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脱世的苏东坡

超然脱世的苏东坡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北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提要：苏轼字子瞻又名东坡居士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代表。我们不但欣赏他词作的豪气壮丽，也欣赏他为人处事的超然洒脱，这篇论文将以苏轼的生平记事为主线，论述赏析东坡名篇佳作，感悟体味其豁达于世的情怀以及为官处事的睿智。

关键词：苏东坡少年成名父母官乌台诗案黄州超然豁达亲情豪放派

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苏轼降生于世，眉州人，是苏洵的大儿子。字子瞻，二名苏东坡，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6岁。

苏洵给他的两个儿子取轼和辙来做名，对苏轼而言，“轼”是古代马车供客人扶手的横木，遇坦途时便没有功效，唯逢路途颠簸时才会为人所用。苏洵择“轼”字便是希望苏轼能够在人生仕宦的道路上能够像轼一样，隐匿锋芒，沉稳踏实。所以俗话说得好：知子者莫若父。苏轼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从初入仕途时遭人挤兑，乌台诗案的大难临头，到谪居地方的犯官生涯，总其原因，怪就怪在苏轼那爱憎分明、不吐不快的性格。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圈子里锋芒毕露，不知收敛，终于使自己变成了反对党攻讦的靶子，从此颠沛流离、转谪各地。

从少年成名、前途不可思量的光辉到前途未卜、闲散州县安置的犯官，在此期间苏轼不但经历了人生的剧变，同时也实现了人格上的升华和诗词创作领域的飞跃。苏轼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却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所以，他值得我们去品读，去怀念。

【少年成名】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

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北宋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这是苏轼在科举考试里所做的春秋大文，其中引用尧帝宽刑的典故却难倒了当时主考的欧阳修，他对苏轼的文章十分赞赏，但是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皋陶是舜的司法官，跟尧有关系吗？欧阳修自然也不明白这点，反复读过后，便去问苏轼，苏轼说答案在《三国志·孔融传》中，可是欧阳修将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后，依旧没有发现出处，便又去问苏轼。苏轼只好老老实实答是自己的杜撰，欧阳修更不解，苏轼便说《三国志·孔融传》中言道孔融对曹操说商纣王将妲己赏了周公，曹操问可有此事，孔融答今日既有，古代也应该有。苏轼便据此杜撰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使欧阳修更加赞赏苏轼。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并受到了欧阳修等名臣乃至皇上的赏识。苏轼年少成名，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开始了他坎坷的仕途生涯。

年少成名，初入仕途便从通判做起，大凡年轻人能有此际遇都会吟诗作赋，抒发一下自己感慨，总不免踌躇满志，思欲奋发，而苏轼却在赴任途中和弟弟讨论未来辞职退隐的事：“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熙宁年间受排挤，被迫出京通判杭州之后，苏轼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个性与世俗社会尤其是官场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从一开始苏轼就是一个超凡脱俗，不慕虚名的人。

“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入峡》）

苏轼借此诗慨叹自己苦为世俗的富贵所诱惑，竟然抛弃了林泉之乐，这实在不是一个即将踏入官场的青年所应该产生的念头。

少年成名，苏子瞻怀才入仕；性喜自由，苏学士何去何从。

【人民的父母官】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因为在地方任官，苏轼切实地体察到了百姓的疾苦，深深地感到了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在

变法的浪潮中走得太急，使得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到没有改变北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反而加重了黎民百姓的负担。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等革新派党人做法的苏轼，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远离朝廷的政治斗争，在地方任职的苏轼又找回了他那率真，豁达，潇洒的感觉。

在人间天堂杭州任职期间，面对婀娜艳丽的西湖，诗人心生爱恋之情，以一首绝句替西湖另起了一个雅号艺名：西子湖。

在密州任知州期间，苏轼依旧潇洒自在，一首《江城子》豪兴勃发，气势恢宏。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

此时的苏轼尚儒道，在地方政绩赫赫，切实为人民谋事，是人民心中真真切切的父母官。

在杭州疏理运河，在徐州时亲自穿蓑衣拄木杖监督抗洪。可以说苏轼这段时间的生活是充实而自在的，可是好景不长。洒脱不拘的苏轼还是被反对派抓住了把柄，一封奏折，一道诏书，苏东坡的命运在此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难临头，苏轼能否安然渡关？

【乌台诗案】

却对酒杯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苏轼《十二月二十八日……复用余韵二首》

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45岁，因不满新法被调任湖州通判，在上表神宗时，顺带了几句：“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本是几句自嘲的酸话，也不伤大雅，但他没想到，这给他带来了一场大灾难。朝中政敌以此为据，指责他讥讽朝廷，不满新政，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举他的《杭州记事诗》作为证据，给他定下讥讽皇帝宰相的死罪，于是朝廷便将他押送京城并交御史台审讯。这时，沈括、章停又指他《咏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上唯有蛰龙知”两句影射皇帝，说：“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场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将近40位亲友，100多首诗，还险些要了他的命。这无异于清朝的文字狱了！多亏一些友人出头相救，上奏皇上，再加上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才免于一死，被御史台关押一百多天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