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道统论文

古代社会道统论文
浅议中国古代社会道统与治统关系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道统与治统、士人文官集团与皇帝王权关系的比较分析和综合考察，阐明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道统与治统之间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态势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前进，表述了康熙、乾隆等对上述关系的破坏与终结及其造成的后果。

本文梳理检阅道统与治统的关系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是一篇整体宏观结构上的纵向分析概括性论文。

关键词：道统；治统；民主；共和
无道昏君是天下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由此可见君权（又名治权）再怎样无边无垠地扩大——哪怕真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不得不向这个叫作“天命”的东西低头。

所谓“天命”实际上是一种人间秩序的合理叙说，即所谓的道理。

这种道理具有自身的延续性，韩愈在《原道》中正式提出道/道统这个问题，程朱理学最终将道统确立为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①。

道统由儒家为主的士大夫知识群体接续下去，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话语方式并确立了某些基本观点为儒家士大夫阶层所传承。

按照儒家经典叙说的意思，道统是高于治统的，杨维桢曾在《三史正统辨》上说：“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

”由此可见，至少在名义上，在士人心中，道统要高于治统。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卫道士”，他们视儒学之道统乃自我生命的终极追求和他们人生的超级关怀，早在《论语》里曾子就说了“任重道远②”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在尚未大一统之前，就已经在士阶层的“君子”群体当中形成了一种形而上的普遍追求——维护道统的正义与善，即孔子所谓的“仁”“仁政”。

获取治权的王侯将相在中国中央集权社会的第一个朝代秦朝就遇上了陈胜、吴广的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血统出身并非是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支撑，因而先有大泽乡起义，后又楚汉相争，人们造反的理由无外乎四个字——替天行道。

所以，必须由道统来作为一个形而上的概念，给予现实社会的人间权力最为合理合法的存在理由。

有道无道是一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能否巩固其祖宗打下的江山的首要先决条件。

那么，这个“道统”的解释权有谁来掌控呢？士阶层的士大夫担当起了这份责任。

既然道统的至上性是高于皇权统治的存在，我们能否认为士大夫所组织形成的文官集团拥有的力量可以超越并大于皇权的统治呢？事实上，作为现实社会统治者的皇帝们绝不会允许自己被一大群文官牵着鼻子走，历来都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除非到了一个朝代穷途末路的灭亡前期，文官集团内部才会形成一种试图制衡君权的努力，这种努力最终消耗于党争伐异之间的倾轧，最终的结果是文官集团的自我瓦解，就是所谓的不可一日无君，否则就诚惶诚恐。

徐复观说士大夫一诞生就是政治的寄生虫。

作为士人，那些饱读诗书、头巾气十足的知识群体缺乏治理生产的必备技能和物质条件。

即使他们手捧经书，拥有对道统的评判权，他们也不得不依靠皇权所提供的物质庇护与精神安慰而生存下去。

道统名义上高于皇权，而实际上不得不依附于皇权，士大夫不得不在皇帝的脚下匍匐称臣。

可以说，除了在精神层面，或幻想中及理论上道统是高于治统的，在余下的全部条件及情况下治统是决不会允许道统高于自己的。

到了封建社会的完结期，康熙及乾隆这两个皇帝自己开始学习程朱理学，并亲自注疏儒家经典，此一行为导致的结果是皇帝自身成为了道统与治统的结合及共同最高偶像，将儒学彻底内化为政治体系，达到类似于西方世界的“政教统一”的境界。

士大夫阶层由此全部成为了皇帝的学生——“天子门生”。

无论出于主动，抑或是不得已，士大夫们都放弃了两千多年来维护道统的天职，丧失了作为“卫道士”的条件和能力，整体走向堕落与糜烂。

原本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的沉沦，最终导致了社会整体的昏聩与停滞。

士大夫作为封建社会的支柱，他们的堕落必然昭示着一种社会形态的行将毁灭。

反思道统与治统的关系问题，首先要明确一个观点：任何发达的社会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系统。

因而道统与治统并未高低上下之分，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前进。

西方自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③”后开始迈向“发达社会”，而此时的中国由于康熙、乾隆占有了道统和治统合一的话语权，直接
导致了我国分权体系的崩溃，从此退出“发达社会”阵营。

我国的衰落之始恰好与西方的发达之初形成时间上的承继性，因而东西方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颠倒的关系，从东方中心模式直接转变为西方中心主义。

且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古典模式的崩溃是连锁性的，至少东亚国家是如此，东南亚也是这样。

日本后来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随东亚沉浮的流势。

西方在启蒙运动之前是贵族的统治，世袭的官职，而中国科举化的选官与任期制存在了一千多年，这就形成了中国高效的国家组织形式。

今天看来，即便是美国的选举也远未达到中国封建时期科举的广泛性，而只包含了我国科举的任期制而已。

综上所述，在我国道统与治统分权体系的崩溃之际西方发生了“三权分立”，造成了世界格局的转折。

大体而言，道统占有监督权、立宪权、立法权，以礼乐制度的特殊形式呈现；治统占有行政权、司法权及小部分或短时效的立法权，以中国皇帝颁布律令及其“金口玉言”为表现。

换言之，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道统和治统分权体系中除了皇帝这一职位不能选举，剩下的几乎全部职务都能选举（笔者按：此特指科举考试形成之后的文官选拔制度的一种绝对理想状态）。

文官中的史官尤其占有大量的道统权威性，如唐人中进士、娶大族士女、参修国史是士人获取成功必备的三个社会认同条件。

文官中的丞相/宰相在王安石时代一度表达过与王权“共治天下④”这一愿望。

宋代对科举制的完善，对程朱理学的形成做出的巨大贡献，彻底从民族精神—心理及文化领域建立起了道统之正当性与汉民族的国家民族性。

而明朝晚期的内阁大学士制度
（首辅、次辅、三辅或多至四名）真正实现了道统与治统的分治效果，这主要和朱明王朝中后期进取心消退有极大关系。

康熙、乾隆时期通过文字狱和株连儒家经典等手段对道统的整饬与控制是道统与治统
二元对立结构终结的时代，而这种结构的消亡最终也为封建社会的存在画上了句号。

民国时期，遗老遗少所代表的道统已失去了优势理论核心的地位。

此时的知识人信奉的是“物竞天择⑤”的天演论思想，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国人被迫认识了“丛林法则”，于是人们一致认为旧的是坏的，新的是好的，民主共和的政体一定先进于封建。

此时的大小实权者、无论哪一派系的军阀都体现出对民主的尊重，即使谋害进步人士也只能采取暗杀，因为他们不得不顾虑民主二字的程序正义性：从宋教仁到闻一多，大多的人死于冷枪——美国式、林肯式、民主式的消失方式。

这样的气氛之下，学术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在战火连天中中国依然办起了世界一流的大学，拥有了全球顶尖的人才。

可以说对民主共和的期望就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所坚持的道统。

注释：
①朱熹：“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

”（《与陆子静·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若只谓”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

”（《朱子语类》卷十九）“《中庸》何为而作也？
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
②《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将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所谓三权分立，就是通过法律规定，将三种权力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执掌，既保持各自的权限，又要相互制约保持平衡。

④即便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也提出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思想，并以此诘责王安石等人。

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甲申，神宗与司马光曾就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问题展开辩论，其最后的对答如下：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

”光曰：“然。

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

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

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⑤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中说道：“因为物竞天择的公理，必要顺应著那时势的，才能够生存。

”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