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道德的生命教育_冯建军

2014年第6期（总第413期）No.6，2014 General，No.413在倡导“育人为本”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思考道德教育该怎样对待生命，生命教育该怎样对待道德，如何把握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之间的关系，建构一种有道德的生命教育。

这对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生命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逻辑层面：道德寓于生命之中认识道德与生命的关系，需要从人的生命特性和存在方式入手。

（一）人之生命的双重性需要道德“人是什么”，这是无数哲学家都在探讨的问题。

就其认识思路而言，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物的方式认识人，把人“物化”，归结为动物，如会思考的动物、文化的动物、政治的动物等。

一类是以神的方式认识人，把人“神圣化”，从神性理解人性，把人性归结为超个体的、非生命的精神存在，如绝对理念、虚无、意志等。

马克思指出：“人的根本就在于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从而提出了有别于上述两种论断的“以人的方式认识人”的新思路。

以人的方式认识人，人不是动物，但具有动物的生命存在；人不是神，但具有神的超越性。

“人是人”，在于人自身是双重化了的生命，是（自然）生命与超（自然）生命的统一。

有学者指出：“人之特殊就‘特’在，人虽来自于物，却能超越于一切物之上，人是生命的存在，却又超越了生命的局限。

人就是这样一种仿佛来自两个世界、生活在两个天地，既近于野兽而又类于天使，身上充满了‘二律背反’式矛盾，既‘是其所是’而同时又‘是其所不是’的那种存在。

”［2］人之生命这种“二走向道德的生命教育*冯建军［摘要］道德是人的双重生命和双重存在方式的需要，它寓于生命之中。

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分离的现象，表现为道德教育的“去生命化”和生命教育的“去道德化”。

生命教育是生命整全的教育，因此，它必须超越生命与道德的对立和生命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割裂，以生命教育整合道德教育，将道德教育融入生命教育之中，建构道德的生命教育。

道德的生命教育，基于生命发展的需要，以道德的内容和手段，引导生命的发展，提升生命的意义，实现丰盈人生。

［关键词］道德；生命；生命教育；道德教育；道德的生命教育［作者简介］冯建军，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发展的世纪反思与人学建构”（项目编号：BAA120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律背反”式的存在形态，是其他一切存在物都不具备的。

只有从生命本性上把人与其他存在物区别开来，才能真正地认识“人”，把人作为“人”。

以人的方式看待人，人是双重生命的统一体。

首先是作为自然的生命体，有着和动物一样新陈代谢的自然生命。

但人在根本上又不同于动物，“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

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

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

［3］动物只有单一的自然生命，表现为本能；人则有动物所不具备的超自然生命，表现为一种意识和精神。

后者恰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之为人特有的属性。

人不是物，不是神，而是“人”，就是因为自然生命和超自然生命共同构成人独特的生命。

道德属于人的超自然生命存在。

但生命是完整的，不可分离的，自然生命是道德的物质基础，没有脱离物质存在的精神，也没有脱离自然生命的道德。

马克思主义对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认识表明，意识是不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它是物质的特殊属性。

人脑是意识的器官，意识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的功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认知神经科学开始探讨道德的脑机制，虽然研究指出人脑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区域专门负责管理有关道德的一切事务，但道德批判、道德推理等的确有着脑的机制。

在各种实验数据基础上，研究人员纷纷提出了道德神经机制的整合理论。

如Haidt的社会直觉模型认为，当人类进行道德判断时，诸如腹内侧前额叶、杏仁核、脑岛等情绪相关脑区起着关键性作用。

［4］脑是道德加工的器官，但只有脑还不能产生道德。

脑仅相当于机器，还需要有原料。

道德的原料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从事社会实践、社会交往的产物。

因此，道德是包括社会实践在内的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

道德离不开自然生命，自然生命本身也需要道德，道德是自然生命的调节器。

当人作为自然人时，其行为受自然本能的驱使，无所谓道德和善恶。

但人不仅仅是自然人，具有自然生命；道德作为精神生命，还具有超越性，有着对善与美的自觉追求。

“道德本于生命而又高于生命”。

［5］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对此是一个很好的阐释。

他把人格分为三个层次。

最低层的本我（id）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本能冲动，按照“快乐原则”行事，盲目追求欲望的满足。

中间一层是自我（ego），是从本我分化出来受现实制约的一部分，按照“现实原则”行动。

最上一层是超我（superego），即能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的我。

超我以道德良心自居，来限制、压抑本我的冲动，按照“至善原则”活动。

如果没有自我对本我的现实制约，没有超我对本我的道德引导，本我的放任自流，就会使人变成道德的恶魔，沦为动物。

道德虽然离不开自然生命，调节着自然生命，但本质上道德不属于自然生命，它作为人的一种意识和精神存在，属于超生命的生命。

虽然有学者认为动物界也存在道德，但人的道德至少是有意识、自觉的，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对本我的自觉调节。

人的生命的双重性，自然生命提供了超生命的物质基础，超生命提供了自然生命的基本依凭和价值向度。

道德基于自然生命，但它属于超生命的生命，是对人生意义和美善生活的筹划与追求。

道德不仅基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具有世俗性，而且更具有超越世俗的高尚性，它是生命的自我完善，是生命的至高境界。

生命是道德的“根系”，道德是生命的“花朵”。

没有道德的生命是无意义的生命；没有生命的道德是非“人”的道德。

（二）人之生命的双重存在方式需要道德就存在方式而言，人，一方面是个体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存在，两个方面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了人生命存在方式的二重性。

就个体存在而言，“如果我生在一个孤岛上，孑然一身，我的生活中就没有什么罪恶和道德了。

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现为道德，也不能表现为罪恶。

”［6］但现实中，孤立的人并不存在，如同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7］人生活在社会中，就是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道德是人的生命构成，但人并不先天拥有道德。

人性中的德性只是为人的道德行为奠定了基础。

人与人的道德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中。

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需要道德，也不会产生道德。

道德是人的生命构成，就在于超生命中社会生命的存在。

本我因为在社会中生活，才受到自我的限制。

没有社会生活，本我永远遵循本能的“快乐原则”。

人的道德需要根置于生命存在的二重性。

人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特殊个体，其特殊性就在于每个人都面临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无法逃避的关系。

每个作为自我的人，为了维持自我的生存与发展，满足自我的需要，都会争取自己的利益。

霍布斯所说的“人对人是豺狼”就是这种单子式个人关系的写照。

人们为了能够共同生活下去，就不能在这种自然状态下无序发展，需要规则来约束彼此的行为，订立共同的契约。

如果人们在相互交往中，不能订立这些契约，人类生活就无法延续，终究与虎、狮等动物一样，弱肉强食。

道德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共同的生活与交往，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

人类的社会生活，人之持续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以道德来调节和维系。

没有道德，没有共同的生活规则，也就没有人类的社会存在。

道德是恰当地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要求，也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生活的规范。

一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但可能在社会中不遵守共同规范，只追求一己私利和欲望的满足。

但这样的人，会受到社会和他人的谴责、惩罚，导致与他人关系的对立，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关怀，无法满足生命的社会性需要。

这样的人，可能一时存在，但不会长久存在。

因为人作为社会性存在，需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满足，获得愉悦。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与他人对立、受他人谴责的环境中，无法从他人那里、从共同体之中获得赞许和满足，也无法获得一种幸福生活。

没有道德的人，在社会上无法立足，更谈不上实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人生命的双重性及其双重存在方式决定了：“道德既是一种调节社会关系的特殊手段，同时，道德又是人实现自身统一、精神完善的一种特殊方式，使人不断形成、完善德性，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8］作为一种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体现了道德的世俗性和功利性；作为实现生命自我发展和完善的特殊方式，体现着道德的超越性。

但即便是道德的超越性，也脱离不了道德的社会基础的制约。

因此，道德是人的存在方式，它既是人现实的存在方式，也是人超越的存在方式。

二、现实层面：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的隔离从逻辑上说，生命是道德的母体，道德是生命的内核，道德（A）和生命（B）两个概念之间应该是“真包含于”的关系，即A⊂B。

但在有些教育活动中，存在着道德与生命相互隔离的现象，或为两个隔离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是各自独立的，而且表现在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相互销蚀，形成了道德教育的“去生命化”和生命教育的“去道德化”，从而背离了道德与生命的内在逻辑。

（一）道德教育“去生命”化在正常情况下，道德与生命是一致的。

但在非正常的情况下，道德与生命会发生冲突，此时，就存在“道德优先”抑或“生命优先”的选择。

我国儒家伦理持道德优先的倾向，即孟子所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在生命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儒家的选择是“舍生取义”，道德优先于生命。

这里的生命是指自然生命。

人为追求道德的崇高和灵魂的伟大，不惜牺牲肉体生命。

在我国，以牺牲生命换取道德的崇高，已经成为儒家的一种道德文化。

西方也同样如此。

柏拉图把灵魂与身体对立起来，对灵魂来说，身体是它牢不可破的枷锁，身体的死亡，使得灵魂的枷锁被打开，灵魂得以解放，才能自由自在。

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把身体置于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克己、苦行、冥想、独身成为道德控制身体的手段，清心寡欲成为道德的至高境界。

可见，中西方的传统道德文化中，都存在“去生命化”的倾向。

生命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现代社会的“道德先于生命”的价值，是一个普遍性的道德原则，还是一个条件性的道德原则？如果说英雄的道德以牺牲生命为代价，那么道德就不是呵护生命，而成为生命的杀手。

道德教育不是教人活得有滋味、有意义，而是死得有价值、有其所。

道德寓于生命，是生命意义的升华。

升华的生命，是为了实现人生的意义，活得更自由、更幸福、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