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俄协定》到《苏日协定》——1924年前后苏联的对华对日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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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看苏俄早期对华政策

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看苏俄早期对华政策

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看苏俄早期对华政策作者:薛瑞汉来源:《历史教学》2003年第02期[摘要]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苏俄早期的外交政策,自始至终以维护其国家利益(包括沙俄在华权益)为出发点,视国际局势的演变与其自身力量的消长,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

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分析: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及中国的反应;从北京政府转向孙中山;加拉罕使华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

[关键词]《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早期对华政策The Signing of OutlineAgreement of Resolving Chinese-Russian Depending Issuesand Early Soviet‘s Policytoward ChinaAbstract:Before the signing of outline agreement of resolving Chinese-Russian depending issues,the Soviet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pragmatic diplomacy,andtried to maintain its interests in China.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ollowing three issues:the Soviet-Russia two declarations on China and Chinese response;from Beijing governmentturned to Sun Yat-sen;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KeyWords:Outline Agreement of Resolving Chinese-Russian DependingIssues;Early Policy toward China国内外史学界关于苏俄早期对华政策的专著和文章不少,笔者所见主要有:杨雨青《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济南出版社,1999年);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国简史》(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等。

二战时期的苏日关系及其对华影响

二战时期的苏日关系及其对华影响

二战时期的苏日关系及其对华影响
苏燕平
【期刊名称】《广西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5(000)006
【摘要】二战时期,苏德交战,日本南进,苏日为解后顾之忧签定中立协定.表面看来,二战期间苏联在远东是安宁的.但这种表面的安宁并不能遮掩苏日在远东曾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这一矛盾的发展和演变不仅影响到苏日关系的发展,而且也进一步影响到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
【总页数】3页(P141-143)
【作者】苏燕平
【作者单位】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山东,青岛,266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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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早期中苏关系

评早期中苏关系

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看早期中苏关系张建1924年5月31日,中国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均与苏联外长加拉罕于北京签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大纲除规定了中俄在东北三省的利益归属外,苏联放弃了沙俄原来在东北地区的一些不平等权益。

恰逢九十周年之际,回顾曾经孱弱的中国在当时外交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

“十月革命”在当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作为与俄国有着世界上最长陆地边界线和复杂历史渊源的国家,更是受到了这场革命的强烈冲击,这使得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十月革命”后,协约国对俄国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苏俄在国际上也得不到承认,处于孤立地位。

而且协约国还发动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占领了苏俄大片领土,其中包括了远东很多地区。

因此,如何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干涉、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时摆脱外交孤立、争取国际承认就成为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

苏俄要冲破封锁、巩固政权并确保其远东边界的安全,就不得不力求协调和改善同邻国的关系。

自然,作为苏俄最大邻国的中国就成为苏俄外交的重点。

当时,中国北京政府由皖系军阀段祺瑞掌握。

他追随协约国,不承认苏俄政府,并于1918年3月召回驻俄公使,断绝了与苏俄的关系。

同时,还允许沙俄外交人员继续在中国行使权利,仍将“庚子赔款”交给沙俄使馆。

北京政府还与日本缔结反苏军事协定,使大批日军开入中国东北,甚至在1918年8月还以保护俄国境内的中国公民为借口派了一个团的部队与日本一起参加了反苏战斗。

这些都成为苏俄在远东的极大隐患。

因此,作为苏俄来说,它不希望北京政府保持同沙俄的旧的外交关系,成为沙俄残余势力的据点,也不希望北京政府长期亲日拒俄而出现中日联合对付俄国的局面。

所以,尽快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取得中国的外交承认就成为了苏俄对外政策的主要战略目标。

正是为了实现其对华外交的战略目标,苏俄政府分别在1919年和1920年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沙皇政府攫取的一切中国领土,废除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考试总结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考试总结

一、名词解释(150-200)马噶尔尼访华:清乾隆年间中英两国一次重大的外交活动,是为中英两国首次正式通使。

宗藩体制: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

宗藩体制是通过朝贡、敕封等一系列封建礼仪来维系的。

政治上,宗藩体制表现为封建礼仪的不平等,如藩邦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宗主国朝贡称臣,使用天朝皇帝年号纪年,宗主国对藩邦进行敕封等,表现了宗藩之间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

经济上,宗藩体制通过朝贡、赏赐及附载贸易,增进了各国的经济交流。

文化上,宗藩体制促进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帝批准成立。

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

是中国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

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总枢纽,其设立是清政府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

同文馆:中国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

全称京师同文馆。

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由恭亲王于1861年1月奏请开办。

次年6月正式开课,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学生来源初以招收年幼八旗子弟为主,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

1867年以后陆续增设近代学科,包括算学、天文、地理、矿学等,才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学校。

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蒲安臣条约: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与美国订立的条约。

又称《中美续增条约》。

1868年,蒲氏美国公使任期届满,为清政府聘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中国使团出访美、英、法、瑞、丹、荷、普、俄等有约各国。

同年7月未经“咨明中国总理衙门”擅自签订该约。

中俄边界问题的历史演变与解决

中俄边界问题的历史演变与解决

中俄边界问题的历史演变与解决中俄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中俄两国边界问题则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中俄边界的问题主要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形成的,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原因,中俄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本文将从历史演变角度探讨中俄边界问题发展历程,以及目前的新形势下如何解决该问题。

一、历史演变1、18世纪的《尼布楚条约》18世纪中期,由于清朝实力逐渐衰弱,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等因素导致了中国国土严重的损失。

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花费125万两白银,在中国东北远洋交易的鸦片暴利之下,抢占了东晋以来中华民族最北端的领土——广宁岛和弥勒佛屿岛(即今天的黄海道和泰东南岸沿海)。

为制止此类侵犯,雍正皇帝便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达成了一项协议《尼布楚条约》,废黜包括库页岛、萨哈林下半部分在内的黑龙江以东及内蒙古北部东部等大片土地,其中部分土地被俄罗斯吞并,而剩余部分土地则为中俄两国的划界线。

2、19世纪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清朝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议定把香港让予英国,而前苏联政府在其外交文件中将这一事件描述为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行动。

这项条约的签订对于后来的中俄边界问题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这份条约的缘故,大规模的外国侵略者纷至沓来,不断入侵中国领土。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又被迫在1858年和1860年分别签署《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将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带向外国开放,并被迫割让了车力库尔沁旗和额尔古纳河以东的土地,虽然俄国并未直接参与这场侵略,但俄罗斯却趁此机会取得了由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哈巴罗夫斯克以东的土地。

3、20世纪初期的《勘分条约》和《苏俄关系条约》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经历了剧烈的政治震荡,革命后的政权更迭,俄国一度内部分裂,为了保证其独立和安全,苏联成立后便运用了高压手段,消灭各种互相矛盾的叛乱势力,实现了苏联的统一和稳定。

试论20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

试论20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

试论20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作者:邵华来源:《青年与社会》2019年第04期摘要:在20世纪的一百年里,从清末民初一直到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中俄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经历过“蜜月”,也经历过破裂。

中俄两国之间有过坚实的友谊,也有过激烈的对抗。

如今中俄友好的局面得益于这100多年的经验教训,正是这段历史让两国寻找到了正确的相处模式。

关键词:20世纪;中俄关系;沙皇俄国;苏俄;苏联中俄关系实则是中苏关系的继承与发展。

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之后,中俄关系不但没有停滞和倒退,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合作等各个领域不断深化合作,两国关系继续向着健康、友好的方向发展。

目前的中俄关系模式是最好的模式,是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反思的正确结果。

在这一百年的历史大背景中,中俄关系发展经历了六个阶段。

一、清朝末期和沙皇俄国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史的开端,从此中国便不断遭到他国的侵略,一直处于被宰割、被凌辱的境地。

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更是掀起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如同豺狼虎豹般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欲滴,继续执行19世纪中叶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方针。

帝国主义的一再侵略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怒火与斗志,义和团运动就此爆发。

1900年,沙俄当局趁此机会打算吞并中国东北地区,实现其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掀开了沙皇俄国侵占东北的序幕,并以沙俄霸占中国6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告终。

紧接着,沙皇政府又参与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的行动,对城内居民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大洗劫。

与此同时,沙俄兵分七路独占了中国东北。

1901年8月8日,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但沙皇政府迟迟不愿从东北撤兵。

沙俄第一期撤军如约实行﹐撤走在奉天省(今辽宁)辽河以西的军队﹐但1903年 4月第二期撤兵时却违约不撤﹐另提苛刻条件并重新占领沈阳。

日本在英﹑美等支持下,与俄国进行谈判,要求俄军撤退。

[作文范文]中俄外交史简述

[作文范文]中俄外交史简述

中俄外交史简述大家知道中俄外交史是怎么样的呢?是否清楚呢?下面一起来看看!16世纪,原本囿于欧洲森林一角的莫斯科公国越过乌拉尔山脉,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然大物,而原本毫无交集的中国,也从此开始了一段东北边缘的新的博弈与交流的过程。

1618年,彼特林使团取道托博尔斯克,途经蒙古后到达北京,并于次年回国,虽说当时并未真正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两国第一次有了交集。

1689《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也可以说是初露锋芒但是自身仍旧种种问题的沙俄一次并不成功的试探,事实上也是沙俄乃至后来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心态开始滋生的一个信号,只是当时清政府实力尚强,《尼布楚条约》以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结尾收场。

但真正的故事,要从清末说起。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列强中自然是少不了沙皇俄国的。

上一次我分析时讲到两点:首先是苏俄的领土扩张手段,即利用对方自身的矛盾、弱势或是外部压力施加,乘虚而入,扶植自身势力同时分化对方,其次是对地缘政治的重视性。

可以说,接下来这个阶段,便是这两点的集中体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皇俄国的侵华活动愈加明显。

他们利用中国清朝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巡边管理措施的薄弱,以各种优惠政策和待遇向黑龙江流域迁移大量俄国移民,采取实际占领,在当地组建哥萨克军事组织。

在此期间,沙皇俄国政府假借俄中友好之名.采取武力恐吓手段,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在1858年5月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完全否定《尼布楚条约》关于中俄边界的主要条款。

根据该条约规定,沙皇俄国获得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公里土地,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吉林省所有海岸线及海参崴出海口划为中俄双方共管。

同时,沙皇俄国趁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之际假意“调停”,最终通过《中俄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屈辱要求。

《瑷珲条约》不过是一个缩影。

即使是中华民国成立,苏联新建,这种表面友好实则强势的外交策略一直存在,比如自俄从1912年《俄蒙协定》开始,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收尾的外蒙分裂运动。

二战后期日本对对苏联的外交策略

二战后期日本对对苏联的外交策略

二战后期日本对对苏联的外交策略——日本谋求苏联对日中立的失败摘要:1944年7月美军在塞班岛的登陆和东条内阁总辞职,表明日本的败北只是时间的问题。

为了逃脱覆灭的命运,日本外交开始转向“终战”外交,其中阻止苏联在远东参战是“终战”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通过外交途径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还是彻底失败了,1945年8月9日苏联百万大军进攻东北日军。

关键词:二战日本苏联外交策略中立自甲午战争到二战后期,日本的“终战”外交是“胜利”的外交,其任务是如何确保和扩大战争的“胜利果实”。

然而二战的“终战”外交不是“胜利”的外交,而是战败外交。

“战败”外交的课题是以外交手段避免一败涂地,争取体面的“终战”。

于是便产生了日本如何确保和利用“胜利”的战争与英美等国进行停战外交的问题。

而苏联在1941年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在苏联出兵东北之前一直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

而苏联的中立也是二战末期日本取得“终战”外交成功的重要条件,因此在战争末期日本努力对苏联进行外交攻势,希望苏联保持中立,甚至希望苏联在日本和西方大国之间充当停战调停人的角色。

一、从“九一八”事变到《苏日中立条约》1.日本对苏联呈现攻势外交状态(1931-1939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满洲”,使整个远东的国际势受到巨大冲击。

日本与苏联关系迅速恶化。

对日本来说,“满洲”向来是日本人实现其大陆政策的理想基地,它既是稳固对朝鲜殖民统治的必需条件,又是日本不可缺少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在政治和军事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日本人占据满蒙,使苏联远东地区随时处在日军的打击之下,给苏联的边境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苏日矛盾遂趋深入。

面对日本的挑衅,苏联政府采取了“不干涉”和“严守中立”的态度,并把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对日外交基本出发点。

1933年,日本公然提出“北进”政策———即以中国为基点向苏联远东地区扩张。

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情》,正式把北进政策列为日本国策。

中俄划界,为何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

中俄划界,为何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

此外,黑龙江主航道紧临俄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城下,近年,俄罗斯边防军和地方当局更在“哈巴”与黑瞎子岛之间架设了人工操纵的开合浮桥。
据俄方报道,根据2004年10月《补充协定》,俄方已经在拆除设施,计划搬迁岛上居民了。
俄方人士的新担忧
从历史上看,现在这样划界对于中、俄两国来说,都是最佳、最合乎理性的选择。中俄复杂的边界形成史已经结束了。当前和今后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共同致力于建设友好、和平、合作、繁荣的边界地区。
黑瞎子岛的开发,具有特殊意义。今后在相当长时期内,黑瞎子岛的政治意义要远远高于经济意义。我们一定要以事实证明,中方人员登岛从事经济开发,定能使中俄双方共同受益,特别是会给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带去更好的发展环境。
中俄民贸、边贸经历已有15年之久了。这一期间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如初期假冒伪劣商品大量涌入俄方,近期久拖不决的“灰色清关”问题、非法越境渔猎、经商等,都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二是对中俄“平分”黑瞎子岛(俄称“大乌苏里岛”)想不通,认为该岛位于黑龙江主航道中方一侧,理应划归中方才是。
而在俄罗斯,相当多的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俄勘界也是异议多多:
一是担心中国正在崛起,未来会否凭借实力“收复失地”——这是“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一直喧闹不止的主要根源;
目前,中俄完成了两国绝大部分国界的勘分工作,两国都对发展边境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充满憧憬。不过,对于划界这样的敏感问题,双方有关人士中存在一些不满情绪也十分正常。比如,如何看待沙俄与清政府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成为中方部分人士不满的主要原因。也许,只有在真正了解历史后,人们才会更加的理智。
也许,中俄国界全线划定的成果和经验,能为中印寻找公平合理的边界解决方案提供一些参考。

抗日战争后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与影响

抗日战争后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与影响

抗日战争后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与影响摘要抗日战争后期,由于欧洲形势的日益紧张,苏联对华政策迅速发生逆转。

1945年2月苏联与美国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为了兑现它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取得的在华利益,以及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全国胜利,采取了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的政策,在客观上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关键词苏联对华政策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形势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政治形势。

1937年前后,由于德、意、日法西斯不断扩大侵略战争,步步紧逼苏联,苏联面临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性逐渐增大,为此,苏联确定了援华抗日的对外政策。

但随着欧洲形势的更加紧张,特别是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对华政策发生逆转,与此同时,罗斯福与斯大林在维持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方面取得了一致。

1945年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是美苏互相妥协而产生的重建世界秩序的全盘方案,划分了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范围,为了进一步落实其协议,1945年8月14日又与中国国民党签订了《中苏有好同盟条约》,不顾中国的民族利益与领土主权完整,支持蒋介石压制共产党,客观上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一、秘密签订侵犯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发展,苏、美两国各自勾画着世界格局的蓝图,中国是他们蓝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美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既有争夺,又有妥协,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全局地位。

美国根据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策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确定了一个近期的军事目标,即利用中国拖住日本南进的力量,减少美军在对日作战中的牺牲;一个长远的政治目标,即在战后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亲美的中国,成为美国可以用来抗衡亚洲共产主义和反美势力的主要力量。

对此,美国政要们是直言不讳的。

然而,要实现这两个目标,还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与承诺,否则是办不到的。

赫尔利在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影响将支配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他认为只要“苏联应允支持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则“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如无苏联支持,则中国共产党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

战后苏联对华“双重外交”基于1949年的案例

战后苏联对华“双重外交”基于1949年的案例

中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一度由三条线组成:第一条线是外交关系,即苏联先后与中国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第二条线是党际关系,即苏联与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以前)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三条线是苏联与中国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即与东北张作霖、华北冯玉祥、西北盛世才的关系。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苏关系从三条线演变成两条线,这就是苏联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从而形成苏联对华的“双重外交”。

一1949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交往,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这一年,建立全国政权已摆上中共的日程。

对长期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的革命党来说,建立全国政权、领导和管理全国经济,处理与外国的关系等,都是崭新的课题,都需要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向斯大林请教。

战后中苏两党主要是以互致电报或通过联络员传递信息进行交往,这种方式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迫切需要举行两党高层会晤,面对面地交换意见。

这一年,两党共举行三次高层会晤:第一次会晤是1月28日—2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第二次是6月26日—8月14日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第三次是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

三次高层会晤把中苏两党关系推上新阶段和新高度。

由于第三次会晤已超出苏联“双重外交”的范畴,故本文基本不予涉及。

毛泽东曾三次主动提出访问莫斯科。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毛泽东不能以“游击队领导人”的身份来莫斯科,最好在中国新政府建立后,以政府首脑的名义前来。

为了避免由于毛泽东不能来访而推迟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斯大林提议派一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并具体建议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完成这项使命。

当天,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我们仍坚持您暂缓访问莫斯科。

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您愿意,我们可派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者其他地方见您,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您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

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论文

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论文

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论文中苏条约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

这个条约取消了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

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

期满后没有再延长。

以下是店铺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相关论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全文如下:20世纪,中苏两国政府间曾经就涉及两国根本关系的问题,缔结过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条约。

这就是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好同盟条约》,以及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三个条约的签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签订条约的联政府始终如一,而中国政府却几经更迭。

也正是由于苏联建国①后,中国的中央政府曾经三易其手,即由北京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再由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因此也就有了这三个根本性条约的形成。

比较这三个条约的形成经过与内容,当不难看出在中苏国家关系当中,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强弱对比等因素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情况。

(一)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条件下缔结的。

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仅积贫积弱,而且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孙中山国民党便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代表性十分有限。

但它在对苏问题上,却得到了列强各国政府的有力支持。

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虽一举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成功地统一了广袤的国土,甚至将其军队伸入到外蒙古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然而其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革命的特性,却使它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因此对于中国这种同样受到列强欺凌的周边国家,它无论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善意,以设法取得同情。

中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交涉(1917-1924)

中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交涉(1917-1924)

中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交涉(1917-1924)摘要:十月革命后成立的社会主义苏俄政府不顾在对华宣言中做出的放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的承诺,通过各种手段压迫中国政府承认苏俄在中东铁路上享有特殊权益。

苏俄的这一行径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充分暴露其大国沙文主义和民主利己主义。

关键词:中苏交涉中东铁路对华宣言自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4年5月中苏建交间,苏俄发表三次对华宣言,承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此举深受中国人民的欢迎。

但就中东铁路问题而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俄确采取另一种政策。

这暴露了苏俄对外关系中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一1917年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一切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

但同时又指示中东路上支持苏俄的工人和护路军推翻旧俄督办霍尔瓦特,武力接管中东路。

苏俄的这一两面做法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为维护国家主权,中国向中东路派兵,收复铁路。

中国的正当措施却遭到苏俄的无理指责。

1918年1月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波里瓦诺甫为此向中国抗议,要求中方作出解释,说:“华兵助同反革命之哥萨克军,驱逐兵工代表,显系干预我内政。

”2月3日,中国驻俄使馆严重声明:“哈尔滨之事,乃我国为保全领土内住民之生命财产,乃维持秩序起见所采取之行动,毫无何等干涉俄国内政治意志。

”①[P337-338]驳斥了苏俄的无端指责。

1918年3月,中国政府召回驻俄公使刘镜人,中俄接触中断。

1918年日军从海参崴登陆,拉开了日、美等国从远东干涉苏俄的序幕,中东铁路成为各国策划入侵苏俄的后方基地。

苏俄陷于危机之中,孤立无援。

为在远东打开一个缺口,同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

苏俄政府声明“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他种产业……一概无条件交还中国,毫不索偿”。

②[P195-196]因交通阻塞等原因,中国政府于1920年3月才获得苏俄此次宣言内容。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派以张斯麟为首的代表团赴远东共和国考察,并借机前往苏俄,进行接触。

鲍罗廷与1924年中苏谈判

鲍罗廷与1924年中苏谈判

鲍罗廷与1924年中苏谈判周利生(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在世界上是孤立的。

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外交封锁,取得中国的外交承认,苏俄政府于1920年、1921年连续派出优林使团、派克斯使团赴华谈判。

1922年8月,俄共候补中央委员越飞来华,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

上述谈判人员皆无功而返。

此后,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1923年9月来到中国,经一系列磋商会谈,于次年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恢复正常外交关系。

过去学术界对此次谈判中俄方人物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加拉罕,而对另一位起重要作用的鲍罗廷较少甚至没有关注。

一鲍罗廷使华与苏俄政府派出加拉罕几乎同时进行。

在斯大林电话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的基础上,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3年8月2日形成以下决议:“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建议他星期四与加拉罕同志一起赴任”,“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

①这位“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就是加拉罕。

上述决议说明,在中国工作的鲍罗廷,要接受加拉罕的指导,以“协调”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乃至具体策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注定了鲍罗廷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加拉罕的外交使命。

事实正是如此。

1923年11月25日,以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身份在北京工作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斯列帕克从北京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就指出:“现在他(即鲍罗廷——引者)在南方,想到这里来向加拉罕同志报告,但由于孙的军事失败而耽误了。

不久他会到这里来。

……看来,他完全是在为自己机关(即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原注)的利益工作,自然,他也在使党的工作适应这项工作。

实际上至今他一直在这样做。

”②而早在鲍罗廷去广州途经北京时,加拉罕曾经与他就即将开始的与中国政府谈判的情况相当详细地交换过意见。

③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的当天,加拉罕从又北京写信给鲍罗廷,通报了有关中苏谈判进展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解读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解读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解读赵士国内容提要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对华政策几经嬗变:初期对华军事援助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期对华关系由热而冷,是因为苏联遭德军突然袭击,必须全力自保;后期苏军出兵我国东北,另有图谋。

然而苏军对日作战,避免了中国人民为取得最后胜利可能出现的更大牺牲。

关键词抗日战争联华制日由热而冷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经14年,终于取得胜利。

其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华政策几经嬗变:即由初期联华制日,到中期由热变冷,甚至严重对立,最后出兵东北,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战胜共同的敌人。

从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变化的情况看,反映出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和多变,也反映出苏联高层决策人物的复杂心态:国际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兼而有之。

本文拟对此略加剖析,或许能为我们正确处理当今的中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抗战初期,苏联采取联华制日政策,既有苏日间的历史积怨因素,更有日本威胁苏联安全的现实原因。

甲午战后,日本为报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还辽”之仇,曾于1905年狠狠地咬了俄国一口,苏联对此心怀怨恨。

1931年日本重施对华侵略扩张政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将威胁到与中国山水相依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1935年底斯大林获得德日准备缔结反苏协定的消息后惶恐不安,担心德国与日本同时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1]。

1936年12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明目张胆地将矛头指向苏联。

事情已经非常明显,日本有德国人支持,它不仅要侵略中国,而且对苏联远东地区亦有领土要求。

如果日本进攻苏联,德国则有可能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苏联便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处境。

此时,欧美大国虽然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已不像以前那样怀有敌意,但当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之时却不愿承担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

1937年5月张伯伦在英国上台后,全面推行以妥协退让、嫁祸于人为特征的绥靖政策,其他欧美国家亦步亦趋,纵虎为患。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解读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解读
& 冲突必将对苏联有利 % #
为了对付日本和德国的进攻 和 包 围 $ 苏 联 开 始 调 整 外 交 方 略 %5 苏联同美国 ? G G年5 5月5 > 日$ 建交 %5 并担任理事 会 常 任 理 事 国 %5 苏联与法国在 ? G N 年 ? 月苏联应邀加入国联 $ ? G P 年 P 月 A 日$ 巴黎签订互助条约 % 与此同时 $ 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 决定联华抗日 % 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 苏联以条约形式确定援华制日政策 $ 但不承担直接参 5 ? G @年6月A 5日$ 苏联同样允诺不与日本签订任何条约 % 战的义务 % 中国则承诺不与第三国缔结共同反苏的协定 % 依约 $ ’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的签订 $ 对当时处于孤立无援困境中的中国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 条约签订后 $ 苏 联开始在政治 & 经济和军事上大力支持中国抗战 %5 苏联外长李维诺夫针 ? G @年?月A 5 日国联会议上 $ 对国联咨询委员会就认定日本的行动是侵略性质的问题上迟疑不决提出质问 ! " 现有之事实 $ 岂不是证
! % 这期间 $ 以制日# 蒋介石多次召见英& 美& 法& 德等国使节谈话% 顾维钧等驻国联代表也在国联内外积极
活动%但是$ 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收获%西方列强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 拒绝制裁日本% 中国国民政府对西方列强坐视 日 本 侵 略 的 政 策 感 到 失 望 和 不 满 %5 国防会议 ? G G年P月5 > 日$ 就平津战事所作决议中说 ! " 国际及各国 $ 除道德上 之 同情 外 $ 未曾 依 据 条 约 制 裁 日 本 $ 亦未与中国以
’条 约 和 联 合 声 明 严 重 破 坏 了 中 国 的 主 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 领 土 完 整 和 不 可 侵 犯 ! ( 犯#

抗日战争时期美苏对华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美苏对华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美苏对华关系苏联:俄国是初期为“中立”,后来对华的军事及经济援助,出兵东北击溃日本精英部队。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华政策几经嬗变:即由初期联华制日,到中期由热变冷,甚至严重对立,最后出兵东北,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战胜共同的敌人。

苏联在这一时期为巩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所采取的举措,也是其援华抗日的重要表现。

”抗战初期,苏联采取联华制日政策。

苏联援华态度积极,不仅在国联“为我尽力声援”,而且派出志愿空军和军事专家参加对日作战。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以条约形式确定援华制日政策,但不承担直接参战的义务。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当时处于孤立无援困境中的中国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大力支持中国抗战。

1937年9月21日国联会议上,苏联外长李维诺夫针对国联咨询委员会就认定日本的行动是侵略性质的问题上迟疑不决提出质问:“现有之事实,岂不是证明日本之罪状。

”在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上,李维诺夫警告与会各国不要纵容和鼓励侵略,他要求各国一致行动起来,制止侵略,维护和平。

早在1937年3月,苏联就决定向中国南京政府首批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飞机、坦克等军事装备;苏联还同意在其境内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和坦克兵。

以后又于1938年7月、1939年6月先后提供两笔贷款。

至1939年,苏联提供援华贷款总额达2.5亿美元。

1939年6月,中苏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并克服种种困难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

随着援华贷款协定的签署,苏联的武器和军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出大批军事专家和飞行员。

1937—1941年,先后有2000余名苏联空地勤人员在中国工作过,其中有700名飞行员在中国轮流作战。

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中国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那时受过苏联顾问教官训练的中国军人达9万以上。

不自量力的事例

不自量力的事例

不自量力的事例我脑中数十个疑似符合的中外事例就纷至沓来。

不过仔细一琢磨,定义上来说,不自量力的事件,最好是一方对于自身实力和另一方的差距有着一定认识,但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操作获得胜利,这种“对自身当前的实力有衡量,而对自身的能力没点数”的事例应该更加典型吧。

如果本来就对双方实力差距都认知有误,在外人看来固然是不自量力,但从他们自己角度却也情有可原。

用这个标准,我可以筛掉很多杂项,留下一部分有用的。

随便说几个例子吧。

一、我国的中东路事件: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清朝政府,翌年签订了《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清政府同意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俄国勾结德国、法国强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

1896年6月3日中俄签订了《中俄密约》。

7月,中国政府批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

1897年起开始修建西从满洲里起,中经哈尔滨,东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

1898年,俄国又强迫清政府同其签订了租借旅大条约,强占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水域,并取得了修筑中东路支线的特权。

1900年,中东铁路建成。

1903年,哈大铁路通车。

纵横东北全长2800余公里的东省铁路的建成,使沙俄达到了把势力伸向中国东北的目的。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结束后日本取得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使用权,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的中东铁路仍控制在沙俄手中。

1917年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府,曾于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作废,放弃俄国在华一切特权。

关于中东路问题,提出经两国协商“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

但由于当时北洋政府忙于内战,加之不承认苏俄政权,因而对这两次宣言未作答复,使中东路仍处于沙俄分子与中国的“共管”之下。

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达成建交协议,并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同年9月,苏联又与东北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这一协定除说明要贯彻上述中俄协定的有关内容外,又规定把中东路收回的时间,从过去的80年缩短为60年。

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初期的对日外交

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初期的对日外交

作者: 刘建平[1]
作者机构: [1]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北京100024
出版物刊名: 国际政治研究
页码: 147-163页
主题词: 中日关系;新中国;对日外交;中苏同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冷战
摘要:战后苏联在重整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的过程中,把中日关系纳入了反美的冷战政治战略;在这种实用主义战略下,斯大林干涉日共内部事务、鼓动暴力斗争,既破坏了日共在国内斗争的地位,也使新中国的对日外交起步便受到挫折;而在朝鲜战争造成台湾问题的困难之后,苏联又背离中苏同盟寻求单独对日议和,陷于孤立的新中国对日外交走上了曲折
的“以民促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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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 学 术 交 流 Mar.,2004总第120期 第3期 Academic Exchange Serial No.120 No.3从《中俄协定》到《苏日协定》———1924年前后苏联的对华对日外交黄定天(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摘 要]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与武装干涉,成为孤悬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

为摆脱孤立的困境,提高国际声望和地位,使新生的政权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对西方列强交涉暂时无望的情况下,将注意力转向了东方的中国和日本。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确保自身的主权和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苏日协定》,与中国、日本建立了外交关下,于1924年前后签订了《中俄协定》、《奉俄协定》、系。

《中俄协定》的签订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最大邻国的承认,进一步打破了协约国的封锁,对中国而言,废除了以往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并获得了苏联对外蒙是中国之一部分的承认,因而《中俄协定》对两国来说应当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日俄协定》的签订解决了两国关系中最大的障碍—库页岛问题,日俄间也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本无可厚非,但该条约的某些内容却是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代价,来换取自身在东北亚区域内的安全和利益。

[关键词]中俄;苏日;协定[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3-0157-06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与联合武装干涉,成为孤悬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

为摆脱孤立的困境,提高国际声望和地位,使新生的政权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对西方列强交涉暂时无望的情况下,将注意力转向了东方的中国和日本。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确保自身的主权和利益不受损害的前《奉俄协定》、《苏日协定》,与中国、日本建立了外提下,于1924年前后签订了《中俄协定》、交关系。

这是苏联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站稳了脚跟,以大国的姿态重新登上世界舞台。

一苏俄政府在平定国内白卫军叛乱,击退帝国主义对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联合武装干涉后,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对华宣言,积极开展对华外交。

因中国与苏俄之间并无正式外交关系,所有函电与交涉均需通过中国驻远东共和国领事馆、①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或者派驻第三国的外交使节与商务代表转达。

这种马拉松① 1920年春,苏俄政府为避免同滞留在远东地区的日军发生冲突而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形式的缓冲国。

[收稿日期]2003-11-20[作者简介]黄定天(1948-),男,湖北武汉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从事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

・・157式的间接交涉前后将近一年,直至1921年10月才接到中国外交部同意苏俄派遣代表到北京谈判的信息。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惟恐错过这盼望已久的机遇,于10月10日致函俄共中央政治局,强调此事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他认为:“拖延这一谈判,就意味着失去中东铁路。

若在华盛顿会议之前,我们未能同中国订立协议,该会势必使铁路国际化。

从赤塔获悉,中国将以俄华私人混合公司管理铁路。

因此,应当尽速行动。

”[1]齐切林还同时推荐了裴克斯(一译巴意开斯)和马尔赫列夫斯基两名人选。

列宁对此事极为重视,第二天便在齐切林的函件上批示并转发政治局成员:“紧急!我建议或者立即书面表决,或者召集半小时政治局会议,建议赞同马尔赫列夫斯基及裴克斯二人(谁去大连、谁赴赤塔由齐切林决定)。

”[1]俄共中央政治局最后选定裴克斯为全权代表率一商务代表团使华,其使命当然不仅是洽谈商务。

该代表团经过紧张短暂的准备,于12月12日抵达北京。

与此同时,中国也委派沈崇勋为驻俄代表赴莫斯科。

裴克斯在华期间忠实贯彻俄共中央的意图,执意要赶在华盛顿会议之前同中国订立有关中东铁路的条约,以保住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权益。

而此时中国已经恢复了中东铁路的某些权益,并不急于商谈这个问题,重点考虑的是如何解决苏俄从外蒙撤军以及苏蒙订立条约的有关问题。

由于双方关心的问题迥异,在中东铁路及外蒙问题上又无法取得共识,所以裴克斯在北京逗留的半年里,尽管也会晤过外交总长颜惠庆,但始终未能举行正式谈判,当然也谈不上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了。

为扭转对华交涉的被动局面,1922年7月22日,苏俄任命资深外交家越飞为新的使华全权代表以替代裴克斯。

越飞抵达北京后并未立即同中方代表谈判,将一应交涉事宜委托给其副手达夫庆,自己则先后北上长春南下上海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越飞此行还负有对日交涉的任务,所以北上长春就近与日方代表会晤。

南下上海是为了面见孙中山。

为使谈判顺利进行,中国专门设立了以王正廷为督办的中俄交涉事宜公署,达夫庆与王正廷进行了多次晤谈,但在重大问题上仍无进展。

越飞本人也于3月27日奉召回国。

为打开对华交涉的僵局,尽快恢复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已于1922年12月31日正式建立的苏联,委派曾签发过两次对华宣言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率团亲赴中国,这已是派往中国的第三个代表团。

加拉罕抵达北京后,分别同王正廷和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多次晤谈,双方争论的焦点仍是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

松黑两江的航行权问题也在交涉中提出。

除上述具体悬案外,双方在程序上意见截然相反。

苏方要求先恢复邦交再商议悬案,中方则坚持先解决悬案再考虑复交,两国代表在程序上和重大问题上都无法取得共识,因此僵持了很长时间。

在此期间,俄中两国及国际形势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工党内阁率先承认了苏俄政府,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也相继同苏联建交。

与北京政府对峙的南方国民党政府日渐强大并得到苏联的支持,中国朝野与苏联复交的呼声日高。

总之,苏方代表左右逢源,而中方代表却里外为难,双方都不愿意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了,于是采取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即邦交和悬案等所有重大问题一揽子解决,不分先后都纳入即将签订的协定中去。

1924年5月31日,《中俄协定》(全称《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北京正式签订,同时还签订了《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7件声明书、2件换文和1件议定书。

至此,苏方先后派出三个代表团,历时二年半的艰苦谈判终于结束,两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这一年7、8月间,两国又分别任命了大使,加拉罕兼任驻华大使,孙宝琦任驻苏大使。

综观《中俄协定》及其附件的内容,首先应当肯定,苏联政府总的来说是在列宁主义思・・158想的指导下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采取了与帝俄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有本质的区别。

苏联政府声明在两国会商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时,“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协定意见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

”同时,“苏联政府根据其政策及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年两年宣言,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

”还承诺“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根据各种条约协定章程等所得之一切租界、租地、贸易圈及兵营操场等特权及特许。

”“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等等。

特别是对中国政府十分关注的外蒙地位及苏联驻军问题,苏方在协定中“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并且承诺在中苏会商后“即将苏联军队由蒙古尽数撤退”[2]。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并没有完全摒弃帝俄长期以来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在一些方面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比如中东铁路问题,就是中苏谈判中最大的一宗悬案。

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归属问题上态度是不断变化的,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曾表示交还中国,第二次对华宣言则提议“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

在加拉罕使华后发表的第三次对华宣言中,居然说“我们决不放弃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并且在谈判中要求在两国会商赎路之前由中苏共管,同时要求“铁路自用地皮”置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外。

众所周知,中东铁路是帝俄侵华政策的集中体现,中俄合筑中东铁路的法律依据《中俄条约》(1896年)和《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不平等条约、合同在此次谈判中已被废止,帝俄时期的企业———道胜银行已经失去了管理中东铁路的法律依据,更何况苏联政府。

所以苏方此次将两国共同管理中东铁路订进协定,既无法律依据,也是对帝俄对华政策的延续。

又如外蒙问题,这是中国政府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最高原则。

苏方代表也深知中方不会退让,于是采取了两面手法。

一方面将“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订入协定,一方面对外蒙又承认其自治,并且互派使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援助,苏军也长时期滞留外蒙不撤,外蒙独立的倾向并不因苏联在《中俄协定》中对中国所做的承诺而丝毫减弱,反而更为加强。

事实表明,苏方的这一承诺根本没能阻止外蒙走向独立的步伐,《中俄协定》中关于外蒙的条款不啻一纸空文。

其他如黑龙江航行权和华侨赔偿损失问题,虽然协定中提到,但到后来大多落空,中国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利益,不能不使人怀疑苏方在协定中的承诺不过是换取恢复邦交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总之,《中俄协定》的签订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最大邻国的承认,进一步打破了协约国的封锁。

而对中国而言,废除了以往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并获得了苏方对外蒙是中国之一部分的承认,是继《中俄尼布楚条约》后又一个平等的条约。

因而,《中俄协定》对两国来说应当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二《中俄协定》签订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北京政府的政令仅在部分省市有效。

如奉系军阀张作霖在1922年直奉战争中失利退据东北后,即宣布“自治”,并对外发表宣言,声明自1922年5月1日起,“所有北京政府订立关于东三省、内外蒙……之条约,未得本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

”[3]因而《中俄协定》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尤其是关于东北的・・159条款,没有东北地方当局的认可,根本无法落实。

加拉罕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赶赴北京路经沈阳时就有意逗留了两周以便与张作霖晤谈。

就在他与北京政府代表谈判的同时,又指派鲍洛津代表他在沈阳暗中与奉系官员进行谈判,甚至在《中俄协定》签订并公布之后,双方“仍在谈判进行之中,不因北京签字而中止”[4]。

因奉俄两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分歧较大,致使谈判旷日持久议而不决,直至1924年9月初才出现转机。

9月20日,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库兹涅佐夫与“东三省自治政府”的代表郑谦、吕荣寰、钟世铭签订了《奉俄协定》(全称《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亚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

《奉俄协定》共7条,附声明书2件,其内容涉及到中东铁路、黑龙江航权、疆界、商务及关税等问题。

早在苏联政府代表与奉系军阀代表暗中进行谈判时,北京政府就深感不安并表示坚决反对,1924年6月30日,顾维钧晤见加拉罕时明确表示:“与奉省另缔约一事,不能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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