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和近代的地缘政治观点

古代和近代的地缘政治观点
索尔·柯恩教授 [美]
[出自《军事战略》] 1986
分析的基本内容
古人的地缘政治观点
早期的全球地缘政治观点
陆权学派
德国的地缘政治
海权学派
空权学派
文化基础学派
麦金德提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
索尔·伯纳德·科恩系美国地理学家和教育家，纽约州弗洛兴昆士学院院长。1952年以来，他在波士顿大学讲授地理学，在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任教并负责行政事务，在以色列几所学院任地理学客座教授。他还在美国教育局任过职，并代表美国参加过国际地理会议。他于1973年编辑国地理学中的问题与趋向》、《对环境的体验》、《资源和人类的道路系统》和《未分裂的耶路撒冷》。
今天，我们更不能相信地球的任何一个部分（尤其是“北温带”）具有能垄断世界权力的人力物力优势了。在世界权力的形成过程中，人口和民族意志这些因素正在取得与地理位置、气候和资源布局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度、巴西已成为追求世界权力的国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哪位分析家认为这些国家缺少必要的地理环境，不能与现有的实力大国相竞争，那他就会被指责为宿命论者。
起初，地缘政治观点在地理环境的范围和性质上都是有其局限性的。将迦南地区划分为约旦河谷绿洲和西巴勒斯坦丘陵地，这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象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河谷都是天然的单位，对它进行统一控制是地缘政治的主要目的。其邻接的陆地如沙漠或丘陵被认为是独立的地区。这些地区从好处看，可以看作抵御侵略的屏障，从坏处看，可以看作好战的入侵者的发源地。
我们的回答是，“否”。我们相信，地缘政治分析仍然有效。地理位置以及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继续使地球的某些部分居于统治地位。如果较弱的和受压迫的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开始产生相当的影响，那不是因为它们有实力，而是因为在北大西洋集团和苏联集团之间，或在美国与大陆中国之间出现了僵局，使弱国有机会利用一方反对另一方。但是当大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问题只能靠它们自己来解决时，滥用这种机会就要给弱国带来不良后果。
—— 译者按
分析的基本内容
地缘政治分析之实质问题是国际政治大国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缘政治观点随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的性质的认识而改变。对后一点，麦金德写道：“各个世纪都有自己的地理观点。至今，我们对地理现实的看法仍由于实用的目的而受以往成见的影响。”
在本世纪，我们对地理环境亦即地理“现实”的看法是一种关于陆地分布与运动方式变化的观点的混合物。在十九世纪，对地理环境的流行观点是大陆分布说。最初，气候和地区地貌是这种观点的基本内容。目前的看法是认为明天的地理 “现实”将比以往更重视人口分布和天然资源的补充。
在这一时期，当人们开始寻找更广阔的地缘政治领域时，并未想到要把河谷、沙漠、山地结合成一个互相补充的单位。人们谋求的是把不同的河谷及其分水岭合成一个地缘政治区域，以便得到一大片地貌相同的土地。因此，三四千年前；中东统治者渴望把尼罗河流域与肥沃的新月地带，由底比斯到乌尔联成一片。这个统一空间的环境是可灌溉的低地农业区，陆地（肥沃的新月地砸）为主．海区（地中海东部各港口和克里特岛）为辅，二者连接在一起。而沙漠和山区则继续作为性质截然不同的独立的地缘政治单位存在。埃及法老在与阿那托正亚赫梯人的国王们不断交战时，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后者赶出叙利亚边境，而不是要进入阿那托里亚高原，将该高原并人自己的帝国。
有人居住的地区不止一个，因此存在着多个实力中心，这一点斯特雷波或大多数早期希腊作家都没有考虑到。然而，柏拉图提出了“被遗忘的大陆”这个新概念。在《共和国》一书中，他设想了一个理想国家。这个国家强大得足以击退任何国家的侵略，它位于一个新的大陆——阿特兰提斯。后来，罗马人梅拉则断定南温带可以居住，并且无疑已有人居住。虽然古代人一直在传说有一个“澳大利亚大地”，但这种说法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欧洲大陆主宰论者的信心和决心。
过去，进行地缘政治分析比较容易。直到十九世纪，主要大国集团都是以欧洲为基地的帝国主义联合体。世界实力中心位于一个不大的区域——欧洲和地中海外围的陆地。三千多年以来，这一实力的焦点都集中在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波斯西部、希腊、迦太基、罗马、拜占庭．巴格达、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和德国。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世界”，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的居民能首先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所在的地区，然后向地球上自然条件较差的部分扩张，利用那里特有的资源为本国谋利。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谈到的雅典，波利比阿谈到的罗马，还是教皇亚历山大四世谈到的伊比利亚，“关系重大的世界”都是由地中海沿岸和北大西洋东部沿岸各地组成的。
划分的基础是要有水源。罗特选择了水源充足的约旦河谷，它的自然条件与尼罗河谷很相似。亚伯兰选择了多草的迦南丘陵地。
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各民族在文化上和技术上的差异扩大了。有的成为精于灌溉的农民，有的饲养马匹或冶炼铁器，有的利用当地资源谋生。另一些人则为严酷的环境所驱使，把征服土地作为一种生存的手段。不管他们因何种原因而获得实力，强者总能以他们的政治军事优势压服弱者，因为思想、人力、资源的流动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一部分人取得的进步不能很快地被另一部分人所掌握。
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苏联在其他国家对匈牙利和捷克事件的敏感反应方面所持的态度以及对恢复大气层核试验所持的态度。当苏联断定它能以不得人心的手段最好地谋求国家利益时，它就这么干了，而完全不顾别的国家会说些什么。至于它在宣传上遭到的“失败”是否会成为它在东西方冲突中的一个真正的不利条件，是值得怀疑的。苏联在匈牙利和捷克事件中遭到了宣传上的“失败”。1956年苏伊士战争中，美国采取了反英、法、以色列的姿态，在阿拉伯人中赢得了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不过，这些胜利和失败只是影响了大国之间的关系而已。
如果说古代希腊人和早期罗马人把有人居住的世界看作岛屿，托勒密则使岛屿在北方、南方、东方都消失了，成为“未知地域”，他认为连续的海洋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
关干运动问题，古典地理学家的想法是很单一的，他们或者将水域或者将地形看作障碍。公元谕五世纪，希罗多德将亚洲分成几个“活动区”（半岛式的陆地），以周围的水域为界。而斯特雷波则宁愿使用陆地边界，例如他用苏伊士地峡把利比亚与亚洲分，用托鲁斯山把欧洲与亚洲分开。然而，老普林尼在提出独特的罗马世界地缘政治图时，却使用了一组运动路线——大道和航海线——来标示帝国版图。他指出，随着罗马道路系统的发展，罗马扩大了它对地中海周围各个方向的地区的影响。有些道路的终端被河流所阻，如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罗马道路系统的终端构成在国的外围边界。但是，围绕着罗马核心还有另一个（内）坏——地中海完全控制地中海使罗马有了一个统一的、以海洋为基地的、开放的内部核心。
地缘政治分析的第二个方面——将世界区分为大国集团——更为复杂，因为大国利益在空间上重叠，大国关系又都带有等级色彩。由于交通的便利克服了以往由距离带来的许多限制，西柏林和古巴才能够作为互相冲突的大国集团的飞地，而泰国和北越也才可以属于不同的集团。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还能说有什么“关系重大的世界”和 “无足轻重的世界”吗？我们还能认为地球上某些部分注定要继续保持在大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或作为受大国影响的地区吗？
然而，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发生了一个变化。某些分析家认为“关系重大的世界”这时已扩大到包括北纬30度至60度之间的整个北半球大陆。另一些人则认为，世界实力正在向这个地带的大陆部分，即北美和俄国转移。
例如，詹姆士·费格里夫用“举足轻重的世界”来形容位置和能源的分布曾提供头等实力的那些地区。费格里夫指出， “世界历史主要是30度和60度之间的国家的历史，这一区域的各民族一直领导着世界。”在这两个纬度之间，美国、欧洲（包括俄国）和中国相互间由海路陆路联结起来，构成了费格里夫所说的“举足轻重的世界”。有意思的是，费格里夫1915年在写到未来的可能性时，曾提出两条回归线之间的地区可能有一天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因为越接近赤道，节约能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地缘政治分析的目的何在？哈罗德·斯普劳特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认为，提出这方面的假说“可以为深入进行研究或制定政策和进行宣传的目的服务；不论作者宣称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地缘政治著作）总是为了达到这两种目的。” 我们可以用现代一些比较客观的地理著作以及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著作，来证明这一点。但是，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古代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吧。他认为希腊所处的温带地理位置使它得以统治北方和南方的民族。
希腊人在按地缘政治划分世界时，是以物理因素为基础的。公元前六世纪的海卡特在地图上将世界分为两部分：欧洲部分（包括西伯利亚）和亚非部分。这种划分的基础是气候。欧洲代表北方寒冷地区，亚非代表南方温暖地区。更适于居住的亚非地区被认为是主要实力地区。一个世纪后，帕米尼德建议把世界分成五个温度区，一个热带，两个寒带，两个温带。亚里士多德根据帕米尼德的温度区，声称居住在温带的希腊人在实力上居于优势。这种视野更为宽广的观点对地理环境的看法超出了陆地联合的范畴。不过，希腊人仍然用陆地特点的差异来说明局部地区的政治划分。例如，修西底德就把阿提喀的兴起说成是不受入侵的结果。阿提喀的优点在于它土地贫瘠，引不起外来人的兴趣，因而可以作为一个安全地带。修西底德将它与希腊的富饶地区相比，后者不断发生冲突，因为它有吸引力。
我们承认斯普劳特兄妹的观察是正确的，只是补充一点：只要地缘政治分析家不有意歪曲他所看到的地理环境，不企图充当一个实证主义科学家，他就能圆满地实现这一双重目的。
地缘政治分析有两个主要内容：（1）阐述地理环境与政治大国的关系；（2）列出包括相互作用的许多个政治实力单位的空间结构。进行这种分析今天比过去更困难。由于大国集团存在着各种等级的空间重叠，由于经常发生政治组合，很难合理地明确划分全球的政治范围。而且，政治实力的运用主要是由于个人的胆略或民族的精神，而不是文化或自然环境造成的结果。
不久，除气候外，人们又把各大洲的陆地算成地缘政治环境的基本内容。希腊人波利比阿认为，亚洲大陆限制了波斯帝国的边疆。他说，“每当他们（波斯人）越出了地洲边界，他们就会发现，不仅他们的帝国，而且他们本身的生存都陷入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