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党争

北宋党争

北宋有二次党争，一次是宋仁宗时期庆历党争，另一次是宋神宗时期，始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新旧党政。宋代庆历党争的情况，宋仁宗反对党争，他“诏戒朋党相讦”，实际上介入了党争，解除了被诬以朋比的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一方，这样处置的结果，并未能真正解决引起党争的根子。所以才有欧阳修的《朋党论》，提出君子有党，小人无党的言论，希冀在概念上为“朋党“二字翻案。

范仲淹，苏州吴县人，仁宗景祐三年（公元一〇三六年），范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吏部是掌管人事任免的，“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宋史·范仲淹传》）这就给吕夷简难堪了，一个吏部员外郎议论宰相的人事安排，作为宰相的吕夷简当然不高兴。吕夷简在宋仁宗面前告状，说：“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因范仲淹是吏部员外郎，有建议引用和推荐官员的职责，吕夷简说他引用的都是一己之朋党，因此范仲淹被“罚知饶州”。朝廷上自有逢迎宰相的官员，于是殿中御史韩渎根据吕夷简的意图，“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这就是在朝堂上公布范仲淹朋党的名单，那是对范仲淹倒打一耙。于是有人起身为范仲淹抱不平，《宋史·尹洙传》载尹洙时为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贬，敕牓朝堂，戒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还有时任集贤校理的余靖一起落职。于是欧阳修起来打抱不平，时欧阳修任馆阁校勘，“以高若讷在谏官，坐视而不言，移书责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贬。”（《宋史·范仲淹传》）自是，朋党之论起。换一句话说，“朋党”成了政敌之间互相攻击的一顶大帽子了，欧阳修要把“朋党”这个传统观念翻过来。

《宋史·欧阳修传》称：“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如此论述朋党之义，在《论语》上也有根据，孔子便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礼记·中庸》讲天下之达道五，包括“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论语·学而》的第一句便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文字学的角度讲，“朋”为古“凤”字。《说文》：“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党字。”《白虎通》：“朋友者，何谓也？朋者，党也。友者，有也。”《礼记》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故朋党这个词，本来不是贬义词。然而《韩非子》的《有度》从君臣关系这个角度讲，认为“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意谓群臣之间，朋党既多，递相隐蔽，虽有大过，无从而知也。故从君主角度，朋党是君权的障碍。《韩非子·扬权》：“党与之具，臣之宝也。”从专制主义的视角讲，君臣上下之间，一日百战，群臣有朋党，为君者便难以度量臣下之贤否。尽管欧阳修如此阐释朋党之义，从宋仁宗的视角讲，他何以区分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呢？范仲淹被贬之次年，吕夷简便罢官了。于是许多人荐举范仲淹。宋仁宗仍然感觉这是一个问题。《宋史·范仲淹传》载：“仁宗谓宰相张士逊曰：‘向贬仲淹，为其密请建立皇太弟故，今朋党称荐如此，奈何？’再下诏戒敕。”这是宝元元年（公元一〇三八年）十月，仁宗“诏戒百官朋党”。（《宋史·仁宗纪》）故同是一个朋党问题，欧阳修与宋仁宗二者之间，由于地位不同，视角差异，他们之间的认知便很难统一了，宋仁宗很难如欧阳修所言分清楚朝廷中究竟谁是君子之党，谁是小人之党。为反正臣下有党，对

为君者判别是非总是一个障碍。庆历初年，西夏元昊反，为处理西北边疆的问题，宋仁宗启用范仲淹以副夏竦，同时又启用吕夷简兼枢密使。仁宗“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曰：‘臣向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宋史·范仲淹传》）景祐三年的那次朋党之争，到此也就不了了之，也没有什么是非好讲。这就是和稀泥的办法，用现在的话讲，“要团结，不要分裂。”如果两者闹一个不可开交，对君主而言，也是一件最难处理的问题。宋仁宗这样和稀泥是否真能把臣下之间的党争了结呢？这很难，一旦有新的矛盾出现，又会旧事重提的，接下来便是庆历党争问题的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