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党争

浅析北宋党争的起因

摘要：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内部的朋党之争诚为一大毒瘤，历代统治者都加以防范。北宋党争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

关键词：北宋党争；中央集权；“异论相搅”；统治政策

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皇权以外的政治力量有外戚、宗室、宦官等。这些政治集团结成不同党派，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而宋朝的党争，则更甚于前后诸代。同其它各代的党争相比，宋代党争之产生既有与之相同的普遍性政治根源，又有其特殊的偶然性因素。学者关于党争的问题研究虽然不少，但是就北宋党争起因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做一简单阐述，不足之处，请多指教。

一、北宋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

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在赵普和赵光义的赞助下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然而，在梁、唐等五个政权错更迭起的时代背景下，“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

①既乏盖世武功可资立威，又无德泽感戴四方，君临天下的宋太祖一直是惴惴不安的。基于此种隐忧，宋初的最高统治者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防范措施。贯穿于这些措施中的基本精神，则是竭力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在这套政策的施行过程中，宋历代统治者密切注视统治集团内部以任何形式表现出来的分朋结党行为。宋廷对贡举考试的严格控制，便反映了此种状况。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②这便明确规定所取之士只能感恩于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而破除了自唐代以来因贡举考试而结成的“门生座主”关系。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又将殿试改为定制。进一步控制了贡举考试。

至于宋王朝明令禁止朋党、以及臣僚为迎合最高统治者请禁朋党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真宗咸平二年（999），真宗因“闻朝臣中有交结朋党、互扇虚誉，速求进用者”，“乃命降还申警，御史台纠察之。”③此后，宋最高统治者诏戒朋党、君臣讲论朋

①王夫之：《宋论》卷1，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页。

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2，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8页。

党者，更是不乏其例。

宋统治者防范朋党的种种措施, 确曾为巩固宋王朝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宋代对朋党的防范措施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维护了宋王朝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并没有消弭统治集团内部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朋党之争。这是因为不少的官僚士大夫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专制独裁的心理，动辄利用“朋党”之名攻击他人，从而使“朋党”一词的实际含义日益含混。熙宁初，当王安石聚集起一批改革志士，谋划推行变法时，监察御史里行张戩攻击王安石等人为“死党”。

对于王安石等人也抓住攻击者众口一辞的党同之迹，频频使用“朋党”一语进行反击。显然，他是将反变法派统统作为朋党来看待的。在相互指责、攻击的过程中，新的党争便不知不觉地孕育出来。

二、“异论相搅”和台谏势力的病态发展

在赵宋王朝的“祖宗之法”中，有一个使大臣相互牵制的有效办法，这就

是“异论相搅”。该传统家法是宋初以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组成部分之一，但却并未见诸于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续资治通鉴》中，曾公亮日：“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①“异论相搅”的内容与用意，即是皇帝蓄意让政见相左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相互监视，相互牵制，以达到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消除任何潜在成胁的目的。“异论相搅”就是宋真宗对太祖以来的传统家法的概括和总结。

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皇权而运用这一传统家法，但这对矛盾的激化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例如：至熙宁四年（1071），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政治态度径渭分明，相互之间的斗争也异常激烈。为保证变法的进行，宋神宗不得不罢免司马光、欧阳修等人，但也仍利用一些坚决反对新法的官员对变法派进行掣肘。当哲宗继位、高氏主政之后，反变法派对“新党”立即振振有辞地进行了残酷的打击，从而导致了此后一连串的政局反复和大规模的朋党倾轧。这就给北宋政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另一方面，宋统治者对台谏的逐渐重视、利用，同样也贯穿着“异论相搅”的意图, 而且也同样促成并加剧了北宋的朋党之争。

宋建国之初，台谏并未受到重视。台谏势力真正在政治舞台上显现出来是在仁宗

时期。天圣元年（1023），因上《封事》者谓“近年以来，贵近之臣，多违宪法，比至惩罚，已损纪纲，请复置谏官、御史三五员。”①此后，台谏官的设置基本上制度化。台谏的组织机构和官员设置日趋完备，台谏势力逐渐在宋代政治生活中产生影响。

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台谏官的设置及其职能的正常发挥，是有一定的意义的。然而在北宋专制统治的权力体系中，由于台谏可以高举忠君爱国的旗号而飞扬跋鹿，成为朋党之争中相互攻击的重要工具，因而台谏也就成各派之间争相控制的对象，从仁宗后期开始，台谏势力便走上了病态发展的轨道，在政治生活中造成了许多无端的纷扰，最后完全堕落成朋党之争的工具。

三、统治政策的腐朽

宋王朝走下坡路是从宋真宗统治时期开始的。到宋仁宗时，宋王朝已经危机四伏，正如欧阳修所指出的那样“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②他希望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而有所作为。

但是赵宋王朝所奉行的统治政策, 一直到神宗之前, 却依然是一切率由旧章, 苟且因循。

在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 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同样为苟安思想所笼罩。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和雍熙三年两次攻辽失败，宋统治者粉饰太平、力求苟安的思想占据上风,任何积极有为的设想和措施也就随之寿终正寝了。真宗景德时的“遭渊之盟”固然是宋辽双方势均力敌的产物, 但其中也明显地表现出宋统治者消极避战的指导思想故当庆历元年十月知谏院张方平建议“宜特旷恩, 以示绥怀之意”，求得息事宁人时, 宋仁宗及宰相吕夷简马上表示了由衷的赞同⑩③。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严竣形势，赵宋王朝却一直推行着得过且过的苟安政策，不仅使赵宋王朝的统治危机加深，而且也使得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败。虽然统治集团内部，仍不乏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以匡扶宋室为己任之士，但因为保守势力异常强大，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治前途不会坦荡无阻。

另外，宋神宗时期的保守势力也提出了自己的“政见”，司马光等人视之为金科玉律，反对加以变更，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在政治上的分野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由此

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36，中华书局，1957年，第809页。

②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1，北京图书馆出版，2005年，第2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