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象征与易卜生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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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易卜生还是契诃夫

易卜生还是契柯夫易卜生，生于挪威希恩，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契柯夫，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与莫泊桑，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片小说巨匠，他的剧目推动了小剧场运动和新现实主义运动的发展。

两个人都是世界历史中的伟大作家，单单说两人在戏剧艺术上要对中国的价值，我认为，我们更需要易卜生。

首先是契柯夫。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

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他提倡的是客观的叙述，主张还原生活的生活本质，在日常的生活之中使读者体会到作品的含义。

因此，契柯夫的戏剧作品并不遵循传统戏剧的“三一律”他更加关注事实，关注人物的心灵。

我简单的用《樱桃园》来做陈述。

《樱桃园》中契柯夫几乎刨除了社会的背景，仅仅用资本主义兴起所导致旧贵族的没落这一个社会背景，关注的是落寞的朗的精神世界。

契柯夫是用一种戏谑而同情的眼光来看剧中的人物的。

第一幕中，罗巴辛好心得提出解决欠债问题的方法时，视樱桃园如生命的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回答，她选择的是继续表达樱桃园对自己的价值。

第二幕中，当罗巴辛再次提出拯救樱桃园的方法时，朗直接选择了回避。

朗对樱桃园的态度反应的是契柯夫对人类本身的态度，知道去表达自己的热爱，却失去了自己的行动方向。

同样的情感也表现在《海鸥》中，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渴望一种新鲜的生活，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纯粹的生活，没有社会的压迫，他抒发的是一种情感，一种从平凡生活中所透出的追求和现实的冷酷的差异。

契柯夫自己说过“在生活中，人们并不是每分钟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角逐情场；人们也并不是每分钟都在发表极为睿智的谈话。

人们更为经常的是吃饭、喝酒、玩耍和说些蠢话。

所以，应该把这些反映到戏剧舞台上去……这倒不是因为剧作者一定需要这个，而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常常是这样的”。

契柯夫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物自身的剖析，人物可以说是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的。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易卜生（Henrik Ibsen）是19世纪末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他的晚期戏剧作品以其深度的思想和象征手法而著名。

本文将讨论易卜生在晚期戏剧中使用的象征手法。

易卜生的象征手法主要通过对人物、情节和舞台的隐喻来传达深层次的意义。

他经常使用符号和象征物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问题。

在易卜生的戏剧中，人物往往代表着一种特定的象征意义。

在《玩偶之家》中，娜拉代表着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

她被描绘成一个“玩偶”，象征着她在男性社会中的无力和无自主性。

同样，在《约珥恐惧症》中，主人公可拉斯代表着整个社会对于真实和自由的恐惧，他的焦虑和痛苦反映了社会的矛盾和不和谐。

情节是易卜生常用的象征手法之一。

他常常通过隐喻和反讽来传达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在《娜拉离婚》中，娜拉最终决定离开她的丈夫托尔瓦尔德，这象征着她对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说“不”的反抗。

同样，在《人民公敌》中，主人公霍夫斯塔德医生的斗争代表着一个个体与整个社会体制的斗争，通过这一情节易卜生表达了他对自由与真理的追求。

舞台的布置和道具也是易卜生常用的象征手法之一。

他通过舞台的设计和特殊的道具来传达特定的意义。

在《玩偶之家》中，一直关闭的玩偶之家象征着娜拉被关在男性社会中的困境中。

而在最后一幕中，娜拉离开并关上了这个家，这象征着她摆脱了束缚和压迫，成为自由的个体。

同样，在《人民公敌》中，城镇的浴室被描绘成一个污染和堕落的地方，象征着社会的腐败和虚伪。

易卜生的象征手法不仅仅是为了装饰戏剧作品，更是为了表达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

他通过象征手法传达了自己对社会压迫、自由意志、真理和道德等重要问题的思考和观点。

易卜生的晚期戏剧作品中的象征手法运用精妙，通过对人物、情节和舞台的隐喻来传达深层次的意义。

他的作品不仅具有艺术的价值，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问题和人性的复杂性。

易卜生继承了欧洲象征主义运动的传统，通过象征手法创造了具有强烈思想性的戏剧作品，为后世戏剧创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易卜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他的晚期戏剧作品中，他运用了丰富多样的象征手法，以表达对人类内心深处的探索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本文将从个人内心象征、社会象征和宇宙象征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易卜生在晚期戏剧中运用的象征手法。

易卜生在戏剧中广泛使用了个人内心象征的手法。

他通过对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内心世界的描写，寻求传达人类内心的迷茫、挣扎和痛苦。

在《荆棘鸟》中，易卜生通过主人公玛莎的内心独白，揭示了她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家庭束缚的厌倦，象征着个人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与困惑。

在《人民公敌》中，易卜生通过主人公斯多克曼斯的坚守，象征着个人的正义和良知。

易卜生在戏剧中运用了社会象征的手法，呈现了社会现实的丑陋和人类的贪婪。

在《一个毒瘤上的花环》中，易卜生通过家庭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腐败，象征着社会的黑暗与破败。

在《人民公敌》中，易卜生以斯多克曼斯为代表，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政府的勾结，象征着社会的不公与倒退。

易卜生还在戏剧中使用了宇宙象征的手法，探讨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和宇宙的秩序。

在《海姆斯库特》中，易卜生通过主人公荷尔蒙的追求真理和寻找自我的旅程，揭示了人类对宇宙和神秘力量的追求，象征着人类求知欲望的探索与挑战。

在《荆棘鸟》中，易卜生通过花园和鸟的象征，表达了对自由与幸福的追求，象征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易卜生在晚期戏剧中运用了丰富的象征手法，通过个人内心象征、社会象征和宇宙象征，深入揭示了人类内心的迷茫与痛苦、社会现实的丑陋和人类的贪婪，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和宇宙秩序。

这些象征手法不仅使戏剧更加深情、富有表现力，也让观众更好地思考和反思人类的命运与社会的现实，展示了易卜生作为戏剧大师的才华和深刻的洞察力。

以婚姻观论易卜生与契诃夫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异同

以婚姻观论易卜生与契诃夫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异同作者：朱思婧来源：《戏剧之家》2018年第15期【摘要】易卜生和契诃夫作为戏剧史上的巨匠，由于婚姻观念的差异，在戏剧创作方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本文以婚姻观论述易卜生与契诃夫在戏剧创作中题材选择、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三方面的异同。

【关键词】婚姻观；易卜生；契诃夫；戏剧创作中图分类号：J8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5-0036-01易卜生素有“欧洲现代戏剧之父”之称，其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国民公敌》，被公认为“现实主义剧作的典范”。

而“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尽管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高于戏剧创作，但对世界戏剧艺术的贡献仍十分巨大，这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生活戏剧”。

易卜生与契诃夫婚姻观念的不同，使两者在戏剧创作方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对婚姻问题，契诃夫认为演员和艺术家都不应步入婚姻的殿堂，而应将全部的精力和热血倾注于艺术创造，全心全意地热爱自己的艺术，不能因为夫妻之间的爱而分散艺术创作的精力。

而易卜生的妻子苏珊娜，不仅是易卜生艺术创作上的知音，还是他戏剧创作灵感的来源之一。

对婚姻有了切身体会后，易卜生在《玩偶之家》和后期象征剧中对婚姻问题展开了详尽的描述。

易卜生的论述主要围绕婚姻中夫妻双方权利平等问题，具体细化为“婚前真诚问题”“婚姻中的子女问题”“初恋情人情结”“七年之痒情结”“婚姻与事业的矛盾”“婚姻与地理空间问题”这六大问题。

①由于婚姻观的不同，易卜生和契诃夫在题材选择、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上都有一定区别。

在题材选择方面，易卜生侧重有关女性方面的选题，追求女性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

例如有“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之称的《玩偶之家》，激烈地抨击了男权统治社会下的传统思想观念。

契诃夫则不仅局限于婚姻问题或女性问题的写作，而且乐于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展现各色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

如《樱桃园》中，樱桃园的女主人朗涅夫斯卡娅间接因婚姻而失去樱桃园，可见契诃夫对婚姻这件事的失望、厌恶的态度。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易卜生是世界戏剧史上的重要戏剧家之一，他被誉为现代戏剧的开创者。

他在戏剧创作中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深受欣赏者和后代戏剧家的喜爱。

本文将从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进行论述。

易卜生的晚期戏剧中，象征手法得到了大量的运用，丰富了戏剧的内在意义和表达形式。

首先，核心的象征手法是“幻象和梦想”，它们是易卜生独特的思想和哲学基础。

在《人民公敌》中，“幻象和梦想”表达了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对集体大众的关怀和呼吁。

拉尔夫·斯托克曼等人通过“幻象和梦想”展开了对众所周知的“水污染”事件的调查和揭露。

同样，在《玩偶之家》中，尼尔斯·克罗格通过幻象和梦想生动地表达了女主角娜拉的内心世界和她的矛盾心理，同时，它们也是娜拉解决问题和走向新生活的重要因素。

其次，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色彩和音乐也是重要的象征手法。

色彩和音乐的使用可以为戏剧注入强烈的情感气氛，并增加戏剧的内在表达力。

在《玩偶之家》中，颜色的运用非常明显，房间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例如，红色代表欺诈和追求，而黑色代表女主角的陷入困境。

音乐也在戏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反映角色内心的情感和表达他们的价值观。

在《人民公敌》中，音乐象征了人民大众的声音和力量，它们呼唤着改变和希望。

第三，隐喻和比喻也是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之一。

隐喻和比喻通过结构和语言等方式，将戏剧的意义和主题深入地推向更高的境界。

例如，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末尾独白中的比喻：“门是打开着的”体现了她的新生活和突破过去的困境。

在《小眼睛贝多芬》中，作曲家的耳朵失聪被用作隐喻，反映了他无法表达内心世界的纠结心理。

最后，戏剧中的符号也是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之一。

这些符号往往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体、符合、符文等等。

在《叛逆之魂》中，沙漠和倒塌的房子被用来代表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困境。

在《无论如何》中，抽水泵和房子的墙壁成为表达无尽循环和囚禁的符号。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易卜生是19世纪挪威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他的戏剧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象征手法而闻名。

在他的晚期戏剧中，象征手法被广泛运用，通过隐喻、象征物和象征动作来表达深层的主题和思想。

本文将从《被告人》、《归来者》和《人民公敌》这三部戏剧中分析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

易卜生在晚期戏剧中经常使用隐喻来传达深刻的主题。

在《被告人》中，主人公麦斯特利被描绘为一个被社会制约的人，他象征着受到钳制和剥夺自由的个人。

他的鸽子房子被视为他心灵的驿站，也象征着他内心的自由和渴望。

在故事的进展中，麦斯特利试图摆脱这种束缚，最终用火焚烧了自己的房子，象征着他自我解放的决心。

同样，在《归来者》中，海伦尔·霍奇斯在社会中承受了许多艰辛的挣扎和追求。

他无法适应现实世界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压力，象征着人类内心的追求和自我抗争。

他的思想墙和遥远的大地象征着他内心的追求和自由意志。

海伦中的象征手法揭示了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体对社会中行为准则的质疑。

易卜生晚期戏剧中广泛使用象征物体来传达主题和情感。

在《人民公敌》中，温斯洛医生的健康疗养之家象征着的是社会问题的掩盖和掩饰。

真相和荣誉与健康疗养之家形成鲜明的对比，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的虚伪和欺骗。

同样，剧中的温泉水和毒物象征着真相的力量和破坏性。

易卜生通过这些象征物体展示了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与个体权益之间的矛盾。

易卜生晚期戏剧中还运用了象征动作来加深戏剧的情感和主题。

在《被告人》中，麦斯特利用衣裳换装，从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了一个流浪的乞丐。

这个象征动作展示了麦斯特利内心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他试图逃避社会压力的愿望。

在《归来者》中，海伦尔·霍奇斯的不断逃避和追求展示了他内心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决心。

这些象征动作强调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自由意志的追求。

易卜生在晚期戏剧中广泛运用了象征手法，通过隐喻、象征物和象征动作来传达深层的主题和思想。

这些象征手法揭示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对自由意志的追求。

易卜生、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性问题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近几十年来的一个理论课题，其中涉及文学现代主义和文化现代性两个方面。

契诃夫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是现代的,他的作品已经预见到了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幻想与现实的矛盾、人们的迷茫与困惑、人类寻求自我的本能,以及对人类存在的意义和出路问题的探索。

早在19世纪末期,契诃夫的同时代的卢纳察尔斯基就看到了契诃夫的剧作所表达的现代人的苦闷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寻找生存的价值、生活的出路和意义，及无果而终的苦闷的把握。

易卜生戏剧的特点在19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易卜生处于浪漫主义文学创作阶段,这时候的主要作品有《布朗达》和《培尔·金特》等;19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易卜生的作品开始向现实主义风格转变,这个阶段是易卜生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在这个时期杰出的成就是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

提出一连串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反对封建的传统道德,扫除资产阶级的市侩意识,争取民族独立,提倡个性自由,主张妇女解放等。

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如《玩偶之家》;19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他的作品涂上了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人生哲学的探讨与戏剧人物心理的剖析进一步深化,人道主义的批判精神与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交错在一起。

这些作品仍有揭露问题的一面,只是悲观情绪有时削弱了批判力量。

《野鸭》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易卜生从对社会的批判转向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

关注易卜生戏剧的人,可能都注意到他大部分反映社会现实作品的回溯性,它不是即时性地呈现事件,而是由舞台人物从一个稍后时间的视角对事件进行回顾。

这表明事件的连续性被降低了,注意力被更多地放在回顾与分析上。

这就导致了易卜生戏剧的外部行动较少。

早期批评家认为易卜生戏剧不够戏剧化,认为它们涉及的东西不适合用戏剧来表达。

其实,易卜生的分析性戏剧吸收了许多时代话语的元素,情节往往是分离或破碎的,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理性分析才能把它们连接起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戏剧类型,我们会发现,作为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的先驱,易卜生的“史诗性”戏剧也不过是古希腊悲剧,如《俄底浦斯王》中我们所熟悉的回溯性结构戏剧的延续和改编。

欧亨利契诃夫莫泊桑短篇小说的比较研1

欧亨利契诃夫莫泊桑短篇小说的比较研究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和美国的欧•亨利都是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活跃于文坛并以其各自创作的短篇小说闻名世界的文学大师，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

他们的短篇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文学背景与精神个性又使这三位作家的作品各呈异彩，可谓同中有异，下面将着重于他们的“异”来对其短篇小说结尾进行比较分析一，三位大师短篇小说结尾特色分析；（一）欧亨利短篇小说结尾特色分析欧·亨利是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从各个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黑暗，描写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和苦痛，颂扬了他们的真诚爱情和友谊、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他小说的结尾采取喜剧的形式，表达深刻的社会内涵、残酷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升华，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现实的不可逃避性。

本文探讨了欧·亨利小说中的“欧·亨利式结尾”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在他文章中的体现和作用。

欧·亨利式结尾就是在文章情节结尾时突然让人物的心理情境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或使主人公命运陡然逆转，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但又在情理之中，符合生活实际，从而造成独特的艺术魅力。

欧·亨利一生共创作了三百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著名的短篇小说有《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和《最后的藤叶》等。

就以他的小说《警察与赞美诗》为例来说说这种艺术。

综观全文苏比曾几次惹事生非，想进监狱得以安身，可他总是“背运”。

当苏比受到赞美诗的感化，欲改邪归正时，警察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投入了监狱。

在所有人都认为苏比将要平安度过一生之时警察出现了并将他带上了法庭。

这是典型的“欧·亨利式结尾”就犹如看见黎明的人又跌黑暗一般，让读者的心一揪，回味无穷，发人深省，久久难以忘怀。

而欧·亨利就很好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并借此深刻地反映社会善恶不分的现实。

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小说创作的异同

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小说创作的异同法国的莫泊桑和俄国的契诃夫是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活跃于文坛并以其各自创作的短篇小说闻名世界的文学大师。

他们的短篇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文学背景与精神个性又使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各呈异彩，可谓同中有异。

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小说创作的异同主要表现在：（1）同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同的具体实践与超越两位大师各自作品中用或冷峻，或嘲讽，或揭露的态度很好得折射、反映了各自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历史阶段中的社会风貌和各国人们不同的生存、生活状态。

①莫泊桑是在现实主义大家福楼拜的直接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福楼拜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对莫泊桑产生了深刻影响。

莫泊桑舍弃了直接描写心理的手法，使得短篇小说更简洁流畅，这是对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一种超越。

另外，由于莫泊桑的创作时代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锐气大减，自然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加上他与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家密切的交往，他在潜移默化中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自然主义这种文学背景的影响。

自然主义的精髓是“自然环境”决定论和人的遗传学、生理学观点。

另外他执于写实，偏重执于繁琐细节的真实，常常使人看到他短篇小说中“文献小说”和“实证”的影子。

②契诃夫同样注重作品的客观真实性，极力反对脱离作品的形象直接向读者说教但他丝毫不反对作品应具有倾向性。

他认为，倾向性是作者的主观思想在作品中自然而然的流露，这种流露越隐蔽越好。

他的名作《套中人》自始至终是用一种平静的、带着调侃的语调叙述的，没有作者主观的议论和说教。

但却令读者对别里科夫之流的厌恶之情、对俄国专*制制度的痛恨之情油然而生。

另外，契河夫走出传统模式的途径和莫泊桑不同。

他的小说中时时透露出一些现代意识，他的一些小说追求和捕捉的是人物在特定场合产生的某种特定的情绪，人物在一瞬间产生的微妙的精神活动或是客观事物留给作者一瞬间的印象。

契诃夫的某些作品已经超越了19世纪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而更接近于20世纪的现代小说。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

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易卜生（Henrik Ibsen）是19世纪末挪威最具影响力的戏剧家之一，被誉为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晚期戏剧作品常常运用象征手法来传达深刻的思想和情感。

这些象征手法使得他的戏剧作品充满了隐喻和寓意，让观众在欣赏戏剧的同时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社会的现实。

在易卜生的晚期戏剧中，最常见的象征手法之一是象征性的人物。

易卜生通过创造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角色，代表着某种观念或象征着某种特定的群体。

在《人民公敌》中，医生Thomas Stockmann象征着真理和良知，而他的妻子Katherine象征着传统和保守。

这两个人物在剧中的冲突和对抗，代表了真理与利益之间的对立，引发了社会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

除了象征性的人物，易卜生还运用象征性的动作和物品来增强戏剧的寓意。

在《玩偶之家》中，主人公Nora的玩偶房象征着她虚幻的婚姻和幸福。

当Nora最终离开家庭和社会的束缚时，她撕毁她的玩偶房，象征着她摆脱了假象和束缚，追求自由和真实的人生。

在易卜生的戏剧中，舞台布景和道具也常常带有象征意义。

在《野鸭子》中，湖泊成为了整个剧中的象征，象征着主人公们心灵的深处。

这个象征意义通过舞台后方的湖面投射出来，使得观众更加深入地体验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冲突和矛盾。

易卜生的象征手法不仅仅存在于戏剧中的人物、动作和道具中，他的戏剧性结构也具有象征意义。

在《冰山上的顶层》中，整个舞台被设定在一座冰山的顶层，象征着现实生活中浮浅的外表下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真相。

主人公的真实情感被隐藏在各种社会角色和面具之下，只有当这些面具逐渐被揭开时，观众才能看到真相的样貌。

易卜生在晚期戏剧中运用象征手法，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和多重的解读层次。

这些象征手法不仅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形式，也让观众在欣赏戏剧的同时思考人性、社会和现实的复杂性。

易卜生的象征手法对于当代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成为了许多后续戏剧家的借鉴和启示。

契诃夫戏剧中的意象象征和情节象征

契诃夫戏剧中的意象象征和情节象征1 契诃夫戏剧中象征的运用“象征”本源于古希腊,是两个人各拿木板的一半,相遇时可以拿来相对的信物,有比较、拼凑的意思,之后逐渐引申为一种能够表达一些观念和某些事物的符号。

象征,就是用此物暗指彼物,用某种具体形象表现与之相近的抽象的精神品质或现实关系,表达与之相似的思想感倩的一种含蓄的艺术手法。

我们可以把象征大概分为两大类,即广义和狭义。

广义象征的基本含义是:”某一事物代表、表示别的事物。

”可用符号(Symbol)或记号(Sign)来替代;狭义的象征主要是指宗教学尤其是诗学等领域的象征,可以解释为:从象征的存在形式言,一个具有暗示性、引发性或多重意指性的具象物或抽象形式,就是象征;象征暗示、引发或意指的可能是另一事物或意蕴,也可能是人的主观的情绪、观念。

我们所研究的象征,主要是指狭义的象征,即艺术层面的象征。

在西方,”象征”的涵义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有学者研究,象征开始进入宗教理论和艺术范畴而不再只是单纯的符号标志,即”象征物变成了心灵的看不见的内在趋势所运用的可见的符号和标记”是在中世纪时期。

这个时候,象征是”信条”的意思,后由这一意义引申出寓意、隐喻的意思。

法国评论家托多洛夫从美学和诗学的范畴也对”象征”意义的发展进行过具体论述。

他认为浪漫主义时期,即18世纪末期,象征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逐渐成为文艺理论上的”象征”.之后,”艺术作品的所有特征都集中到了一个单一的命题上来,即浪漫派后来所谓的’象征’”;在浪漫主义的字典里,”Symbol”这个词的意思转而变为了”隐喻”“象征”等意义。

当西方象征主义刚进入到我国学界的时候,国内的一些造诣颇深的作家、学者就发现西方的”象征”竟与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兴”惊人的相似。

着名作家周作人曾评论,”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的,在中国也’古已有之’.”.闻一多也有类似观点:”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 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

论苏联戏剧中的契诃夫风格

论苏联戏剧中的契诃夫风格俄语1001 张莹10112105契诃夫作为19世纪末的重要剧作家，在俄罗斯戏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他不仅使冯维辛、格里鲍耶陀夫、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剧作家创立的俄罗斯民族戏剧艺术传统得以继承，更是以他个性化的创作为俄罗斯戏剧艺术注入了新的内涵。

他通过对易卜生戏剧理念的批判，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欧洲戏剧观念的演进。

作为一个跨世纪的剧作家，契诃夫的戏剧理念对整个20 世纪欧美戏剧思潮的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

阿瑟・米勒和尤金・奥尼尔把这位将象征主义与印象主义手法巧妙结合起来以表现人类普遍心灵状况的戏剧大师尊为自己的“艺术之父”；尤奈斯库、贝克特等荒诞派剧作家们也以自身的体验，从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世界里读出了等待、渴望与荒诞的情感；在中国；契诃夫的戏剧观念更是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话剧的“非戏剧化倾向”。

苏联戏剧家们自然也深受契诃夫戏剧观念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在以70罗佐夫、阿尔布卓夫、万比洛夫、瓦洛金、柳・彼特鲁舍芙斯卡娅等为代表的苏联重要剧作家的创作里，鲜明地体现出契诃夫戏剧风格的影响。

而在这些剧作家当中，尤以万比洛夫和彼特鲁舍芙斯卡娅对契诃夫戏剧传统的继承最深刻。

难怪人们称万比洛夫为“伊尔库茨克的契诃夫”，而将彼特鲁舍芙斯卡娅的戏剧称作“契诃夫戏剧在当代最温柔的回应”。

一．抒情的氛围契诃夫戏剧艺术的基本风格是抒情性。

他力求在戏剧舞台上营造出一种淡淡的抒情氛围，以此与欧洲观众对紧张激烈的情节冲突的喜好这一审美习惯相对立。

抒情性成为契诃夫所追求的舞台“非戏剧化”倾向的最显著的外在特征。

以抒情性为主要特征的“非戏剧化”倾向对20世纪戏剧思潮有着深刻的影响。

阿尔布卓夫历来被苏联学术界看成是契诃夫戏剧传统的继承者。

的确，在戏剧的抒情氛围的营造上，阿尔布卓夫很好地继承了契诃夫戏剧传统。

在他的《伊尔库茨克的故事》，阿尔布卓夫有意识地将主人公之间的里情感——道德冲突表现放置于舞台的整个抒情化了的轻松氛围中。

易卜生、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性问题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近几十年来的一个理论课题，其中涉及文学现代主义和文化现代性两个方面。

早在19世纪末期,契诃夫的同时代的卢纳察尔斯基就看到了契诃夫的剧作所表达的现代人的苦闷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寻找生存的价值、生活的出路和意义，及无果而终的苦闷的把握。

提出一连串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反对封建的传统道德,扫除资产阶级的市侩意识,争取民族独立,提倡个性自由,主张妇女解放等。

这些作品仍有揭露问题的一面,只是悲观情绪有时削弱了批判力量。

《野鸭》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易卜生从对社会的批判转向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

这表明事件的连续性被降低了,注意力被更多地放在回顾与分析上。

这就导致了易卜生戏剧的外部行动较少。

早期批评家认为易卜生戏剧不够戏剧化,认为它们涉及的东西不适合用戏剧来表达。

其实,易卜生的分析性戏剧吸收了许多时代话语的元素,情节往往是分离或破碎的,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理性分析才能把它们连接起来。

契诃夫与易卜生的戏剧

易卜生：娜拉走后怎样？
➢ 将19世纪已建立的道德体系视为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女性。
➢ 欣喜于自己的觉悟和解放。 ➢ 如果哈姆雷特是批评家们所谓的“第一个现代人
（男性）”，那么，娜拉就算得上是“第一个现代女性”。
➢ 妇女解放运动乎？
➢ 有两种道德原则，一种是男人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是女人的。
令人迷恋、陶醉，但这美丽器皿中盛放的竟是无数的劳作的艰辛与人事的酸楚以及命运的粗粝与乖张。
《草原》分水岭之作
喝粥的时候，大家沉默着思索刚刚听到的故事。生活是可怕而美妙的，因此在俄国不管是讲多么可怕的故事，不管你怎么用土匪窝、大刀和奇迹装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听众心目中总会觉得是真实的，只有饱学之士才会投以怀疑的目光，而且即使这种人也是保持沉默的。路边的十字架，黑糊糊的羊毛捆，辽阔的原野和篝火旁边这些人的遭遇—— 这一切本身即使那么美妙而可怕的，以致故事或童话的种种幻想相形之下黯然失色，而同生活融合到了一起。
❖ “戏剧情调”比“戏剧情节”还要引人注目。
第一幕开头是阳光灿烂的春天，第四幕结尾则是秋风扫落叶的日子。
爱情在滋长；爱情随之落空。
❖ 契诃夫通过舞台指示对三姐妹各自的服装设计作了象征性的区分：
奥尔加身穿着蓝色的女子中学教员的制服裙……玛莎穿着黑裙子，膝上放着帽子，正在读书；伊琳娜穿着白裙子在沉思。
4、中国作家余华的理解
➢ 契诃夫的等待犹如不断延伸的道路，可是它的方向并不是远方，而是越来越深的内心。
➢ 萨缪尔·贝克特似乎更愿意发出一个时代的声音，当永远不会来到的戈多总是不来时，爱斯特拉冈说：“我都呼吸得腻烦啦！”
易卜生：娜拉走后怎样？
最初，在易卜生对于他那个时代所有主要的制度——婚姻、商业、政府管理、宗教以及教育——中的虚伪予以坦率的揭露时，那些维多利亚观众都大为反感。虽然现在人们认为《玩偶之家》（1879）改变了整个戏剧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它问世的那个时代里，这部作品却被看作是不道德的、淫秽的。

以婚姻观论易卜生与契诃夫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异同

36朱思婧：以婚姻观论易卜生与契诃夫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异同以婚姻观论易卜生与契诃夫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异同朱思婧（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作者简介：朱思婧（1996-），女，汉族，江苏苏州人，本科生在读，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摘　要】易卜生和契诃夫作为戏剧史上的巨匠，由于婚姻观念的差异，在戏剧创作方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本文以婚姻观论述易卜生与契诃夫在戏剧创作中题材选择、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三方面的异同。

【关键词】婚姻观；易卜生；契诃夫；戏剧创作中图分类号：J8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5-0036-01易卜生素有“欧洲现代戏剧之父”之称，其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国民公敌》，被公认为“现实主义剧作的典范”。

易卜生与契诃夫婚姻观念的不同，使两者在戏剧创作方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而易卜生的妻子苏珊娜，不仅是易卜生艺术创作上的知音，还是他戏剧创作灵感的来源之一。

对婚姻有了切身体会后，易卜生在《玩偶之家》和后期象征剧中对婚姻问题展开了详尽的描述。

①由于婚姻观的不同，易卜生和契诃夫在题材选择、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上都有一定区别。

在题材选择方面，易卜生侧重有关女性方面的选题，追求女性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

例如有“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之称的《玩偶之家》，激烈地抨击了男权统治社会下的传统思想观念。

契诃夫戏剧中的意象象征和情节象征

象征,就是用此物暗指彼物,用某种具体形象表现与之相近的抽象的精神品质或现实关系,表达与之相似的思想感倩的一种含蓄的艺术手法。

我们可以把象征大概分为两大类,即广义和狭义。

广义象征的基本含义是:”某一事物代表、表示别的事物。

我们所研究的象征,主要是指狭义的象征,即艺术层面的象征。

在西方,”象征”的涵义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这个时候,象征是”信条”的意思,后由这一意义引申出寓意、隐喻的意思。

法国评论家托多洛夫从美学和诗学的范畴也对”象征”意义的发展进行过具体论述。

当西方象征主义刚进入到我国学界的时候,国内的一些造诣颇深的作家、学者就发现西方的”象征”竟与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兴”惊人的相似。

契诃夫与鲁迅作品中人物姓名的象征意义与写作手法对比

契诃夫与鲁迅作品中人物姓名的象征意义与写作手法对比摘要：人的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

契诃夫与鲁迅同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匠，在文学创作方面都展现了很高的造诣，其文学作品更是家喻户晓。

在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是截取及其平凡的生活片段，凭借独具特色的艺术写作手法对人物进行真实的描述，深刻揭示当时的社会现实，透视各种社会现象。

关键词：姓名；象征；性格；比较；写作手法0. 引言人皆有名，姓名的第一意义即在于符号性。

符号是常用的一种传达信息的基元，姓名符号用以表示和象征特定的人名持有者，便于在社会生活中的识别与交际。

“名，自命也。

从口，从夕，夕者冥也。

冥不相见改以口自名。

”——（摘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这句话的意思是：“名”是由看不见的“命”和看得见、喊得出并具有一定意义的文字符号所组成。

“命”是属于无形、无音但具有一定灵性的阴性物质。

也就是现代西方科学家正在探索的所谓“暗物质”之类的东西。

“名”是有形、有音、有义的符号，属阳性物质。

由这两种阴阳物质所组成上的“名”代表着人和事物的“命”并不只是简单的一个代号。

”远古时代，日落天黑，人们互不见面，只好用口招呼。

大约自古以来，人与人的交际都必须有称呼语，绝不能只叫一个“　喂”　字。

于是问者叫被问者的称谓，被问者要回答自己的称谓，这个称谓就是自命的“　名”　。

只要在社会上生存，每个人首先都必须有自己的区别性符号，否则，“　冥不相见”　时，一人呼众人应，那岂不乱了套？人名符号的象征和识别作用于是由此而生。

人的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

契诃夫与鲁迅同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匠，在文学创作方面都展现了很高的造诣，其文学作品更是家喻户晓。

在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是截取及其平凡的生活片段，凭借独具特色的艺术手法对人物进行真实的描述，深刻揭示当时的社会现实，透视各种社会现象。

近来，国内外文学界点评契诃夫与鲁迅作品的文学刊物层出不穷，特别是在批判现实主义方面，评论家们经常将两者联系到一起，因为不论是在创作意图、题材风格方面，还是在个人的生活经历方面，他们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契诃夫戏剧中的荒诞意味

契诃夫戏剧中的荒诞意味摘要：作为上个世纪之交的戏剧大师，契诃夫在其作品中以理性主义的基调向人们展示了世界的荒诞和人类生存努力的徒劳。

从意蕴的传达、形式的呈现到冲突模式的开拓，契诃夫戏剧均体现出其潜在的荒诞意味。

关键词：契诃夫戏剧荒诞意味意蕴形式冲突模式荒诞（absurd）一词由拉丁文的surdus(耳聋)演变而来的。

在音乐中用来指不协调音，在哲学上指个人与其生存环境的脱节。

在文艺作品中，荒诞则表现为世界的不可知、命运的无常、人的低贱状态、行为的无意义、对死的偏执等等。

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舞台上的荒诞派戏剧中，荒诞感被无限放大、聚焦，传统的戏剧手法在这里被肢解和扭曲，从主题到形式都呈现出彻底的荒诞。

而早在荒诞派戏剧诞生的五十年前，契诃夫就把荒诞感引入文学和戏剧。

他夸张了喜剧体裁的假定性因素，使荒谬发展到了荒诞的地步。

在契诃夫的轻松喜剧中，“存在着生活里的荒诞，它既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

这一点构成了其作品的最本质的因素，也被作家表现到了极至。

”[1]列夫舍斯托夫称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他认为：“在契诃夫笔中，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一切都毫无希望，一切都只有死亡，契诃夫已经深刻地揭示出人的存在的可怕处境，人类在面对它时，已不能有各种虚幻的希望了。

契诃夫对人类这种绝望的可怕境况的惊人描绘，已达到欧洲文学中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高度。

”[2]契诃夫是否绝望还需进一步讨论，而舍斯托夫对契诃夫剧作的解读无疑触及到了某些内在精神，这就是：荒诞感是一种人生体验，当契诃夫将荒诞感融入其剧作的时候，它就由哲学变为美学了。

正是这点使契诃夫的剧作有别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而与后来的荒诞派戏剧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

一、意蕴的传达在契诃夫的戏剧中，善良的人们对他生存在其中的世界，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自己生存的意义，一切行动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三姐妹》所期待的未来始终存在于空想中，从来没有实际的行动，而未来本身也始终面貌模糊不清，迟迟不来，也许永远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