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的自律性

透过地震看日本国民性
北京时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县北部发生里氏9.0级强震，损失惨重。

此次地震发生后，多处燃气泄漏，引发火灾，由于地震引发强烈海啸，日本岩手港出现4.2米高浪，水中漂浮着数十辆汽车，距离震中最近的日本宫本县已宣布出现“严重伤亡”，引发核泄漏危机.
自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到今天，每时、每刻、每秒都有无数的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大地震中日本国民的生存状况，通过连续不断的新闻报导，关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进展情况。

从抗击地震灾害防止核电站事故恶化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身处灾难却坚强不屈的日本国民，看到了他们身上各自表现出的独特的国民性。

地震后日本国民的表现冷静，平淡，没有恐慌。

东京虽然有停电限电，而且由于储油罐爆炸，日本的汽油供应紧张，东京多家加油站完全关闭。

没有关闭的也不允许每辆车加满，必须限量。

但是日本民众对此非常配合，难得一见东京街头居然自行车川流。

社会秩序，包括灾区秩序井然，在灾区的自卫队只抽调很少的部分进行治安工作。

在这场灾难中，首当其冲的日本灾民，家园被毁，骨肉离散，悲痛与绝望自是在所难免。

然而，他们并不像其他国家的灾民那样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而是积极配合政府的安排，秩序井然地疏散。

像去年初海地发生地震后，灾民四处掠夺的情况，在日本是无法想的。

震后的日本社会也高度发挥了守望相助精神。

商店店主不仅没有乘机抬高物价，或囤货居奇，反而是为民众免费提供食物、饮料及其他生活用品等等。

连平日猖獗的日本黑帮，也开放各处事务所作为庇护中心，为灾民提供食宿。

“几百人在广场避震，结束之后整个过程无一人抽烟；服务员拿来一些毯子、热水、饼干，所有男人帮助女人，跑回大楼为女人拿东西。

接来电线放收音机，3个小时后，人散，地上没有一片垃圾，一点垃圾也没有留下。

”
上述场景多被解读为日本高度的社会文明和民众素质以及对政府救灾的信任。

诚然，这些场景反映了文明程度，但针对日本民族而言，特殊的集团主义也是决定秩序的重要原因。

集团主义被看做最具日本特点的国民性，日本人普遍对同是日本人的他人有一种依存心理。

日本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总是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是一样的。

这种“一样”多表现为自发形成的行为准则，只有严格遵守，日本人才会心安理得，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日本作家加藤周一就将其概括为，日本人在集团行动中发现自我的意义，不承在他们的主张个人主义的心理要求。

这就可以解释，即便是在大地震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候，日本人仍然几乎苛刻的维持着公共秩序。

在以“灾民”为标签的那个集体中，个人离不开集团，集团保护个人，只有绝对服从才是维护集体利益的表现。

这个时候并不需要“个人英雄主义”救他人于水火，“和大家一样”不仅容易形成合力，克服困难，也能保障系统运行的效率。

不夸张的说，任何原因导致的哄抢和踩踏事件几乎不会在日本发生。

这貌似是一种“不给人添麻烦”的骨子里的习惯，的确，这是日本人的常识，这句话出现在给小孩学习的《社会生活教育》第一章第一节。

让别人不快、让别人担心、让别人操心，都属于“给人添麻烦”的范畴。

日本人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悲哀，反而对因自己的悲哀而让别人担忧和牵挂表示歉意。

在大地震中，如果家人朋友遭遇不幸，日本人通常也不会嚎啕大哭，只是默默承受了这突如其来的变
故。

当有人获救时，代替“谢谢”，说“对不起”的人也不少，对他们来说，比起感谢的心情给别人添麻烦的心情更多。

此外，不给别人添麻烦也可以解释日本人的忍耐力和自律精神，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插队、乱扔垃圾等等都被视作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为。

当这种社会行为规范变为大多数人的自觉意识以后，少数“不拘小节”的人也会慢慢自律起来。

这也应证了网友在微博上的描述，“东京街头尽是步行回家的人群，仿佛数百万人都一起走上了街头，但都自动列队默默前行，秩序井然，毫无喧哗，我在开车，路上塞车，但也毫无喇叭声，眼前的一切，仿佛一个场面巨大的无声电影。

”
罗马从来不是一天建成的，日本的所谓国民性也不是。

回顾几次日本对于地震灾难的应对，不难发现“国民性”背后，其实有社会制度的变迁在发力，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即便日本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也未必能够一次次从灾难中站起来，一次次改进自己的应对之策。

以前日本在灾后也产生过很多混乱，1928年关东大地震时就发生过相当悲惨的混乱，那是日本政治史上非常耻辱的一页。

当时很多在日朝鲜人被杀，因为谣言说朝鲜人要抢东西。

这次地震，很多中国人说日本民族是冷静的。

其实我始终感到日本人是极其情绪化的，他们很感性，只是那种对美的追求和对不美的回避所带来的自律、控制产生了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冷静、节制的状态。

我平时很不欣赏日本人的情绪化思维，不欣赏他们动辄整体行动的范式，每每看到这种集体性的情绪化反应，我就要在自己的节目上抨击。

我会提起当年“庆祝南京陷落”时日本全国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举着灯笼游行的丑陋场面，这就是我常常在节目里谈到的“历史的延续和非延续”，要触及这个“耻部”，并提醒一种曾带来悲剧和耻辱的习惯不可延续，这是负的一面。

但是也应看到，大灾大难之后，日本的这种集团心理会给这个国家提供新的动力。

近代史上，日本两度遭遇国家存亡的危机，一次是明治维新，一次是二战战败。

但两度危机居然带来了两次大发展，这也是少见的。

今天它所遭遇的这种打击，在日本国内被认为是第三度危机，日本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说现在可以和战后荒废期匹敌。

那么，直面这第三度的大危机时，那种曾经将大危机化为大发展的集体性会不会再度释放？这是关注的焦点。

历史上，一到逆境乃至绝境，他们便会在一种巨大的悲怆感袭上心头后形成仿佛要走向最终诗篇的凝聚力，然后散发出一种他们认为美的光辉。

这时哪怕是赴死，他们也会觉得能显出“有终之美”便在所不惜。

那些进入福岛核电高辐射区作业的人，是知道那里面的辐射量的，但是他们不具国家、人民之类的意义认识，而是在一种由悲情带来的力量下去做这件事。

这既是他们的感性思维使然，也会使他们和电视机前的国民都有内心情感的升华。

3月21日，在东京消防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三位在现场灭火的消防队长也出席了，他们都不善言辞。

记者问其中一位：“你觉得最危险的是什么？”他像高仓健一样沉默后说道：“是队员们。

”然后是一个十秒钟的大停顿，如话剧关键台词中的大静场，接着就看到眼泪从他眼眶涌出，随后咬着下嘴唇轻轻说道：“我觉得对不起队员们……的家属。

”以往我们看到三船敏郎、高仓健的表情，会觉得他们在演戏，但这时你会发现，那，有时是他们民族的集体表情----日本固有的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