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页司法权的实践史(1990-20XX)(下)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页司法权的实践史（1990－20XX）（下）目录一从《行政诉讼法》到“20XX年解释”二“20XX年解释”以前的个别扩张三司法的空间与法官的行动逻辑四学界的立场和作用五“20XX年解释”能带来什么？六三点启示三司法的空间与法官的行动逻辑案例汇编可能展现了这样的图景，法院在面对一个个具体案件，尤其是“新类型案件”、疑难和有争议案件中，更倾向于受理，而不是拒绝。

[26]事实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并非一路高歌猛进。

姑且不论许多显然应当受理的案件在现实中仍被排除在法院大门之外（如计划生育案件），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等材料作为分析文本，本身就存在偏面性。

通常只有法官自己认为比较“有意思”、而且办得“成功”的案件，才有可能被选送和收载。

许多同样“有意思”或者平常的案件，法院在各种压力之下，不受理或者受理后作违心处理，就不会成为向人展示、供人参考的案例。

法官受理一个“新类型案件”，往往也不是完全由法官个人信念所决定，而可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上的案例，不一定代表各地法院的普遍做法，甚至不是同一法院一以贯之的立场。

受理与否，往往取决于特定情势下各方的实力较量。

下面我将以各地法院受理学生告学校的案件为例，进行分析。

尽管如前所述，此类案件早已零星出现，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一个：田永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北京科技大学以田某曾因考试作弊被学校作退学处理（但没有实际执行）为由，拒绝向他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田永在班主任等部分学校老师的支持下，向北京市海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校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海淀法院受理了此案。

[27]在原告起诉前，《北京晨报》头版头条就以《这起“作弊”冤案何时能平反》为题作了立场鲜明的报道。

[28]本案主审法官饶亚东曾表示，她在受理此案前碰巧从《北京晨报》上看到过该报道。

一审诉讼过程中，又有多家媒体作了大都倾向原告的报道。

[29]媒体的报导是否导致法官的天平无形中增添了些许同情的因素，我们不得而知，但法官也许不难理解它对公众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审判的微妙作用。

海淀法院的独特位置、声誉和法官群体的立场都倾向于受理该案。

其中饶亚东法官后来曾以“受教育权的保护与法官责任”为题阐述她本人的立场，参与该案的石红心也以《权利需求与司法回应》一文显示其立场。

[30]饶亚东还表示，她曾经从报纸上看到河南省平顶山一起以学校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虽然具体情节不清楚了。

这些因素也许预设了法官的立场。

法院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审理和判决本案的。

虽然学校对本案可能引发的问题非常忧虑，反响强烈，北京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北京市政法委领导也对本案表示关注，希望法院慎重处理；即便如此，各方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仍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没有哪一个机关或者领导指使法院应当如何如何判决。

被告对法院受理该案本身并没有明确地反对，更没有提出有力的反对理由，以致一审判决书对法院受理问题几乎没有什么阐述。

况且，被告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法院还是“惹得起”的。

而在法院内部，参加本案审理的都是资深的行政法官，其中审判长王振峰是由本院行政庭庭长升上去的副院长。

由于案件不是十分“敏感”，合议庭可以对这起案件的处理“说了算的”。

他们所要做到的仅仅是保证判决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

知名行政法学者马怀德担任田永的代理人。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海淀法院曾邀请部分行政法学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咨询对田永案件的意见。

座谈会上，行政法学者普遍表示了对海淀法院受理该案的支持。

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来自学术界的支持再一次加固了法官的信念。

综上所述，法官自身的信念和地位，能够引起广泛认同的奇特案情，舆论的强烈关注和同情，被告方的地位和相对温和的态度，法官所听闻的先例，专家学者的赞同……这些都构成了法官受理此案的背景。

我们很难断定哪一项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可以肯定没有一个压倒性的不利因素），各种机缘巧合，才促成了这个案件的受理。

田永案件经媒体报道，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后，在一、两年时间，全国至少受理了对十几个学校的起诉。

但大部分案件最后的命运却迥然不同。

其中，海淀法院受理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要求颁发博士学历、学位证书案件是一个典型。

刘燕文的博士论文经过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授予博士学位，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拒绝批准。

刘燕文因此得不到博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多方奔走呼号无果，刘燕文向海淀法院提起诉讼。

据刘燕文称，他曾经在田永案件之前就尝试过诉讼，但“因没有法律依据”而不被受理。

当刘燕文手攒田永案件的报道再次来到法院，成功地审判过田永案件的海淀法院满怀信心地受理，并且判决刘燕文胜诉。

也许是被告的大度，以及被告代理人湛中乐教授出于一位学者的信念，被告在一审中没有对法院受理此案提出质疑。

然而，一审判决激起法律界对此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激烈争论，一些高校对法院判决的抨击尤其猛烈，反对的声音在法庭外通过多种渠道表达出来。

[31]虽然该案一审判决最后被撤销的字面理由与受案范围无关，[32]但对法院受案本身的批评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法官的实质判断。

此后一系列类似案件的遭遇显示，法院在教育领域扩张受案范围的努力至少暂时遭到挫折。

熊怀欣对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061基地302所[33]、曾昭玉对中国社会院[34]、张保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起诉均被告知不予受理，唐玉清诉新乡医学院[35]、李树民诉四川美术学院[36]等案先后被驳回起诉，张峻霄诉华西医科大学[37]、刘兵诉天津轻工业学院[38]等案被长期中止诉讼，黄渊虎诉武汉大学[]、金竹青诉上海医科大学[40]等案一审均以原告败诉告终。

[41]一位当事人告诉我，当他找某法院要求受理时被立案处领导告知，“根据上级精神，法院不宜受理”。

在另一个案件中，明确支持原告并表示即将下判的审判长（行政庭庭长）在得知刘燕文案件二审裁判结果后，立刻变得彷徨，随后中止了案件的审理。

到众多行政法学者对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正当性的论证，已有的司法先例（特别是最高法院公报对田永案件的首肯），各地法院在受案范围问题上的反反复复和随波逐流，折射出法官的无奈和行政诉讼的困境。

在司法权威未立的情况下，现实厉害的计算压倒了法律理性的思辨，个案的扩张很难成为被遵循的先例。

[何海波1]四学界的立场和作用当前中国的现实留给司法的空间并不宽广。

但是，正如在其它一些案件中所欣喜地见到的，法官在有限的空间内仍可能借助上级法院、学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支持，获得个案的突破。

前面的论述提到了各种可能支持法院受理案件的因素。

下面将着重阐述行政法学界作为一种群体性力量，对受案范围的扩大所起的推动作用。

由于材料的局限，我无法全面展示、罗列学者的所有著述。

即使提到的学术观点，也不见得完全被法官接受，甚至不一定为学术界普遍认同。

但他们无疑显示了行政法学者的整体价值取向。

行政法学者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讨论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从实定法的层面界定行政诉讼法条文中的有关规定，为行政审判提供操作指导。

例如，有人提出，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不予审查的只是违反行政机关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应受纪律处分的情形，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受到行政处分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排除受案的范围。

[42]但更多的是，学者们从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层面对行政诉讼法提出意见，而期待法律修改或者最高法院作出新的司法解释。

许多学者发表文章，主张将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双方行政行为、行政监察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43]有人还建议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扩大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除了人身权、财产权以外，还应包括“其他合法权益”。

[44]总之，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讨论的总体倾向是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45]除了各个相关条文的字义解释，学者们还试图从体系解释（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范模式）入手，为受案范围的扩大寻找依据。

首先，对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各款项的关系，学者们辨析道：该款应当理解为包括所有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但不限于涉及人身权、财产权案件；第11条第一款1－7项的规定和第二款指引的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实际上越出人身权、财产权范畴。

[46]其次，《行政诉讼法》第2条开始被人作为关于受案范围的“概括式规定”被引入。

开始，关于第2条的作用还含糊其辞，通常并不认为可以撇开第11条而单凭第2条就可以作为受理案件的依据。

[47]90年代后期，对受案范围规范模式的理解和主张发生了根本改变。

杨小君教授提出，“《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概括规定才是受案范围的周延概念”，“是一般规定”，第11条“表现出明显的举例与细化的特征，而不是界定范围”，所以，法院不能囿于第11条例举的范围，而应当直接根据第2条的规定来受理行政案件。

[48]这一理解实际上是从现实合理性出发重新解释行政诉讼法，明显背弃了行政法学界过去对“立法原意”的叙述。

这一点曾遭个别学者的反对，却赢得更多学者的理解，乃至赞同。

此外，还有学者着重从保障相对人请求司法救济权利的角度，或者从“司法最终权”的角度，主张赋予法院对行政案件普遍的管辖权。

[49]即使不敢断言它们为以后最高法院“20XX年解释”提供了启发，至少也提供了正当性的论证。

“20XX年解释”颁布后，一些学者撰写文章表示支持，[50]新版的行政诉讼法教科书立即改写，随声附和。

行政法学者不但通过著书立说呼吁、支持受案范围的扩大，在面对有争议的具体案件时，学者们通过各种渠道发挥着影响，包括承办法官私下的咨询，法院向行政法专家作公开的、稍微正式的咨询，以及学者在媒体上发表的意见。

最近几年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对学校、行业组织、公用设施管理机构、群众性自治组织作出行为的救济方式。

零星出现的此类案件足以使行政法学者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对此表示关注。

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要求颁发学历、学位证书案件发生后，学术界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的话语来论证司法判决的正当性。

[51]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件发生后，在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的一次专家讨论会上，围绕法院受理此案的法律依据问题，有位学者称：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4项“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不然就适用第8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再不然就援引《行政诉讼法》第2条作为依据，总之，法律依据不成问题。

言下之意，应以保护诉权为价值目标，而不必在法条文字上斤斤计较。

这种带有强烈价值取向的实用主义态度，在行政法学界似乎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

我们当然不能过于夸大学者所起的作用。

但如果到我国行政法发展的特殊背景，实务界与学术界广泛的接触，我们恐怕不能否认学术理论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