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案件判决与社会利益考量

疑难案件判决与社会利益考量[摘要] 疑难案件之所以疑难是由于此类案件要么是事实不清,要么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官的判决难有明确的事实或者法律规定作为依据。

因此,疑难案件的判决往往充满了争议,并容易遭受来自公众的广泛质疑。

其实,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前人已经为疑难案件的解决提供了较为实用的原则——判决时考量社会利益。

实践表明,社会利益考量在解决疑难案件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但是,社会利益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在疑难案件判决中需谨慎运用。

[关键词] 疑难案件事实不清社会利益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关系更加复杂,社会利益更趋多元,人们的权利诉求更多、更广……这些趋势和变化在司法层面上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各种案件尤其是民事案件的发生率大幅增多。

与此相对应的是,疑难案件也层出不穷。

对这些疑难案件,不少法官都从现有规则或法律基本原则、法律精神以及相应的习惯等角度去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颇具正义的判决。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某些案件的判决却成了极具争议的事件,有的判决甚至还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给法官和法院在社会中的形象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法制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疑难案件产生的原因分析疑难案件之所以疑难,就在于法官难以对其作出使当事人都满意的结果,甚至于有的判决,双方当事人以及社会都不满意。

这种案件,在作出判决前,社会高度关注;在作出判决后,法官以及法院往往受到社会的质疑,而这些质疑往往有会引导公众把判决结果同司法存在腐败和不公联系起来。

因此,一个疑难案件的判决一般都会牵一而动全身。

正因为如此,有些法官或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采取折衷的办法,但同样难以使公众释怀。

也有的法官或法院,采取“拖”的办法,想等国家立法机关确立新的规定后再作出判决;更有甚者,对此类案件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最终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因此,寻找合适的解决疑难案件的处理方法成为法官和法院必须面临的重大课题。

就目前学界的观点来看,所公认的疑难案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极其有限,还原事实几无可能。

此类案件被称之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案件;第二是法律没有对现有案件的情况作出明确规定,或根本就没有先例可循,而且,也没有合理恰当的社会习惯、风俗可供参考。

此类案件被称之为没有判决依据的案件。

此外,疑难案件之所以疑难,还有一个附加原因,即这种案件必须要作出有效判决,也即是说,面对这种是是而非的案件,法官又必须作出判决,否则,当事人在长时间的不确定过程中有可能走向极端并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针对这些原因应该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

当然,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法官或法院也针对原因采取了相应对策或措施。

但是法官们的对策是法官个人或部分法官依据自己的个人经历和阅历制定的,这必然会受到个人各方面的影响(如受教育的程度、生活阅历等),因此,这种对策在法官个人看来可能是完美和可行的。

但当事人和公众却未必接受。

由于法律判决不仅仅是解决单个案件中存在的纠纷,它还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

法律判决科学、合理、恰当,不仅给当事人一个清晰的确定,使原来存在的纠纷得以圆满的解决,而且对后来类似案件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或思路。

对公众而言,这种判决会引导公众在日后的行为中遵从这种判决所形成的规范,从而避免不良后果或纠纷的再发生。

总而言之,疑难案件的科学、合理、恰当判决,有着极高的社会意义。

任何法官或法院在作出判决前必须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二、疑难案件判决与社会利益考量如前所述,疑难案件出现的原因在于必须对没有依据或事实不清的案件作一个了结。

这无疑加大了法官判案的难度。

那么,对于此类案件的判决有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事实不清的疑难案件案件中的社会利益考量在刘星先生的《法律作业》中,记载了清朝年间著名学者纪晓岚所著的《如是我闻》中的一个案件:甘肃安定县(今甘肃定西县)县令吴冠贤一次外出,遇到一对男女青年。

他们跪在县令大人的轿前喊冤叫屈。

男的说,女青年是他的童养媳,要求县令大人判决女青年嫁给他。

女的则说,男青年是她的亲哥哥,她不能嫁给他。

通过讯问和调查,都无法查清这对小青年到底是兄妹还是准夫妻关系。

吴大人觉得案子不好判决。

经过与身边老吏商量,吴县令最终判定这对小青年不能结婚。

其依据是事实无法弄清,判决不准结婚导致的社会后果要小于判决结婚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

在本案中,吴县令所认为的不准结婚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他是这样假设的,如果这对小青年本身就是兄妹关系,判他们不能结婚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女青年确确实实就是男青年的童养媳,则判决不许结婚肯定就损害了男青年的利益。

而允许这对小青年结婚导致的后果将是什么呢?如果这对小青年原本就不是兄妹关系,则他们结婚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这对小青年是兄妹关系,允许他们结婚,则会导致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难以接受的一个严重后果——乱伦。

在对两种可能导致的后果的权衡后,判决不准结婚就成了吴县令的必然选择。

从案件中反映的信息来看,古人好像还没有社会利益平衡这一说法,但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他们不自觉地使用了这一原则。

在平衡了“离”、“不离”和“驳回起诉”三种判决结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以后,吴县令采用了最为保险的一种即“离”的判决,则是最明智的,因为这种判决已经把种种不利的社会后果降到了最低的限度。

(二)法律规定不明的疑难案件判决与社会利益考量上面所论述的是古人对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疑难案件的处理。

这种处理方式虽说不一定是最准确的,但我们可以说是最正确的。

法律判决所追求的目标应该就是这样一种结果。

不仅在最低层面上没有伤害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纲常伦理,在最高层面上,保证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事实不清的疑难案件可以这样判决,对于没有依据的疑难案件是否也可以通过社会利益考量来加以解决呢?十八世纪中期,在美国,某家族在河上建造了一座桥梁。

然后在桥上收取过路费。

另一个家族看到此种情况后,也在同一河上建了另一座桥,并开始收费。

最先建桥的家族把后建桥的家族告到了法院。

八年后,法院作出判决:后一个建桥的家族有建桥并收费的权利。

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对该判决作了说明:判处后一个家族有权建桥并收费更有利于社会。

因为,如果允许只有一座桥,必然会使桥的主人利用法律承认的垄断损害公众的利益。

而允许另一座桥的建立则使公众有了选择,公众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使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

这有利于社会活力的培养和社会运行成本的降低。

如前所述,要对没有依据或先例可循的案件作出法律判决是很困难的。

但这个案件的判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路。

即在发生纠纷时,即使没有法律或者其它依据,法官可以根据社会的公共利益进行判决,而无需等待立法部门根据情况制定出新的规则。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立法部门,在遇到新情况后所确立的新规则,同样也是按照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来确立的。

当然我们不否认在特定时期可能会出现例外,但那毕竟是例外。

三、社会利益考量中的社会利益前述两个疑难案件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不管是缺乏依据还是证据不足的疑难案件的处理,都可以通过社会利益的平衡原则来处理。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案件,都会牵涉到多方利益,而不仅仅是一方或双方的利益,正如前文所说,案件的处理结果还具有引导社会行为的功能,那些与案件相关的人或有类似纠纷的人都会关注案件的处理结果。

因此,如何做到判决符合社会利益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而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明确社会利益的内容。

社会利益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

就目前来看,学界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概念界定。

因为社会利益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从一个或几个角度给出的定义,很难涵盖它所包含的内容。

尽管如此,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却可以通过人们的具体行为判断出什么是符合社会利益,什么是违背社会利益。

也就是说,在理性上很难把握社会利益的实质,但是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中可以根据行为发生的特定环境作出大体符合人们心中的社会利益的价值判断。

因此在对案件进行判决过程中,可以依据特定的环境作出合理的判决。

而依据这种特定环境所确立的符合社会利益的标准,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标准,而非单一性标准。

我们认为,这个标准是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关于社会利益内容或标准论述的综合。

依据前人给出的启示,我们认为,司法活动中的社会利益应该包含以下这些内容。

第一,社会利益应该包括特定历史阶段公众所遵守的伦理规范。

社会中的伦理规范是特定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对自然规律认识后,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遵守,它的存在有其历史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这些规范蕴含了大量的价值判断,成为特定特定区域、历史阶段人们的行为规范。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这些行为规范已经融入人们的血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规范已经不仅仅是规范,还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缺少了这些规范,或者说如果这种信仰或生活方式被打破,则会给习惯了这些规范的人们心理带来强烈的不安和痛苦。

因此,保证这种伦理规范的延续,符合人们心理上的需要,毫无疑问,它属于社会利益的内容。

第二,社会利益应该包括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所形成形成的公平、正义概念。

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有了对公平、正义孜孜不倦的追求。

现代的公平、正义理念是人类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

是秩序社会的价值所在。

因此,人们在公平、正义理念下自由地生活是人作为个体正当的当然要求。

公平、正义同样也是现代国家必须的治国理念。

公平、正义被忽视或践踏的国家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同样,没有公平、正义的现代化国家是不可理喻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个体还是从国家来说,公平、正义都是必须的。

把公平和正义纳入社会利益的范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三,社会利益应该包括现代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判断。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人们对自然规律以及人类自身的规律的认识较之前人有了很大的进步。

同样这种进步也使得人类的价值判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某些在前人看来是正确的或合理的规范性内容,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是可笑或滑稽的。

因为已经有了太多的新工具证明前人存在的不足,而前人在科学技术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所得到的认识必然有其局限性。

因而现代社会所包含的合理、科学的价值判断取代前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价值判断便成为一种必然。

这些新的价值判断是人类从原来的桎梏解放出来的重要前提,是保障现代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力量,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因此,现代社会所包含的合理、科学的价值判断是社会利益的重要内容。

四、社会利益考量中的认识偏差正如上述所言,社会利益内容及其广泛而复杂,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法官要平衡各种利益十分艰难。

这不仅要求法官具有丰富的判案经验,而且还要求法官跳出处理个案的思维局限,把自己放置于一个合理的位置,注意综合各方利益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