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的理学成就

周敦颐的理学成就

儒学是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价值取向的塑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儒学发展史上，宋明理学无疑散发着其独特的光彩。理学是儒学的新形态，他一方面继承了儒学的内在精神，另一方面又丰富和发展着传统儒学。无论从理学的具体内容还是整体意义和影响上看，他的产生不仅使儒学在衰败的时刻重新焕发生机，更让他在思想领域拔高了一个层次。而作为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在理学的开创和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对于周敦颐的理学成就和一些具体内容的分析，黄宗炎、朱彝尊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工作真正展开始于北宋中期，而其理学理论的创建活动，由周敦颐肇其端，张载、邵雍则在不同方面有所发展、创获，最后以二程兄弟“体贴”出天理，以建立天理论为标志，理学最终形成。对周敦颐理学成就的分析，除了从他对理学的开创的意义、创新的内容和方式作出分析，还应对其之所以作出此创举的原因进行探索，这些都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一）对儒学地位及新儒学产生原因的再认识

一、创新儒学的原由

宋朝的儒学又称新儒学，之所以用“新”是区别于之前的儒学而言的。儒学于春秋时期应运而生，经过各儒家名流的发展在战国时期成为蔚然大宗。直至秦朝建立，秦始皇“焚书坑儒”，兴法家思想使儒学遭受重创。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令儒学成为正统。隋唐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与道教产生，形成三家交融的局面。直至宋代在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大师的努力下形成新儒学——理学。

首先新儒学的产生是大时代发展下儒学得以继续流传的必然要求。由于道教产生，佛教的传入，对儒学的地位造成极大挑战，继而经过一系列斗争后儒学开始吸收佛、道精华而发展。而这样的转变也充分表现了儒家学者已开始能够以坦然的心态面对释道二教，既站在儒家立场批判释道二教的思想异端，也能大度吸收和融化释道二教的"合理 "思想要素。这些也都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作为理学开山祖师的周敦颐。隋唐时期，虽然整体上形成了看似和谐的三家交融的境况，但各家相互斗争与争宠的局面任然存在。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既需要儒学治国，又不能排斥佛、道二教。作为统治者们是希望在三教中找到平衡，从而使其统治更加稳固。如唐高祖在所下的兴学诏书说：“三教虽并，善归一掇。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公正以下，宁得不惭。”而不同时期统治者的意见又不可能三教持平而有所倾斜，在大多数情况下基于依靠儒学立国而偏于儒学，使儒学基于佛、道之上。而这又会激起佛道的不满，所以史上自佛道兴而与儒学争天下开始，就注定了三家的地位之争。在此情况下，提升自身实力才是王道。

而儒学本身也存在着内容形而下的弊端，需要对其自身加以改造。先秦儒学只是朴素的伦理学，至董仲舒时期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创新儒学将儒学神学化。但这种神学化又与儒学本身朴素的唯物性相抵触，成为一无是处，不堪一击的理论性的繁琐而不切实际的传注之学。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说，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转化，封建生产关系内部完成了一次较大调整。唐后期藩镇割据、战争不断，世风日下整个社会缺乏伦理道德维系。而儒学正如上面所提已完全丧失了理论生命力，失去了维系社会的功能。难以对这种混乱的状况进行

调整或解释，自然需要有一种理论能解决这种问题。与这种社会变迁相适应，中国文化也发生转变，新儒学正是新的文化景观的典型。

理学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的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创造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长期稳定的农业文明。社会的稳定需要一种理论来维护与支撑，反之它也为这种理论提供适应性和发展空间。儒学满足了这种需要。在中国历史上，法家、道家都曾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但纵观历史只有儒学能够极致的发挥它的作用。

二、周敦颐创新儒学个人原因

首先周敦颐生活的时代具有重用文人的特点。而这文人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懂得儒家经文的“儒臣”。这样的学术风气为儒学的发展奠定基础。周敦颐的童年生活也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展开。他出身在历代书香世家，兼具着富贵人家与书香门第的双重特点。因此既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又有着良好的文化教养为他巩固了基础知识，对他后来的学术成果也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

成年后的周敦颐是一位性情高远，热爱自然，浩然独立的儒学大家，这些在他的诗中都有体现：“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他澹泊名利，不求闻达的高洁的人生品格尽显其中。黄庭坚曾称颂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缴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他虽然为官，却为清廉之官，让他在心性修养上提升了一个层次。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归隐九江的一段时间是他的理论与思想的成熟与整体构建时期，在一系列的积累与世事经历后，在俗世闲暇的情况下对知识进行整合，最终成就一代理学开山祖师。

（二）周敦颐对儒学创新的表现

一、理论体系的建构

周敦颐理论体系的建构，抛弃了传统的对观点进行注疏的方式，而是通过对多种资料融会贯通，吸收精华加以创造而成。

对《四书》的吸收与创新

理学作为儒学的创新，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作为基础和思想渊源。毫无疑问在其思想体系中《四书》是构建理学体系的重要依托。周敦颐的宇宙论模式中“诚”是宇宙中最根本最普遍的德性。而“诚”也是《中庸》的核心范畴，“诚者，天之道；诚者，人之道”“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周敦颐的“诚”便是由此引发而进行扩充的。周敦颐一方面将诚作为宇宙本体，指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又将其作为最根本的道德准则，“诚者，圣人之本”。《通书》与《中庸》都将“诚”作为宇宙本体，这是对《中庸》继承的部分，此外周敦颐则又强调“诚”作为道德准则的作用。《中庸》将诚视作与物具来的，而《通书》中的“诚”则兼具成人与成物的双重角色。

周敦颐的“无欲”思想则是对《孟子》中的关于思想的体现。孟子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周敦颐也吸收这一观点，他认为“诚”是与任何私欲、任何不好的想法相对立的，立诚则需寡欲。好的修养的高境界就是无欲。

周敦颐对《论语》的发挥是显而易见的。其著作中多次引用《论语》中的原话，并加以解释和发挥，使其适合自己的学术思想。如《通书·颜子》章中：“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这是对《论语》颜渊的记载的评价，这种讨论评价式的引用在《通书》中出现过多次，这里的“颜子”一说主要是表现他的为学主张。他对颜回的这种淡然的心态，对学问的追求而忘乎物质层面的精神境界是十分欣赏和向往的。而周敦颐被尊为理学开山祖与此也有着很大的关联。

二、与“旧”儒学的区别

新旧儒学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旧”儒学也可称原始儒学。先秦儒家追求的是一种人伦之道，注重规范伦理道德，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信”等。旨在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理想中的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先秦儒家从人自身出发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一种极其朴素的伦理学说。汉唐儒学经过董仲舒的发扬，提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观点，主要是一种天人学说，一种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为儒学添加神秘色彩的服务性学说，但根本上还是注重探究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伦理、政治方面的微言大义。

宋明理学则从宇宙本体的高度来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寻求根本性的依据。这在周敦颐处开始初步提出，在后世二程、朱熹等人的发展中得以完善。新儒学是哲理化的儒学，是将原本的朴素思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赋予儒学概念以新的内涵。周敦颐的发展使儒学不再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上升到对道德本体的探索与构建，以“性与天道”为问题的中心，把伦理学上的“仁”本体化，追求根本性的“仁”。将“心”、“性”视作道德与天地万物共同的本原和本体。这是儒学创新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对佛、道的吸收

佛道的发展对于儒学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思想来源。从某种层次上讲，没有佛道的刺激与影响，儒学就不会走向创新，发展成理学。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对《易传》太极图说的新解，提出了宇宙生成论和一些哲学问题，并借鉴了道家的无极观念。周敦颐对道家的吸收主要就是体现在其中。它吸取了《庄子·大宗师》的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的太极观念。又接受了道家的无极观念，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无极而太极”的理论。《太极图说》所体现的宇宙论是极具开创性的思想，它主要吸收了道家的有形出自无形的思想，把宇宙的本源推及一个太极之上的无形的无极之中。并通过图解，揭示了太极由混沌生成的过程。而这太极图的渊源又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有因袭说，有自创说，也有加工改造说。因袭说与加工改造说都有将《太极图》与或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