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_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史上的__省略_1858年草稿_的_链接式解读_王学荣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重要著作之一，“异化”是《手稿》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

以往学术界在阐释“异化”这一范畴时，往往将“着力点”（或“关注重心”）放在异化产生的原因、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异化的后果、异化的其他历史形态、异化的未来命运及消亡途径等方面，尤其是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讨论得非常深入，至于对异化的评价则往往以批判居多，即便提到异化的“历史性功绩”也只是简要地谈到：“以往人类获得的工业文明成果恰恰是建立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之上的，是异化劳动的产物。

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虽然造成了对劳动者的压迫，但它同样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成果”[1]，“（异化劳动———笔者注）为人类未来赢得解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2]。

笔者认为，在涉及“异化”的评价问题时理应具有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即应该把“异化”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将“异化”与马克思的其他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而不应简单地“就异化谈异化”。

倘若单纯地“就异化谈异化”，往往会使“异化”的很多真相被遮蔽了。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对《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链结式解读，笔者意识到，普遍异化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它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同时亦是后一社会历史阶段得以孕育和产生的前提（或基础）。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中介”及“桥梁”，“异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收稿日期]2013-05-12[作者简介]王学荣(1984-)，男，湖南炎陵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发展理论。

异化：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史上的“逻辑中介”———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链接式解读”王学荣（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200433）[摘要]以往学术界在阐释“异化”这一范畴时，往往将“着力点”放在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异化的后果、异化的其他历史形态、异化的未来命运及消亡途径等方面，尤其是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讨论得非常深入，而对异化的“历史性功绩”研究甚少。

随着对异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异化的评价也应该有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即应该把“异化”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将“异化”与马克思的其他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就异化谈异化”。

普遍异化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它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又是后一历史阶段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异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尤其在共产主义学说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成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史上的“中介”和“桥梁”。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共产主义；“三大社会形态”；扬弃[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3）05-0021-05长白学刊2013年第5期总第173期CHANGBAIJOURNAL No.52013Sum No.173史上（尤其在共产主义学说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异化”这一范畴，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结论便无法从逻辑上得出。

本文立足于《手稿》，同时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试图对“异化”作出新的解读，提出异化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史上的中介和桥梁的观点。

不当之处，恳望关心这一问题的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说到“共产主义”，读者的第一反应也许就是传统教科书中那三句经典表述：其一，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其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其三，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样概括当然也并不能说错，可是，这毕竟是后来学者们对共产主义基本特征所作的概括和推衍。

要真正探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应从源头说起。

笔者认为，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证。

不过，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写过两篇著名论文《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问题》和《导言》）①。

在《问题》和《导言》中，马克思分析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二者之间的关系，批判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肯定“人类解放”才是“人之为人”的彻底解放，并对德国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和条件性作了初步的探索，即诉诸人本主义、诉诸无产阶级、诉诸“武器的批判”。

如果这被看成“共产主义”的最初萌芽的话，那也只是“萌芽”而已，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作出比较系统论证的乃是《手稿》。

当然，马克思在《手稿》中并不是开篇就论证“共产主义”，而是用了巨大的篇幅在谈另外一个乍看似乎并不相干的话题———“异化”。

只是在《手稿》的后半部分才开始论证“共产主义”，而且论证“共产主义”的篇幅远远少于论证“异化”的篇幅。

也许有读者会表示不解了，可能会接连发出诸如此类的疑问：仅仅从篇幅上讲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马克思为什么要如此安排《手稿》的文本结构？“异化”和“共产主义”二者到底有怎样的内在关联？在回答这些疑问之前，首先应该弄清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何所指”。

马克思的思想内核说到底是关于“人”的学说，共产主义学说的提出从根本上讲是源于马克思对“人”的思考，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成其为“哲学”的“根基”。

②“共产主义”之为“共产主义”，当然不是简单的“共产”即对对象性财富的简单“拥有”“享有”，而是人向自身的“还原”和“复归”，是“人之为人”的“生成”。

那读者也许就会问了：“人”不是好好的么？为什么还需要“复归”呢？这当然就不得不说到“异化”了。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劳动产品、人与劳动过程、人与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异化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劳动产品、人与劳动过程的“异化”也好，人与人的类本质、甚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也罢，从根本上说都是“异化劳动”的结果。

那么，“异化劳动”又是怎么产生的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恰恰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

私有制是根基，“异化劳动”深深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土壤之中。

这样一来，要消除人的异化，就必须消除“异化劳动”，而要消除异化劳动又必须消灭私有制。

换言之，只有消灭了私有制，人的“自我异化”才得以“扬弃”，人的本质才得以“复归”，“共产主义新人”才得以显现，人类社会才历史地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

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说得非常清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使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地、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

”[3]（P73）马克思认为，实现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人乃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当然，“解放”之为“解放”并不是简单地实现了“共产”，而是人向合乎其本性的人自身的“复归”。

而“复归”之为“复归”，也不是简单地回归到原点，而是在自觉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螺旋式上升。

人向合乎其本性的人自身的“复归”过程恰恰就是对异化劳动（或者说私有财产）的“扬弃”的过程，这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

从这一意义上说，“异化”并不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相反，它恰恰充当了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中介”或“桥梁”。

试想：倘若没有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对“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又如何能够实现？“共产主义新人”又何以能够“生成”？二谈到“异化”在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我们还有必要来细致地考察一下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

道理很简单，因为“异化”的“中介”（或“桥梁”）作用在“三大社会形态”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和充分。

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懂“三大社会形态”便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③中马克思提出了人们广为熟知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认为，从总体上看，社会经济发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历史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也叫“自由经济”“时间经济”）。

④根据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人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逐步演进的三个历史形态。

马克思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4]（P104）在这里，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作了脉络式的划分。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总体上经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所说的第一大历史阶段可以称之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与特定的经济形态相联系，与该阶段相对应的经济形态就是以自给自足为根本特征的自然经济。

在这一阶段中，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极其落后，个人几乎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而只能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

其中，最常见的社会共同体形式有“血缘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两种。

生活在该阶段的人们在物质条件极端恶劣，生产能力十分低下条件下，主要依靠人的自然力进行劳动。

在这一阶段，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被这种基于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的“人的依赖性”紧紧牵制着，在此情形之下，又怎么会有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呢？这二者从根本上讲是矛盾的。

对此，马克思亦有深入的剖析。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道：在这种社会关系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

”[4]（P485）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异化”可言。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历史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

与该阶段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商品经济。

在这一阶段中，人们开始进行普遍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

其中，最典型的物质交换形式就是商品交换，在此基础上人们展开了多方面的社会关系。

但由于此种社会关系始终受制于一种“异己的物的关系”，这种“物的关系”与人的真正自由、独立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该阶段的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异己的物的关系”的束缚甚至压抑，以至于人本身也被严重“异化”了，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面人”（也有些地方译为“单向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