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俄国文学翻译探究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研 究 生 课 程 论 文

论文题目 五四时期俄国文学翻译探究

完成时间 2017年2月3日

课程名称 副刊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

任课老师 员怒华老师

专 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___

年 级 2015级 ___

成 绩

评卷人

姓 名 周姝 学 号 2015111183

五四时期俄国翻译文学探究

摘要：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在中国真正产生重大的影响，俄国文学的译作数量明显地增加，俄国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俄国文学热情高涨的原因主要是：两国基本国情与民族精神内涵的相似，俄国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特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两国文学社会作用的相似和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契合。同时，俄国文学对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五四，俄国,翻译文学

1 引言

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统计，自1917—1927 年，国内出版的翻译作品200 种，单行本187 种，其中俄国文学有65 种，法国文学31种，德国文学24 种，英国文学21 种。这恰好与前一阶段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表明，以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契机，中国文学界开始把介绍外国文学的重点从西欧转向了俄国。

1921 年，《小说月报》出版了《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号。《晨报副刊》中也有多篇关于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比较著名的有：李开先翻译的《俄国小说家果戈里论》，毕树堂翻译和介绍的《俄国文豪高尔基论》，徐志摩翻译的《高尔基记契诃甫》和创作的《一点点子契诃甫》，焦菊隐译述的《莫尔斯基论屠格涅夫》；另有《托尔斯泰同时的俄国文学家》等多篇都或多或少与现实主义有关。上面介绍的这些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们虽然风格角度、批判立场各有不同，“托尔斯泰站在宗法制小农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的作品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契诃夫站在平民知识分子进步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朦胧地看到了新的社会力量，指出了旧制度不可避免地毁灭”。但是如实反映俄国社会冷酷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社会和批判社会的意识是一致的，所以说他们遵循的基本原则都属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克鲁泡特金在《俄国小说家果戈里论》一文中说:“果戈里不是一个深奥的思想家，但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但是没有了为人类谋幸福的思想。”他还介绍了《外套》、《巡按》和《死魂灵》这几部果戈里的代表作品。在焦菊隐的译文中曾描述屠格涅夫说:“当时的批评家以为小说家应将其环境中的事情，综合而表现于作品之中……小说家应是现实历史的撮要者，而屠格涅夫遂以良心所迫，担任了这种工作了。”高尔基在评论契诃夫时也说:“谁也没有契诃甫看得透彻，这生活的庸烦的悲惨，在他以前从没有人曾经这样不含糊的披露给人们看这幅可怕可耻的生活画……”由此，俄国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延续就清晰可见了。

2 翻译界与出版界对俄国文学的热情高涨的原因

2.1 基本国情与民族精神内涵的相似

旧俄专制的国情与中国传统社会颇为相似，中俄两国都是亚洲国家，都具有以农耕文明

为主的社会形态，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的文化圈内，缺乏一种积极改造的意识，习惯于维持现状和随波逐流。两个民族由于地域上的亲缘关系和经济、政治特征的相我国人民所饱受的残害和压迫与俄国人民的遭遇相同，这就使得两国作家具有相似的思想倾向和肩负着相同的历史任务。中国启蒙先驱者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获得鼓舞，确认了由文学启蒙到思想革命对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俄国文学的译介，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促使中国文学贴近现实，贴近人生。中国作家把文学当作武器，担当起唤醒民众的重任，开始创建新文学，以适应现实需要。

2.2 俄国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特点

俄国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特点是五四新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俄国文学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好与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寻求民族解放的现实要求相吻合，最让中国人感动。“为人生”的艺术要点有二，一是要使文学与人生相结合，二是宣扬人道主义，反对封建专制。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俄国文学自普希金以来一直保持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这包括强烈的入世精神，悲悯的情怀和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如果说普希金是“文学接近生活”的第一人，那么果戈里则就是将文学引向心灵深处，以文学表现人类沉痛的心灵，高尔基更是直截了当地把文学称做人学。由此可见，俄国文学发展的趋势就是解放生活和人类。因此，俄国文学总是与现实生活合一，生活也就推动文学蓬勃地发展。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专家升曙梦所说在国民性上，在思想的特质上，这两个国家是非常类似的。在这个意义上，即使说中国乃是东方的俄国，俄国乃是西方的中国，似乎也决非过甚之词。所以，俄国文化，比之世界任何一国，我相信在贵国是最能接受并能正当地理解的。

2.3 文学社会作用的相似

文学在中俄两国都缺乏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传统，文学的很大一个作用是教化民众，社会功用色彩浓厚。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带有普遍的道德主义倾向，而中国文学在孔子时就倡导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一直有“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俄国文学中的道德色彩和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观念实际上都削弱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夸大了文学的社会作用，这样使得“五四”时期力图以文学改造社会的作家都特别青睐道德色彩浓厚、救世思想强烈的俄国文学。

2.4 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契合

中俄两国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参与政治的意识和深重的社会责任感，拥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他们寻找民族出路的思路是一致的渴望引入欧洲的先进文化，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他们都把西方文化作为改造传统文化的养料，而且最终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加以遵从。这一时期俄国文学的译介者们并不是纯粹的职业译者，他们往往兼作家、社会改革家于一身，置身于时代的潮流，力图以自己的文学活动来推动社会生活的进程。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知识分子更是把俄国革命走过的道路当作自己的路标，期冀经由此路迎来国富民强的未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