科学的价值在于能使人过“完美的生活”。这种完美的生活包括以下五种活动:“直接为个人自我保存服务的活动、关于获得生活资料因而间接为个人自我保存服务的活动、关于种族保存(以抚养和教育子孙为目的)的活动、旨在履行社会义务维持正常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活动以及满足个人趣味和感情的活动。”[3]为适应这些活动的需要,人们必须要学习解剖学、生理学、逻辑学、几何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科学

知识。严复也认为人生的活动“最重要莫急于奉生,教育子孙次之”,最后是“保国善群之事”。他将人生所需要掌握的学问分为“玄学”、“玄著学”和“著学”三大类(《西学门径功用》),其中所含学科门类同斯宾塞所主张的学科范围几乎完全相同,如出一辙,斯宾塞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科学方法方面,严复接受了穆勒的影响,并翻译了他所著的《逻辑学体系》(即《穆勒名学》)。严复十分赞赏实证主义者所倡导的科学研究中的实证精神,“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至精至大之途”(《原强》)。他强调观察和实验对认识的作用,说“以宇宙为简编,以民物为文字者,斯真学耳”,尤其重视实验,因为“实验愈周,理愈靠实”。在具体的原则和方法上,他特别提倡归纳法。我们知道,在西方科学史上,归纳法最早由英国哲学家培根倡导而由穆勒加以系统的论述。但和穆勒的全归纳不同,严复也重视演绎法,称“内籀”与“外籀”是“格物穷理”的必要之途(《西学门径功用》)。“内籀”就是归纳法,他解释为“观化察变,见其会通,以为公例者也”(《原富·译事例言》)。“外籀”就是演绎法,他解释为“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逆未然者也”(《天演论·自序》)。严复从开启民智、救国图存的角度,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依据,大力倡导科学和科学方法,这同他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一样,在当时具有深刻的思想启蒙作用。

二、严复后期思想中实证主义的消极影响

在维新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出色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但在运动失败后,他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依旧抱着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幻想,反对革命。这固然是由于其所属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所致,但也同在思想上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分不开的。

1.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实证主义者在政治上几乎都是改良主义者。法国实证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孔德的箴言就是“爱、秩序、进步”。[4]斯宾塞更是主张“通过完全不可觉察的阶段而实现的点滴改良”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因为在他看来,“运动进化的本身

就是按照均衡的方式进行的。”

[2](P298)

严复在维新破产后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即《群学肄言》)翻译过来,并深为斯氏的“均衡理论”所折服,称“善夫!斯宾塞之言曰:‘民之可化,至于无穷,唯不可期之以骤。’”认为骤然的革命会使中国祸乱无穷,“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此,他批评革命党人“率一世之人,与冒进以为破坏之事”。在资产阶级革命日益高涨的时代大潮中,他始终顽固地坚持中国的出路在于“急从教育入手,庶几其逐渐更张”(《群学肄言·自序》),从中可见实证主义者的政治改良思想对他影响之深。

2.宣扬不可知论,为宗教张本

实证主义者对科学作了狭隘的理解,认为科学只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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