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背后的权利之争
礼仪之争的发展历程
礼仪之争的发展历程
礼仪之争，是指对于社会礼仪规范的争议和讨论。
其发展历程可以从古代开始，一直延续至现代社会。
古代礼仪之争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在这个时期，礼仪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具有道德、法律和伦理的作用。
然而，不同流派和学者对于正确的礼仪规范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例如，儒家强调以孔子的礼乐思想为基础，而道家则强调个人修养和超越常规礼仪的精神自由。
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仪之争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下持续发生。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礼仪之争又一次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人文主义者质疑教会的传统礼仪规范，主张以人性和理性为基础的新的礼仪观念。
这些观点对于社会、宗教和政治的影响深远，推动了欧洲文化的变革和人权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礼仪之争仍然存在，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和全球化的背景下。
全球化的发展使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日益频繁，这也带来了不同礼仪观念的碰撞和冲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例如在礼仪、用餐、交际和商务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和争议。
尽管礼仪之争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争议，但它也促使人们思考和讨论什么是适当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
通过对礼仪之争的发展历程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礼仪观念，并在跨文化交流中更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习俗和
礼仪。
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文化交流、减少误解和冲突。
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中国礼仪之争是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背违天主教义的争议，以下是为你整理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历史。
中国礼仪之争，指是的17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间期间，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而展开的争议。
据说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消了关于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从历史上的角度来说，中国礼仪之争可以说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那么中国礼仪之争发生的背景又是什么呢?早在1582年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以及利玛窦一同来到了肇庆，从而为近代天主教步入中国拉开了序幕。
于1644年的时候，当时正直清兵入关，那个时候的天主教已经不如中国有62年的时间，并且期间，传教士汤若望在他人的协助下编制一套历法，获得了清朝朝廷的信任，在此之后天主教开始一迅猛的脚步在中国发展。
同年的时期，就耶稣会住院就有38所，其中耶稣会士来华的人数也累计到了82人，关于全国的教堂也已经将近156座，教徒约达245000人之多。
一年之后，杨光先发表了一文《辟缪论》，并在文中大力批评传教士汤若望的历法不准。
再加上朝廷大臣鳌拜不满汉人以及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将汤若望收押狱中，天主教在华发展直挫，史称“历狱”。
康熙执政后，将大臣鳌拜打败，重新开始重用外邦人。
对于这一时期来说，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
在1692年的时候，康熙还曾下过一道容教令，这一密旨则标志着传教士的势力攀上高峰。
中国礼仪之争的原因对于历史上的“中国礼仪之争”，它具体是指在17;18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传教士就对于中国传教方略所进行的一系列的争论和文化碰撞，中西双方当时未能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从而导致了文化交流中断。
那么“中国礼仪之争”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根据历史的相关记载说，“中国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出现，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初耶稣会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一定的看法，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礼仪之争”这一事件登上历史舞台。
古代中国的宫廷文化与政治权力斗争
古代中国的宫廷文化与政治权力斗争中国古代宫廷文化是中国历史的瑰宝，这片神秘而光彩夺目的宫廷，孕育了数不尽的传奇故事和政治权力斗争。
宫廷文化与政治权力斗争的关系紧密而错综复杂，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不仅仅是一群权臣的争夺，更是对国家的命运与走向的影响。
古代中国宫廷的文化充满了仪式与礼仪，各种规矩制度束缚着每个人的行为。
皇帝作为宫廷的最高权力，是宫廷文化的核心。
在整个宫廷中，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每个皇帝都必须通过各种仪式来展示自己的权威与威严，以维护其政治地位。
宫廷的文化为皇帝提供了一种根基，使得皇帝能够以超然的姿态统治整个国家。
然而，宫廷文化也是权力斗争的舞台。
自古以来，宫廷不乏权臣的存在。
这些权臣手握强大的宫廷势力，对皇帝的影响力巨大。
他们往往借助宫廷文化中的各种仪式和礼制，挑战皇帝的权威，甚至觊觎皇位。
政治权力斗争在宫廷中四起，阴谋和密谋层出不穷。
历史上，面对这些权臣的威胁，一些聪明的皇帝不仅保持警惕，还通过改变宫廷文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徽宗。
在徽宗统治时期的北宋，权臣党争十分激烈。
徽宗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追求美好而优雅的宫廷文化。
然而，这使得权臣们看到了机会，他们通过控制宫廷文化来削弱徽宗的权力。
这些权臣常常利用宫廷文化的庄重和仪式感，使徽宗感到束手无策。
在这场权力之争中，权臣们凭借自己背后的势力，与徽宗周旋了十年之久。
最终，徽宗被迫削减了皇帝的权力，权臣们得以获得更大的政治主导权。
除了权臣之外，妃嫔也是宫廷政治的重要一环。
古代宫廷中的后妃地位尊贵，她们通过身份和生育皇子来影响整个宫廷的政治格局。
后妃们常常成为不同权臣之间争斗的筹码，她们的儿子往往成为权臣们争夺皇位的理想人选。
历史上不乏后宫权力斗争的故事，如明朝的郑贵妃和秦贵妃的争斗，清朝的慈禧太后与西太后的较量等等。
这些争斗不仅使得后宫内部充满了敌对和阴谋，也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政治格局。
宫廷文化与政治权力斗争的关系十分复杂，它们既相互影响，又互为表里。
明清时期的仪礼之争和官方礼制
明清时期的仪礼之争和官方礼制明清时期，仪礼之争成为了中国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议题。
仪礼之争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官方礼制的争论，具体而言，就是关于什么才是合适的国家礼仪。
这场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涉及到了多个领域，比如文化、政治、军事等等。
仪礼之争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了不同的派系，并且导致了大量的影响，以至于现在依然在历史和文化层面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仪礼之争的历史背景，讨论官方礼制的定义，并介绍仪礼之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1. 仪礼之争的历史背景在明清时期，国家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这个时期，中国开始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都出现了相对的繁盛。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期，文化成就显著，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得到了重要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仪礼文化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在全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仪礼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学说也出现了。
这些思想和学说中都含有不同的仪礼观念，并且由此引发了仪礼之争的出现。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分为了多种学说，而每种学说都针对仪礼文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这种分歧在大部分情况下会被各种权力机构所认可和赞同，因此仪礼之争成为了一个长期的细节和文件争夺的战争。
2. 官方礼制的定义仪礼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官方礼制，因此理解官方礼制的定义和含义非常重要。
在明清时期，官方礼制被定义为：国家制定的一种规范，用来管理人民的礼仪行为。
这种礼制包含了多个层次，从皇帝到普通百姓，每个人都包括在礼制的范围中。
官方礼制被认为是对于人民行为的一种规范，而它的制定和执行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部分。
在官方礼制中，涵盖了多种日常行为，比如走路、穿衣、讲话等等。
这些行为都被视为重要的官方规范，针对这些行为的违规行为会受到纪律处分。
同时，官方礼制还包括了一些特殊场合的礼仪，比如朝廷和宗教仪式等。
这些特殊场合对于人们的官方礼制标准也有相应的规定，人们必须遵守这些规范才能参加特殊场合。
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
本文二维码单篇扫描下载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吴恩荣(肇庆学院肇庆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ꎬ肇庆５２６０６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３[作者简介]吴恩荣(１９８５－)ꎬ男ꎬ江西抚州人ꎬ肇庆学院肇庆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讲师ꎮ[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明代政治中的礼仪实践与秩序维护研究 (１８ＹＪＣ７７００３６)[摘㊀要]㊀明太祖朱元璋曾将礼制话语权假之于臣ꎬ依靠儒臣议礼ꎬ但儒臣纯用礼制的规则并不尽切于时用ꎬ也不尽符合皇权的利益ꎬ因此朱元璋在礼学知识逐渐充实后毅然夺回礼制话语权ꎬ其背后潜藏的规则是皇权优先于礼制ꎮ成化朝ꎬ随着儒臣群体的壮大ꎬ以谏诤为忠的政治风气形成ꎬ出现了群臣首次争礼的现象ꎬ迫使宪宗遵守现行礼制ꎬ礼制话语权再度下移ꎮ至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ꎬ儒臣对世宗做出一系列强势礼制安排ꎬ这与世宗追伸孝道和提升皇权的礼制需求相悖ꎬ由此引发君臣间激烈的礼仪冲突ꎮ世宗以皇权为依托ꎬ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打击持礼力量ꎬ最终夺回礼制话语权ꎮ这说明在帝制政体下ꎬ儒臣捍卫礼制虽有深厚的历史与思想资源可供援用ꎬ但礼制并不能超越现实的政治权力格局成为最高的政治准则ꎬ而是要为皇权做出调适ꎬ成为辅翼皇权的工具ꎮ[关键词]㊀明代礼制㊀话语权㊀大礼㊀议嘉靖[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０５４(２０１９)１０－００３５－１１[文献标识码]Ａ[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６２/ｊ ｂｊｓｓｈｋｘｙ ｂｊｓｈｋｘ １９１００４㊀㊀在儒家经典的政治语境中ꎬ天子拥有最高制礼权ꎬ这也是政治有道的象征ꎮ«论语»曰: 天下有道ꎬ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ꎮ «中庸»曰: 非天子不议礼ꎬ不制度ꎬ不考文ꎮ 但在儒家文化兴盛的明代ꎬ却出现了皇帝丧失礼制话语权的现象ꎬ儒臣强迫皇帝遵从特定的礼制安排ꎬ由此引发君臣间激烈的礼仪冲突ꎬ最具代表性的是 大礼议 事件ꎮ嘉靖首辅杨廷和甚至说: 非天子不议礼ꎬ谓所议者合于礼也ꎮ若非礼之礼ꎬ岂天子所议ꎮ况既谓之议ꎬ须合天下之情ꎬ非独断也ꎮ [１](Ｐ８３７)直接否定皇帝的最高制礼权ꎬ说明皇帝的礼制权威曾受到大臣的质疑和挑战ꎬ君臣间就礼制话语权展开过激烈争夺ꎮ那么ꎬ明代的礼制话语权于何时㊁以何种方式在君臣间发生转移?君臣间的礼仪冲突为何发生?在礼制权威面临臣下的挑战时ꎬ皇帝如何夺回礼制话语权?君臣间礼制话语权的争夺对明代礼制乃至政局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上问题的解答ꎬ对明代礼制史和政治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ꎬ学界尚无人提出这一议题ꎬ[２]故爰撰此文ꎬ以就正于方家ꎮ一㊁明前期君臣间礼制话语权的转移㊀㊀(一)操之于君㊁假之于臣:洪武朝的礼制话语权在帝制政体下ꎬ虽然理论上皇帝拥有最高制礼权ꎬ但在实际情形中ꎬ皇帝往往缺乏足够的礼学知识ꎬ没有制礼的能力ꎬ儒臣则凭借丰厚的礼学素养ꎬ在议礼中取得主动ꎬ使得礼制话语权下移ꎮ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ꎬ文化程度有限ꎬ所以在即位之初制定礼制时ꎬ不得不召集一大批儒士议礼ꎬ将礼制话语权假之于臣ꎬ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修成«大明集礼»ꎮ«大明集礼»基本是儒臣议礼的产物ꎬ所体现的主要是明初儒士的礼制思想ꎮ儒臣议礼的特点是过于推崇上古礼义ꎬ尤其是周代礼制ꎬ这使得明朝礼制自擘画之始就朝着更符合儒家礼义的方向发展ꎬ也大体上适应了皇权政治的需要ꎮ儒臣议礼墨守古制也带来礼制不合时务ꎬ有违人情之弊ꎮ随着朱元璋躬亲礼制实践的深入和礼学知识的增长ꎬ渐渐发现其不足ꎬ遂以天子制礼的政治魄力ꎬ大胆突破周朝礼义的束缚ꎬ重新树立起天子的最高礼制权威ꎮ朱元璋最早对周朝礼义提出质疑是在洪武七年(１３７４)五月ꎬ礼部尚书牛谅上所考定膳礼ꎬ朱元璋以为 致斋三日而供三犊ꎬ所费太侈 ꎬ谅对以 周礼是古人所定ꎬ非过侈也 ꎬ仍以周制为标准ꎮ朱元璋反驳道: 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ꎬ惟自奉者乃欲法古ꎬ其可哉! [３](Ｐ１５７８)首次以皇帝的权威否定周制的神圣性ꎮ十一月ꎬ因孙贵妃薨ꎬ议丧服之制ꎬ儒臣皆执«周礼»«仪礼»为定式ꎬ以为 父在ꎬ为母服期年ꎬ若庶母则无服 ꎬ表现出崇尚周制的集体统一性ꎮ[４](Ｐ３０２)朱元璋对此大为不满ꎬ以为 父母之恩一也ꎬ而丧服低昂若是ꎬ其不近于人情甚矣 ꎮ[３](Ｐ１６３１)这是明代君臣议礼首次出现较大分歧ꎬ但是因君臣间政治权势的悬殊ꎬ还远达不到礼仪冲突的程度ꎮ明太祖以开创之君ꎬ雄才之主ꎬ威权独柄ꎬ厉以待下ꎬ诸臣噤若寒蝉ꎬ哪里还敢争礼ꎬ但朱元璋也没有粗暴地独断礼制ꎬ而是先从理论上否定崇尚古礼的标准ꎬ重新夺回礼制话语权ꎮ他说丧礼虽然周朝已备ꎬ但经历秦火而亡ꎬ汉儒采集诸说编成«周礼»«仪礼»ꎬ后世儒臣 往往以为定式ꎬ以佐人主ꎮ若识时务者ꎬ则采可行而行之ꎮ其有俗士ꎬ执古以匡君ꎬ君不明断ꎬ是以妨务而害理ꎬ中道废焉 ꎮ[４](Ｐ３０１－３０２)言下之意是古礼不尽可行ꎬ«周礼»«仪礼»只能作为议礼的参考ꎬ而不是绝对标准ꎮ接着他敕令儒臣历考古人母丧之论作为佐证ꎬ 凡四十二人ꎬ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ꎬ服期年者十四人 ꎬ足以证明为母服三年之丧才是 天理人情之所安 ꎬ[３](Ｐ１６３１)«周礼»«仪礼»不足为式ꎮ进而重新定制ꎬ 子为父母ꎬ庶子为其母ꎬ皆斩衰三年ꎮ嫡子㊁众子为庶母ꎬ皆齐衰杖期 ꎬ著之«孝慈录»ꎮ[３](Ｐ１６３１)朱元璋还亲制序文ꎬ序中一方面批判儒臣墨守周礼的做法ꎬ 迂儒俗士ꎬ果不识时务 ꎬ 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ꎬ是古非今 ꎬ实际上剥夺了儒臣的礼制决定权ꎻ另一方面强调 礼出于天子 ꎬ 礼乐制度出自天子 ꎬ重新树立天子的礼制权威ꎬ掌握最高礼制话语权ꎮ[４](Ｐ３０１－３０２)其后ꎬ朱元璋从时务㊁人情和礼制的现实可行性出发ꎬ在洪武八年(１３７５)至十二年(１３７９)之间ꎬ再次在主要祭礼上突破周制束缚ꎬ进行关键性的结构调整ꎮ其大者如天地㊁社稷由周朝的分祀改为合祀ꎻ太庙弃用周朝的 都宫之制 ꎬ改用唐宋的 同堂异室 之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制ꎮ[５]这些重大的礼制突破不再以周礼为标准ꎬ基本未再受到儒臣的反对ꎬ可见朱元璋已经完全主导了礼制话语权ꎮ在君权独尊的政治前提下ꎬ洪武朝的礼制话语权主要还是操之于君ꎬ只是因皇帝的礼学知识不足才假之于臣ꎬ但儒臣纯用礼制的规则并不尽切于时用ꎬ也不尽符合皇权的利益ꎬ因此朱元璋才在礼学知识逐渐充实后毅然夺回礼制话语权ꎮ其背后潜藏的规则是皇权优先于礼制ꎬ礼制只是辅翼皇权的工具ꎮ(二)捍卫礼制:建文以降礼制话语权的再次下移洪武朝后ꎬ明朝施政的重心由开创转向守成ꎬ礼制方面亦不例外ꎮ建文帝御制«皇明典礼序»即言: 朕纂承鸿绪ꎬ祖述成宪ꎬ凡宗庙朝廷之礼ꎬ壹惟祖训是遵ꎮ [６]也就是说ꎬ自建文帝开始ꎬ在礼制方面以谨守祖宗成法为主ꎬ并不需要太多创制ꎬ儒臣扮演的则是礼制与祖制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的角色ꎮ在成化之前ꎬ国家礼制大体上按已有成法运行ꎬ但也能根据皇权的需求做出调适ꎮ如建文帝继位ꎬ追尊其父懿文太子为兴宗ꎬ入太庙享祀ꎮ成祖夺取皇位后ꎬ又恢复懿文太子谥号ꎬ迁出太庙神主ꎬ改置于陵园ꎮ[７](Ｐ１４１)景帝肃孝皇后先亡祔庙ꎬ英宗复辟后ꎬ又将肃孝皇后迁出太庙ꎬ并革去封号ꎮ[８](Ｐ５８０５)建文帝㊁景帝虽曾在位ꎬ但因不符合之后皇帝的庙祀帝统构建ꎬ俱未能进入太庙享祀ꎮ这些礼制举措皆无祖制可依ꎬ也不尽契合儒家礼制规则ꎬ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争议ꎬ说明此时期礼制运行遵循的潜规则仍是皇权优先ꎬ礼制适应并服务于皇权ꎮ成化朝情况发生扭转ꎬ儒臣开始将礼制的规则置于皇权之上ꎬ首次出现集体争礼的现象ꎮ成化四年(１４６８)ꎬ英宗嫡后慈懿皇太后去世ꎬ礼当合葬裕陵ꎬ祔入太庙ꎬ但宪宗 欲别卜葬地 ꎬ以为生母周太后日后合葬祔庙作铺垫ꎬ因为此前只有嫡后才能与皇帝合葬并进入太庙享祀ꎬ而周太后只是英宗的贵妃ꎮ宪宗剥夺了嫡后慈懿皇后本应享有的礼制待遇ꎬ反而给予非嫡后的周太后ꎬ不符合现行礼制ꎬ遭到群臣反对ꎮ六月ꎬ礼部会文武群臣议慈懿皇后陵寝事宜时ꎬ大学士彭时等即持反对意见ꎬ一方面承认本朝 有二太后方自今始 ꎬ并无祖制可依ꎬ那么 陵庙之制亦当自今日 ꎻ另一方面ꎬ认为制定礼制要 考诸古㊁协诸义以行之 ꎬ按此标准ꎬ慈懿太后合葬祔庙乃 古今不易之理 ꎬ周太后日后亦可 同在陵庙ꎬ不相妨碍 ꎬ乞下群臣会议ꎬ 务合天理ꎬ允惬人心 ꎬ实际上剥夺了宪宗的最高制礼权ꎮ[９](Ｐ１１２５－１１２７)七月ꎬ群臣９９人集议陵庙礼制ꎬ上奏称 今慈懿皇太后之丧与皇太后千秋万岁后俱合葬裕陵ꎬ慈懿皇太后居左ꎬ皇太后(即周太后)居右ꎬ配享英庙礼亦宜然 ꎬ[９](Ｐ１１３０)其实仍是彭时等所持之议ꎮ宪宗以 圣母在上ꎬ事有窒碍 为由ꎬ批示 今当于裕陵左右择吉地安葬 ꎮ[９](Ｐ１１３０)于是国子监祭酒邢让等３２人ꎬ魏国公徐俌等３５人ꎬ给事中魏元等３９人ꎬ监察御史康永韶等４１人ꎬ礼部尚书姚夔等４４人分批次上言争之ꎬ 既上奏ꎬ复跪伏文华门前以待ꎬ必从而后已 ꎮ[９](Ｐ１１３０－１１３６)宪宗览奏ꎬ复恳请于皇太后ꎬ从巳时至申时(９至１７点)ꎬ稍见允从ꎬ乃批准合葬之请ꎬ文武群臣呼万岁而退ꎮ这是明代君臣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礼仪冲突ꎮ关于此次事件ꎬ王海妍已有较详细的梳理ꎬ认为这是明朝百官伏阙争礼之始ꎬ由周太后的跋扈独断激起ꎬ引起皇室祔葬制度变革ꎬ并被正德朝群臣哭谏武宗南巡和嘉靖 大礼议 时的左顺门事件所效仿ꎮ[１０]王海妍将此事件作为孤立的政治事件来研究ꎬ没有洞悉到该事件中君臣礼制话语权发生转移这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一关键信息ꎮ在这次事件中ꎬ皇帝首次失去了礼制的决定权ꎬ因而需要进一步讨论ꎻ儒臣仍以古礼为标准ꎬ和洪武朝并无二致ꎬ但在礼制最终由谁决定的问题上ꎬ因政治生态的变化呈现出不同于洪武朝的态势ꎮ首先ꎬ从君臣力量消长来看ꎬ明朝至宪宗时承平日久ꎬ再加上宪宗本中材之主ꎬ个人权威远不如太祖ꎬ皇帝的权威有所削弱ꎻ而随着科举的兴盛ꎬ儒臣群体不断壮大ꎬ力量得到增强ꎮ其次ꎬ儒家礼制深入人心ꎬ此次事件中ꎬ儒臣固然是争礼的主力ꎬ以魏国公为首的公㊁侯㊁驸马㊁伯㊁都督㊁锦衣卫㊁指挥等勋臣和武官也加入了争礼的行列ꎬ没有人站到宪宗㊁周太后一方ꎮ第三ꎬ成化之后ꎬ以谏诤为忠的政治风气正在形成ꎬ文武群臣不仅踊跃争礼ꎬ形成集体的合力ꎬ并且采用了跪伏阙门这种易于引起君臣对立的激进方式ꎬ对宪宗形成了空前的压力ꎮ宪宗最终接受群臣的主张ꎬ礼制话语权再次出现从君到臣的转移ꎬ确立起礼制优先于皇权的原则ꎬ虽然儒臣也对宪宗的礼制需求做出让步ꎬ但是在礼制规则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ꎮ这些显然为嘉靖朝的礼仪冲突提供了先例ꎮ二、儒臣主导礼制话语权下的嘉靖朝礼仪冲突㊀㊀成化以降ꎬ儒臣重新掌握礼制话语权ꎬ确立起礼制优先的规则ꎬ礼制成为规范㊁制衡皇权ꎬ保证王朝正常运作的有力手段ꎬ在皇帝荒嬉的正德朝作用尤为明显ꎮ到世宗继位时ꎬ以杨廷和为首的儒臣集团因革除武宗弊政ꎬ使政权平稳过渡ꎬ政治声势达到顶峰ꎬ而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ꎬ在宫中并无势力ꎬ皇权衰微到低谷ꎮ儒臣集团愈加执着于礼治理想ꎬ再次对世宗即位做出一系列强势礼制安排ꎬ将礼制的规则凌驾于皇权的需求之上ꎬ引起君臣间激烈的礼仪冲突ꎬ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无疑就是 大礼议 之争ꎮ已有的 大礼议 研究侧重于梳理事件过程ꎬ并从礼制和君臣斗争的角度进行解读ꎬ没有注意到君臣礼制话语权的争夺这一核心命题ꎬ又多从局部和较短的时段展开考察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其实ꎬ 大礼议 之所以会发生ꎬ正是缘于世宗失去礼制话语权ꎬ无法实施自己的礼制主张ꎬ 大礼议 的过程ꎬ也是世宗夺回礼制话语权的过程ꎮ而且ꎬ 大礼议 也不能涵盖嘉靖初年君臣礼仪冲突的全部ꎮ因此ꎬ本文拟以嘉靖初年君臣的礼仪冲突为线索ꎬ全面梳理世宗君臣礼制话语权的争夺过程ꎬ进而将其置于整个明代君臣间礼制话语权转移的过程中去研讨ꎮ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三月ꎬ明武宗崩ꎬ临终谓身边太监曰: 以朕意达皇太后ꎬ天下事重ꎬ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ꎮ [１１](Ｐ３６８０)于是 大学士杨廷和等议所当立者既定ꎬ入白太后 ꎬ用武宗遗旨㊁遗诏的名义ꎬ以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嗣皇帝位ꎮ[１１](Ｐ３６８１)从某种程度上看ꎬ朱厚熜的继位出自杨廷和安排ꎬ在他看来ꎬ其后的继位相关礼仪自然也应当服从他的安排ꎮ但无论遗旨还是遗诏ꎬ只提及依据祖训 兄终弟及 之文ꎬ并未明确朱厚熜以何种身份继承皇位ꎬ这为之后的 大礼 之争埋下伏笔ꎮ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四月ꎬ朱厚熜由安陆抵达京城外ꎬ在即位礼仪的问题上首次与儒臣发生分歧ꎮ杨廷和认为 兴王于大行皇帝兄弟ꎬ行弟无后兄之义ꎬ固当考孝宗ꎬ令仪制郎余才具如皇太子即位仪ꎬ请上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ꎬ翼日百官朝见ꎬ上笺劝进 ꎮ[１２](Ｐ５８０)朱厚熜不允ꎬ曰: 遗诏以吾嗣皇帝位ꎬ非皇子也ꎮ [１３](Ｐ４)此时皇太后又下旨: 天位不可久虚ꎬ嗣君已至行殿ꎬ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劝进ꎮ [１３](Ｐ４)朱厚熜乃从行殿受笺ꎬ由大明门入ꎬ御奉天殿即位ꎬ是为明世宗ꎮ在即位礼仪上ꎬ杨廷和首次明确了将朱厚熜作为孝宗皇太子的礼仪安排ꎬ其依据的是儒家 尊崇大宗 的礼制规则ꎬ深受宋儒司马光㊁程颐等人的理论影响ꎮ面对皇位传承的多样性ꎬ杨廷和没有积极调整礼制适应现实情况ꎬ反而要求嗣帝牺牲自身的礼制需求来符合单一的父死子继模式ꎬ是将教条化的礼制规则凌驾于现实的皇权之上ꎬ不仅成为 大礼 之争的理论起源ꎬ也预示着杨廷和集团最终失败的政治宿命ꎮ即位礼仪之争风波不大ꎬ一是因为即位礼仪只行于一时ꎬ对既有礼制的冲击不大ꎬ二是太后催促ꎬ时间匆忙ꎬ在朱厚熜的坚持下才没有按皇太子之礼即位ꎬ但世宗与杨廷和集团对立的礼制立场已初露端倪ꎮ世宗即位后ꎬ命议生父兴献王主祀及尊号ꎮ礼部尚书毛澄请于杨廷和ꎬ 廷和出汉定陶王㊁宋濮王故事授之曰: 此足为据ꎬ异议者即奸谀ꎬ当诛矣ꎮ [１４](Ｐ６)所谓的汉定陶王㊁宋濮王故事是指汉成帝时以定陶王为皇太子ꎬ另立楚孝王之孙为定陶王ꎬ奉皇太子生父之祀ꎻ宋濮安懿王之子被仁宗抚养于宫中ꎬ后继承皇位ꎬ转而以仁宗为皇考ꎬ另立濮国公奉濮王祀ꎮ此二例皆是以小宗入继大统ꎬ小宗放弃原有的宗祀ꎬ改奉大宗皇室庙祀ꎮ杨廷和秉持宋儒的礼制理念ꎬ预设了坚定的礼制立场ꎬ也剥夺了世宗的知情权与最高制礼权ꎮ为了迫使世宗接受他的礼制安排ꎬ以杨廷和为首的儒臣集团采取了以下策略:一是统一群臣立场ꎬ营造舆论氛围ꎬ以群体的力量向世宗施压ꎮ初议礼时ꎬ毛澄联合公卿６０余人ꎬ援引汉定陶㊁宋濮王故事ꎬ 以孝宗为考ꎬ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 ꎬ世宗不允ꎻ再次会议ꎬ毛澄联合６０余人ꎬ 复上议如廷和言ꎬ帝不听 ꎻ第三次会议ꎬ 澄等七十余人又上议 ꎬ仍执前议ꎻ又指使御史㊁进士等人 各奏议如礼官指 ꎮ[１４](Ｐ７)杨廷和主持庶吉士考试时ꎬ以濮议试题ꎬ希旨者入选ꎬ否且斥为奸邪ꎬ繇是廷士皆附廷和 ꎮ[１２](Ｐ５８１)还阻挠张璁㊁席书㊁方献夫等异议官员上疏ꎮ[１５]二是通过操纵人事权ꎬ提拔附和大礼的官员ꎬ排挤异议官员ꎮ初次议礼前ꎬ礼部侍郎王瓒认同应试举人张璁之论ꎬ 帝入继大统ꎬ非为人后ꎬ与汉哀㊁宋英不类 ꎬ并 宣言于众 ꎬ被杨廷和指使言官弹劾其他过失ꎬ调往南京ꎮ[１４](Ｐ６)张璁因二次上大礼疏ꎬ被杨廷和 授意吏部ꎬ除为南部主事 ꎮ[１４](Ｐ１１)给事中熊浃也因持异议被调出为湖广参议ꎮ[１４](Ｐ１０)对于附和大礼的官员ꎬ何孟春被任命为吏部侍郎ꎬ林俊被起为工部尚书ꎮ[１４](Ｐ１０－１１)三是将礼制提升至 天地常经 万世纲常 的政治高度ꎬ变成天下后世之公器ꎬ从而否定皇帝的最高制礼权ꎮ杨廷和曾上言: 大礼关系万世纲常ꎬ四方观听ꎬ议之不可不详ꎬ处之不可不审ꎬ必上顺天理ꎬ下合人心ꎮ [１３](Ｐ２６１)世宗欲为祖母服三年之丧ꎬ杨廷和不从ꎬ 诸司礼谓非天子不议礼 ꎮ廷和反驳道: 非天子不议礼ꎬ谓所议者合于礼也ꎮ若非礼之礼ꎬ岂天子所议ꎬ况既谓之议ꎬ须合天下之情ꎬ非独断也ꎮ [１](Ｐ８３７)在他的理论中ꎬ儒家礼制成为上顺天理ꎬ下合人心的万世纲常ꎬ天子也必须遵守ꎬ不仅剥夺了皇帝的礼制话语权ꎬ还将礼制凌驾于皇权之上ꎮ以此为理论基础ꎬ杨廷和对世宗的礼制敕谕多次拒不执行ꎬ封还手敕ꎬ甚至以罢归为对抗手段ꎬ对世宗造成了空前的压力ꎮ在杨廷和的安排下ꎬ世宗不得以亲生父母为父母ꎬ不得追尊父母为帝后ꎬ造成变易父母㊁子为帝㊁父母为臣的后果ꎬ兴献王也无法在京师崇祀ꎬ不仅无法伸张人子孝道ꎬ更无法借追崇大礼提升皇权ꎮ杨廷和的主张与世宗的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礼制需求之间构成了根本性的冲突ꎮ杨廷和集团在大礼问题上坚决阻击世宗ꎬ实际上是宋明以降国家礼制发展二大趋势碰撞的产物:一是皇权强化导致帝王之礼呈提升与扩大之势ꎬ二是儒臣势力强大后ꎬ儒臣礼制话语权的增强使得国家礼制更加遵循儒家礼义发展ꎮ二者并不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皇权的强化产生逾越常规的礼制需求时ꎬ儒臣如果秉持礼制优先于皇权的立场ꎬ就容易引发君臣矛盾ꎮ世宗以小宗入继大统ꎬ属于非正常继位ꎬ这就需要变通礼制来适应皇权的需求ꎬ杨廷和等人却在宋明理学以及以谏诤为忠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下ꎬ试图让皇权服从于教条化的礼制规则ꎬ实现儒家的礼治理想ꎬ由此引发了君臣间的激烈冲突ꎮ三㊁嘉靖君臣的礼仪交锋与世宗夺回礼制话语权的手段㊀㊀(一)嘉靖君臣激烈的礼制交锋与相持世宗即位之初ꎬ杨廷和就以定策阁老的身份ꎬ掌握了礼制话语权ꎬ对即位礼仪㊁兴献王崇祀及尊号㊁奉迎世宗生母礼仪㊁世宗祖母丧礼做出强势安排ꎮ世宗作为一个由外藩入继大统的中兴君主ꎬ在宫中并无势力ꎬ面对强大的儒臣集团ꎬ双方产生了激烈的礼制交锋与相持局面ꎮ世宗即位初面对儒臣的礼制安排尚无有效对策ꎬ虽然在即位礼仪上坚持己见最终未以皇太子之礼即位ꎬ但在之后的追崇大礼上屡遭群臣阻挠ꎬ仅能采取命 再议以闻 ㊁ 疏入留中 等方式消极应对ꎮ直到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七月ꎬ张璁第一次上疏言大礼ꎬ提出世宗以伦序当立ꎬ 所以承祖宗之统 ꎬ与预立为嗣的汉定陶王㊁宋濮王情况不同ꎮ[１２](Ｐ５８２)世宗大喜ꎬ命送内阁ꎬ并手敕廷和等人ꎬ 尊父为兴献皇帝ꎬ母为兴献皇后ꎬ祖母为康寿皇太后ꎬ以伸朕为子之情 ꎮ[１２](Ｐ５８３)世宗首次以手敕的方式亲定大礼ꎬ但遭到杨廷和的否决ꎬ曰: 礼为人后者为之子ꎬ所生不啻降其服且异其名ꎬ臣不敢阿谀顺旨 ꎬ并 封还手敕 ꎮ[１２](Ｐ５８３)世宗无可奈何ꎬ只能作罢ꎮ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九月ꎬ世宗生母至通州ꎬ礼部议用王妃仪仗ꎬ由东安门入ꎬ不允ꎻ再议由大明左门入ꎬ又不允ꎻ世宗乃亲定用母后仪驾ꎬ由大明中门入ꎬ并参谒太庙ꎮ[１２](Ｐ５８３)明制自永乐以降ꎬ后妃只能谒拜内殿ꎬ谒庙之议又引起朝士的反对ꎮ此时兴献王妃听闻朝议以世宗为慈寿皇太后(孝宗张皇后)之子ꎬ怒曰: 安得以吾子为人子 ꎬ留驻通州ꎬ不肯进京城ꎮ世宗闻之ꎬ 涕泗号泣ꎬ启慈寿皇太后ꎬ愿避位奉母归藩ꎬ群臣惶怖ꎬ不知所裁 ꎮ[１２](Ｐ５８３)世宗愿避位奉母归ꎬ可见他面对群臣抱团持礼时的孤立与无奈ꎬ但仍不妥协ꎮ避位可以说是对抗群臣的终极手段ꎬ因为避位不仅会使安定下来的政局重新变得莫测ꎬ而且对以纲常为己任的议礼之臣来说ꎬ逼走君父更是大不忠ꎬ他们对此也没有相应预案ꎮ在此情势下ꎬ杨廷和不得不让步ꎬ以慈寿皇太后的名义草敕ꎬ 兴献王宜称兴献帝ꎬ母称兴献后 ꎬ待大婚之后举行ꎮ[１２](Ｐ５８３－５８４)在大礼的问题上ꎬ世宗首次撬动群臣立场ꎬ取得初步进展ꎮ兴献王妃乃入京城ꎬ由大明中门入ꎬ用世宗所定之礼ꎬ但在谒庙问题上ꎬ 从朝议ꎬ不谒太庙ꎬ止见奉先㊁奉慈二殿 ꎮ[１２](Ｐ５８３)双方各让一步ꎬ达成妥协ꎮ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十二月ꎬ世宗突然下御札内阁ꎬ 加兴献帝后皇号ꎬ考称兴献太皇帝ꎬ母称兴献太皇后 ꎬ较之前的方案更进一步ꎬ仍遭到杨廷和的否决ꎬ上言: 礼在君上不得自专ꎬ臣下不敢轻变 ꎬ再次 封还御剳 ꎮ[１２](Ｐ５８５)双方又展开拉锯战:杨廷和方面ꎬ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吏部尚书乔宇ꎬ礼部尚书毛澄等率百官争之 ꎬ形成群臣的合力ꎻ世宗方面ꎬ声称奉慈寿皇太后懿旨ꎬ 加兴献帝后皇号 ꎮ廷和等人迫于皇太后懿旨的压力ꎬ 以圣心莫可挽ꎬ俱求罢 ꎬ以罢官来抗争ꎬ世宗只好妥协挽留ꎬ暂时中止ꎮ[１２](Ｐ５８５)嘉靖元年(１５２２)正月ꎬ清宁宫火ꎬ廷和等人借灾异进言ꎬ世宗 乃俛从廷和等ꎬ考孝宗ꎬ母慈寿 ꎬ 本生父母曰兴献帝㊁兴国太后ꎬ不称皇 ꎬ儒臣集团取得暂时胜利ꎮ[１２](Ｐ５８５)此时儒臣群体仍主导礼制话语权ꎬ尤其是杨廷和ꎬ成为持礼的中坚人物ꎬ世宗不得不暂时妥协ꎬ兴献王及妃虽被尊为帝后ꎬ但不加 皇 字ꎬ与列圣帝后相区别ꎬ世宗 考孝宗 ꎬ承续大宗宗祀ꎬ实际上仍被 变易父母 ꎮ嘉靖元年(１５２２)三月ꎬ遣官诣安陆上兴献帝尊号ꎬ 遵廷和指ꎬ题其主曰兴献帝ꎬ神主不称考及叔ꎬ亦不著子名 ꎮ[１４](Ｐ１５)题主刻意回避了兴献帝与世宗的关系ꎬ但避免刺激世宗ꎬ实质是否定兴献帝与世宗的父子关系ꎮ十一月ꎬ世宗祖母寿安皇太后崩ꎬ世宗欲从孝宗祖母孝肃皇太后之例ꎬ服三年之丧ꎬ又被杨廷和否定ꎬ曰 孝肃于宪庙为亲母ꎬ孝庙承宪庙之后ꎬ服制当行三年ꎬ亦当颁遗诰ꎮ今上继孝宗之后ꎬ承武宗之统ꎬ因兴献帝乃加尊号 ꎬ只能服齐衰期年之丧ꎬ十三日除服ꎮ[１](Ｐ８３６)世宗不从ꎬ坚持要服二十七日ꎬ最后 二十七日之制但行于宫中ꎬ免颁遗诰ꎬ外朝哭临止三日ꎬ在外王府并诸司俱免进香ꎬ亦见降杀之义矣 ꎮ[１](Ｐ８３７－８３８)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四月ꎬ世宗特旨 命兴献帝家庙享祀乐用八佾 ꎬ当时群臣反对ꎬ以为 八佾既用于太庙ꎬ则安陆庙祀自当有辨ꎬ以避二统之嫌 ꎬ 集议者数四ꎬ疏留中凡十余日 ꎮ[１３](Ｐ７２７－７２８)但世宗仍以己意行之ꎬ并未受到多大阻力ꎮ或许是受此鼓舞ꎬ五月ꎬ世宗再次在大礼的问题上出击ꎬ 复申帝后称皇之命ꎬ廷和不肯奉敕ꎬ上意殊郁ꎬ而群议又坚难夺 ꎮ[１２](Ｐ５８６)议礼陷入僵局ꎮ十一月ꎬ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言大礼ꎬ并献席书㊁方献夫议草ꎬ皆主张尊兴献帝为皇考ꎬ世宗再次命群臣集议ꎮ[１４](Ｐ３６)十二月ꎬ因谏织造之事ꎬ杨廷和拒不撰敕ꎬ遭到世宗切责ꎬ 于是廷和移疾ꎬ连疏乞休 ꎬ遂许致仕ꎮ[１４](Ｐ３７)杨廷和虽以他事致仕ꎬ但在大礼上屡违上意仍是主因ꎬ世宗借此清除了议礼的最大阻碍ꎮ杨廷和致仕前ꎬ在最核心的追崇大礼上ꎬ世宗仅取得一次胜利ꎬ即以避位相威胁ꎬ使杨廷和同意尊兴献王为兴献帝ꎬ之后陷入僵局ꎮ从某种程度上看ꎬ大礼议也是皇权与相权的一次激烈冲突ꎬ杨廷和罢后ꎬ世宗才得以迅速推进大礼进程ꎮ当然ꎬ持礼也并非是杨廷和个人的主张ꎬ廷和罢后ꎬ议礼的阻力仍然巨大ꎬ说明持礼的主张在当时是舆论主流ꎮ(二)世宗夺回礼制话语权的手段杨廷和致仕ꎬ议礼的最大阻力消失ꎬ世宗以皇权为依托ꎬ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削弱持礼力量ꎬ扶持新兴议礼力量ꎬ迅速推进大礼的进程ꎬ最终夺回礼制话语权ꎮ一是分化儒臣群体ꎬ扶持并依靠新兴议礼官员瓦解杨廷和构建的持礼统一战线ꎮ杨廷和在位期间ꎬ虽然也有官员对大礼持异议ꎬ但人数寥寥ꎬ意见受到压制ꎬ异议官员也遭到打压ꎮ嘉靖三年(１５２４)二月ꎬ礼部尚书汪俊遵诏会文武大臣辩桂萼等之议ꎬ集前后所上之疏称ꎬ 惟进士张璁㊁主事震韬㊁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 ꎬ属世宗阵营ꎬ其他 八十余疏ꎬ二百五十余人 ꎬ皆如部议ꎬ属杨廷和阵营ꎮ[１３](Ｐ９０２)形势对世宗不利ꎬ他将汪俊之疏留中不发ꎬ 亟召桂萼㊁席书㊁张璁㊁霍韬于南京 ꎮ[１３](Ｐ９０２)吏部尚书乔宇等人又提出 于孝宗称皇考ꎬ于兴献帝称本生考 的折衷方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仪之争和思想之争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仪之争和思想之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经济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且思想上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派别和学说。
在这个时期，礼仪之争和思想之争成为了两个重要的潮流，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礼仪之争春秋时期以礼为主，礼制是由贵族掌握和管理的。
到了战国时期，礼制的贵族化趋势更加明显，与此同时，许多中下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这种权力机构化的礼制。
礼仪之争因此出现了。
在礼仪之争中，孔子和荀子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观点。
孔子认为，礼仪主要是为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象征权力。
他提倡“仁德之道”，认为礼仪应该体现人的道德和情感，而不是简单的流程和礼节。
孔子的思想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荀子则认为，礼仪是为了维持统治权力的，而不是为了人际关系和道德。
他认为，礼仪应该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通过仪式来表达权力关系和秩序。
荀子的思想被认为是封建礼制的代表。
二、思想之争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家们开始对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的人生观提出质疑，并开始探索新的思想和理论。
儒家思想代表了封建传统文化，它主张以仁爱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并以孔子为代表。
而道家则主张以自然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认为单纯的生活比复杂的礼节更为重要。
墨家则主张以博爱、公序良俗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推行无差别的博爱和批判性的辩论。
这些思想之争在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但它们却都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三、不同思想背后的不同价值观在这些思想之争中，每一种思想都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孔子的“仁”主张反映了一种人性的关怀和担当，以及一个博爱且崇高的道德标准。
荀子的“礼”主张则反映了一种道德的外在表现与秩序的维持，而道家则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合一，追求自我解脱。
墨家则提出了以公正和公正为基础的价值观，主张批判和辩论。
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戛尔尼访华礼仪之争反映了东西方刚刚接触的两个大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反映了东方
马戛尔尼访华礼仪之争反映了东西方刚刚接触的两个大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反映了东方
题目：
马戛尔尼访华礼仪之争反映了东西方刚刚接触的两个大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反映了东方式的与西方式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矛盾与冲突。
礼仪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利益之争。
选择一项: 对错
答案：对
扩展：
马戛尔尼使华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最后一次依照传统礼仪所进行的一次外交活动。
这次访华发生在乾隆五十八年，也就是1793年，当时的英国刚刚发生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大提高急需拓展市场，寻找新的原料产地。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无疑是当时英国最好的选择，于是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前往中国。
来华后，英国使团向中方提出了在北京建立大使馆，在舟山和天津进行贸易等想法。
但是最终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此次外交失败。
这次外交活动，是东西文明的碰撞，是海洋与大陆，传统与先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选择。
对中国来说，这次外交活动是当时中国融入世界的最好机会，这次外交的失败注定了清政府倒台的结局。
这次外交活动告诉我们，要以开放先进的眼光看待问题，故步自封是很难进步的。
对礼仪之争的文化反思(一)
对礼仪之争的文化反思(一)康熙在位年间，天主教在华传教士由于对中国传统礼仪和天主的译名看法不同而发生争执，导致康熙龙颜大怒，禁止传教，史称“礼仪之争”。
自十七世纪中叶起，由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发展为修会之间的争端，进而演变成清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执，历时一百年（1643-1742）。
礼仪之争起源于传教士内部，起初并不在传教士与中国皇朝之间进行，这是了解礼仪之争的基础。
传教士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文化使者，不是“殖民势力”。
罗马教廷是宗教性机构，不是殖民国家，没有世俗商业利益。
因此礼仪之争论不到“划分殖民势力范围”。
宗教信仰和仪规是信仰者个人和教会内部的事，不是一国君主主权范围内的事。
康熙皇帝越俎代庖，擅断宗教是非，干涉传教自由，恰恰损害了主权形象。
教皇的通谕，只涉及奉教之人，不涉及一般士子和中国行政。
礼仪之争开天辟地第一次把中国宗教礼俗与天主教加以比较。
如果说它触动了中国的纲常名教，那毋宁说是一件好事。
不能以为禁止教徒敬孔祀祖祭天就是反对中国文化。
礼仪之争之后的百年禁教，不应归咎于传教士；禁教毁堂、驱逐教士，是清皇朝排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基督教与旧礼教深刻矛盾的必然结果。
一个进入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害怕窗外透过的风和光。
以为外国传教士不应对中国礼俗评头品足，“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是一种专制作风。
礼仪之争有利于天主教在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中，既融合旧文化，又排除有害迷信，保持信仰纯正，避免“穿西装的玉皇大帝”出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礼仪之争以中国封建皇建的表面胜利而告终。
从此中国不与外国往来一百年。
天主教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其发展也受到很大挫折。
但在中国朝廷的胜利中包含着极大的不幸和悲哀，使闭塞落后的中国更形孤立，积弱积贫日甚一日。
中国更加远离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与发达的文明国家更缺乏共同语言，处在较低的对话层次上。
汉语世界部分学者深受政治意识型态浸润习染，以政治话语论断学术问题，以其居高临下的优势，旁若无人（也确实无人）的气势和气魄，提出不少武断结论，不经证明，缺乏事实根据。
2021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文明的冲突及思考范文1
2021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文明的冲突及思考范文 中国近现代史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理解中国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一定离不开世界的视角和整体思考维度。
在一定程度上讲，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向我们讲述了中国是如何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并在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怎么从一个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又是通过哪些求生之道的探索使我们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仍为实现伟大的中国复兴梦想而奋斗着。
在这一动态的历史发展线索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悟到变化是这段历史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
我们只有用一种动态的、连续的、发展的眼光而非静止的、断裂的、停滞的眼光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及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及角色的转换。
一、骄傲的天朝 中国作为四大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儒家的传统文化更是内容丰盈，一度控制中国思想界数千年之久，至今仍有其历史痕迹。
毋庸置疑，古代的中国和中国的农耕文明，确实有着辉煌、伟大和先进之处，然而正是这种辉煌、伟大、先进，更弥固了中国人优越、骄傲的心态。
“天朝上国、世界中心”，使“天朝”的封建士大夫洋洋自得，安逸地沉醉在自己的迷梦中，如醉如痴，不能醒来。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或根本无法相信除中国以外，还有其他先进的文明国家而非蛮夷之邦的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讲，对除中国以外的世界没有概念，他们生活在天下观中，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世界”、自己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自己的文明、文化是最优越的。
在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下，中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处理对位关系的规则———朝贡制度。
在古代的中国，朝贡制度是清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式和手段。
“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作为东道国通常把对外关系和通商当做一回事。
事实上，中国甚至不承认存在与西方国家的对外关系，而只存在‘夷务’，所谓夷务本质上是贸易的别称。
……在朝贡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传统中，拒绝通商仅仅是摆布夷人的一种手段。
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以为这样能安抚他们和避免军事冲突。
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与中国文化（上）安希孟康熙执政时期，天主教在华的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由于对中国传统"礼仪"的态度不同而发生争执，导致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冲突，史称"礼仪之争"，在法国被称为"中国事件"。
自十七世纪中叶开始，这一思想之争发展为传教方法之争，前后近一百年（1643——1742）。
这一争论包括三部分：（1）"创造主"译名问题；（2）祭孔祀祖问题；（3）康熙与罗马教皇的关系问题。
这一宗教争论本来应当由传教士及教徒自己争论解决，但耶稣会依附于中国皇帝，多次向中国皇帝上进谗言，打小报告，反使皇帝得以以行政手段粗暴干预，使这一争论循不正常途径发展，给中国文化的可悲"胜利"创造了条件。
因而这也是一个文化冲突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遭到正式的严肃质疑。
对于理论争论，中国皇帝还不太适应。
他们感兴趣的是唯我独尊，一言九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吵吵嚷嚷，成何体统？一、概论一种古老文化自身缺乏生命力，也难以治愈自己的痼疾，需要外界力量冲击（如人患病，体内缺乏抵抗力，要外药治疗一样）。
宗教上的愚顽还要靠宗教医治。
对于中国的迷信、个人崇拜和人身依附，基督教实不啻为一破坏性因素。
宗教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向量，基督教对尊孔拜皇帝、祭天祀祖宗等中国儒家等级制度的非难，有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思、重构，然而却遇到强大的皇权和腐朽文化势力的阻挠。
基督教神学对中国旧礼俗的这一次发难，比"五四"要早几个世纪。
这一争论的不幸结局充分表现了中国封建文化堡垒的坚固性及中国人排外自大的民族情绪。
康熙皇帝的介入表明"天朝上国"、"中国文化世界之最"的狭隘、保守、封闭观念。
中国皇帝禁断天主教，并非由于"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的名词解释
礼仪之争的名词解释礼仪之争是指在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关于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争议和辩论。
礼仪，是一种规范行为准则和社交常规，在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礼仪之争则是围绕着这些规范和准则是否适应现代社会的辩论以及如何理解和应用这些规范的争论。
1. 礼仪之争的历史渊源礼仪之争在历史上并非新鲜事。
早在古代，不同文化中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
例如，东方文化所倡导的尊重和谦和，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独立和个人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文明相互影响、交流融合，导致了礼仪观念和实践的多元化。
2. 礼仪之争的现代表现在当代社会，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礼仪之争更加凸显出来。
各种传统和现代礼仪的冲突，社会角色和身份定位的改变，都引发了对礼仪规范的重新思考和争议。
例如，有人主张传统礼仪的保存和弘扬，认为这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一环；然而也有人认为传统礼仪过于拘束，应该为现代社会所适应和改变。
3. 礼仪之争在不同领域的表现礼仪之争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商业领域，企业和个人的职业形象和礼仪行为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在这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文化存在差异，不同的行业和职业也有不同的行为准则。
因此，如何在不同的商业环境中正确理解和应用礼仪，引起了许多商界人士的争论。
在社交媒体的时代，礼仪之争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式。
人们通过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交流和互动，然而由于线上世界与线下社交的差异，很多人对于网络礼仪的界定存在分歧。
个人隐私、网络暴力、虚假信息等问题也成为了网络社交礼仪争议的焦点。
另外，教育领域也是礼仪之争的重要场所。
随着教育模式的改变和学生群体的多样化，传统的校园礼仪规范受到了挑战。
一些人认为传统礼仪教育过于僵化，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考能力；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传统礼仪尊重和传承是提升个体素养的一种方式。
4. 礼仪之争的意义和影响礼仪之争虽然可能会引发矛盾和争议，但也带来了对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的深入思考。
浅谈“大礼议之争” docx
浅谈“大礼议之争”白泽德大礼仪之争，起于正德十六年，止于嘉靖三年，源于明武宗逝后无嗣，只得由堂弟朱厚熜入继大统，进而引出一场关于皇考，皇伯考的争论，最终以左顺门事件代表着嘉靖的胜利而画上句号。
大礼仪事件，既是礼仪之争，也是一场政治斗争。
既是一场争斗，那便有不同的立场。
在这场争斗中，大臣大致分为三派：以杨廷和为首的反对派，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和以费宏为代表的平和派（中间派）。
而嘉靖，一位16岁少年，这场争论的发动者，作为议礼派的坚定支持者，或应说张璁是嘉靖的坚定支持者更为妥当。
这是一场礼仪之争。
说大其大，“国有大事，唯祀与戎”，一套繁琐而又庄严的祭祀礼仪，关乎祖宗之法，关乎君主昏贤，关乎多少臣子心中理念，甚至于关乎天下苍生福祸。
说小其小，这只是一位16岁少年不愿认他人为父，不愿见在世的母亲时却要自称为皇侄的合理争论。
然而，规矩早已定下，改变时，从来都不会那么容易。
因为，人类，最害怕矛盾，当脑中的固化理念与现实冲突时，人就会不安，就会恐惧，就会要寻找平衡。
然而，祖宗之法之所以足畏，祖宗之法是旧物，是脑子中已形成的理念，甚至已成为了自己是现在的自己的基础，不尊祖宗之法，即意味着对自己的毁弃；于此上升一个层次，祖宗之法之所以足畏，祖宗之法是旧物，象征着先贤，象征着祖先，更改祖宗之法，即意味对他们的不尊重。
对此，王安石的“三不足”应值得推崇，尤其是在礼仪这方面。
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正德旧臣与新帝嘉靖之争，是文官集团与皇权之争。
当其为政治斗争之时，便不能就事件本身谁对谁错的角度去看。
朱厚熜的皇帝是从天上砸下来的，自南方而来，在诺大的朝廷之中，孤单一人，要想掌控朝廷，施政做事，势必要寻一些“亲近”自己，支持自己的朝臣。
可以看到，大礼议初期，反对派力量强大。
历经成化、弘治、正德的风风雨雨，60多岁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多次封还嘉靖御批，有些轻视刚刚上位的小皇帝。
聚集在杨廷和身边的朝臣大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朝臣大有“劝谏皇帝”成功而“自豪”的心态。
礼仪之争
17世纪中叶，法兰西崛起欧洲，与各国互争雌雄。罗马教廷也欲借助法国势力，消弱葡萄牙独霸东方传教的地位。1658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委派法国耶稣会教士巴流和另一教士兰贝尔特为专使，东来督察安南教务，并管理中国长江以南数处教会事业。1660年，又派一名叫吉突兰的教士为专使。督察南京教务，并管理朝鲜及中国北部数处教会事务，以扩大教廷的监督权。但是葡萄牙人坚决反对教廷专使插手中国教务，双方矛盾发展。1690年，教廷为了缓和矛盾，在中国境内划出南京、北京、澳门三大主教区，归葡人管理。而葡人竟将中国各省尽数划归三大教区之内，致使教廷派来的专使、主教无插足之地。对此，教廷深为不满。1699年，教廷派出大批传教士为特使、主教来华，并明令葡人缩小其教区，而另辟八个主教区，归教廷直接管辖。每一教区由教廷派遣一副主教，负责巡查监督中国教会。为防止在华教士反对，教廷又专门发下通知说，必须服从教廷所派主教的管理，教中仪式亦须遵守教廷颁布的命令执行。通过派遣专使、主教，教廷在东方布道事业中的统治权日渐增强。
礼仪之争的原因与结果
礼仪之争的原因与结果
礼仪之争的原因与结果
一、礼仪之争的原因
1、日益增多的宗教派系
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宗教派系，如佛教、道教等，他们都对礼仪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引发了许多争执，甚至可以说是礼仪之争的源头。
2、不同宗族地域的习俗
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民族和地域，他们的习俗非常不同，尤其是礼仪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礼仪，习俗不同容易出现礼仪之争。
3、政治竞争
随着政治争斗的加剧，许多政治家为了政治利益和社会形象，都在不断改变和制定礼仪准则，以保持自己的影响力，引发了一系列的礼仪之争。
二、礼仪之争的结果
1、礼仪变得更多元
因为礼仪之争，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派系的礼仪都交汇在一起，使得礼仪变得更加多元化，不仅满足不同民族的需求，还有利于促进礼仪的演变。
2、礼仪变得更加科学
礼仪之争也促进了礼仪准则的不断完善，政府经过调查研究，最
终确定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礼仪准则，使礼仪变得更加科学。
3、礼仪文化的发展
礼仪之争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礼仪文化正在不断发展，今天的中国礼仪已经是一种深厚的文化和文明，多元文化的交融及和谐的发展，正给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
历史趣谈中国礼仪之争出现的原因 中国礼仪之争影响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中国礼仪之争出现的原因中国礼仪之争影响
导语：中国礼仪之争，指是的17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间期间，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而展开的争议。
据说直到1939年，罗马教
中国礼仪之争，指是的17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间期间，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而展开的争议。
据说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消了关于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从历史上的角度来说，中国礼仪之争可以说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那么中国礼仪之争发生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早在1582年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以及利玛窦一同来到了肇庆，从而为近代天主教步入中国拉开了序幕。
于1644年的时候，当时正直清兵入关，那个时候的天主教已经不如中国有62年的时间，并且期间，传教士汤若望在他人的协助下编制一套历法，获得了清朝朝廷的信任，在此之后天主教开始一迅猛的脚步在中国发展。
同年的时期，就耶稣会住院就有38所，其中耶稣会士来华的人数也累计到了82人，关于全国的教堂也已经将近156座，教徒约达245000人之多。
一年之后，杨光先发表了一文《辟缪论》，并在文中大力批评传教士汤若望的历法不准。
再加上朝廷大臣鳌拜不满汉人以及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将汤若望收押狱中，天主教在华发展直挫，史称“历狱”。
康熙执政后，将大臣鳌拜打败，重新开始重用外邦人。
对于这一时期来说，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
在1692年的时候，康熙还曾下过一道容教令，这一密旨则标志着传教士的势力攀上高峰。
中国礼仪之争原因
生活常识分享。
浅谈中国礼仪之争原因
浅谈中国礼仪之争原因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争论和纷争，涉及到中国人的礼仪行为。
那么，这些争议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中国是一个多元的国家，具有众多的民族和地域特色。
各地区和民族的礼仪习惯也有所不同。
由于地域的差异，人们对于礼仪的理解和实施也会不同。
在中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的背景下，争议即使不可避免的。
例如，一些地区流行的礼仪在其他地区可能被看作是不礼貌或无礼的行为。
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争论和争执。
此外，社会的进步和变迁也带来了新的礼仪问题。
例如，近年来大学宿舍内禁止使用拖鞋的规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能够提高宿舍整洁度和卫生水平；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限制个人自由和过于强调规范，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生活需求和个人习惯。
这种新的社会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往往会引发不同观点的冲突。
最后，全球化的进程也给中国的礼仪文化带来了新的挑战。
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中国人的行为常常会受到外界的评价和影响。
一些西方礼仪的传入，也引发了一些人对于传统礼仪的怀疑和质疑。
一方面，一些人认为西方礼仪更加简洁、实用，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西方礼仪模式不适应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应该坚持传统的礼仪准则。
综上所述，中国礼仪之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地域差异、社会变迁、新的社会规范和全球化影响等。
这些争议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多样性和变化。
在面对礼仪之争时，我们应该尊重、包容不同的观点，努力找到统一和和谐的解决方式，同时也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化思考
“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化思考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礼仪之争”成为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失去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增长了“功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观念。
面对这种趋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礼仪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礼仪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寓意在于尊重人、善待人、关爱人、敬重社会规范和文明习俗。
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礼仪文化，孝道、慈悲、尊老爱幼等等价观就会崩溃。
而礼仪之争的背后是一些人在追逐个人的利益和权力，自私自利的表现。
这种“功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当今社会的主要问题，它在许多方面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标准。
这也是中国制度问题的原因之一，制度问题的纠正需要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行为。
我们需要明确，礼仪是一种传统文化，但它也可以与时俱进。
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我们需要保持、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礼仪文化的恢复和推广，不仅需要政府和官员的行动，在社会各个层面，必须有人愿意成为倡导者，加强社会群体的自我规范和约束。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礼仪不仅仅是企业管理和礼仪培训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民问题，一个文明和素质问题。
在个人行为中，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工作场所，都应该加强对礼仪的教育和宣传。
重视礼仪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能单凭个人，需要集体努力。
总的来说，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礼仪之争是一个可以成为警醒人们挖掘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机会。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应该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传统文化，并将其融入现代生活中。
这样不仅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增加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也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建立起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利于我们的长远发展。
礼仪之争名词解释
礼仪之争名词解释礼仪之争是指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礼仪规范的不同理解和态度之间的争论。
礼仪是一种文化现象,指的是人们在交际、商务、社交等方面的行为规范,旨在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和沟通的顺畅。
然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礼仪的理解和规范可能存在差异,导致礼仪之争的出现。
礼仪之争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 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礼仪的理解和规范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和独立,而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和谐。
因此,在西方文化中,礼仪可能更多地强调个人表现和自我实现,而在东方文化中,礼仪可能更多地强调集体和谐和人际关系。
2. 社交场合的不同:不同的社交场合对于礼仪的理解和规范也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在商务场合中,礼仪可能更多地强调商业机密和诚信,而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礼仪可能更多地强调尊重和关爱。
3. 社会规范的不同:不同的社会规范对于礼仪的理解和规范也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在一些社会中,可能更注重个人自由和个性,而在一些社会中,可能更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
因此,在不同的社会规范下,礼仪的理解和规范也可能存在不同。
4. 价值观念的不同:不同的价值观念对于礼仪的理解和规范也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在一些社会中,可能更注重个人成就和自我实现,而在另一些社会中,可能更注重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
因此,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下,礼仪的理解和规范也可能存在不同。
礼仪之争的出现,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礼仪规范的不同理解和态度之间的冲突。
解决礼仪之争的方法,可以通过跨文化交流和沟通,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礼仪规范的差异,并寻找共同点,以达成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
此外,还可以通过社会规范的改革,倡导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价值观,以减少礼仪之争的发生。
艾田蒲看“中国礼仪之争”
/dbzp_?id=20&aid=73艾田蒲看“中国礼仪之争”叶潇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将内涵深厚的中国文化全面系统地介绍到西方世界，欧洲人为之动容。
中国人也得以在古旧的文明中，输入了欧洲文化的新鲜血液。
对文化“他者”的认识，历来都是认清自我、突破束缚、谋求发展的重要助力。
然而，“中国礼仪之争”（历史上称为“La Grande Affaire de la Chine”[1]，或“L'Affaire des Cultes”[2]，现代多称“La Querelle des Rites”）的爆发却封锁了这条文化航道。
简而言之，“中国礼仪之争”是众口嚣嚣达数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文化大冲撞：来华传教士们就祭天祀祖等中国礼仪是否有迷信（Superstitions）与“偶像崇拜”（Idolatries）成分、能否与基督教教义并行不悖问题争执不休。
本想息事宁人的罗马教廷不得不大费尽周折，为中国礼仪问题定性。
欧洲人就中国礼仪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极大动摇了欧洲封建神权的绝对权威，焦头烂额的罗马教廷最终宣判中国礼仪属于迷信、禁止通融。
此举导致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没落，也促成了文化桥梁耶稣会的毁灭。
“中国礼仪之争”事件是研究文化对话与文化冲突的极佳文本，其学术价值难以衡量。
欧洲启蒙大师与历代哲学巨人们多涉及过相关论题。
博大精深的“中国礼仪之争”是个极其罕见的经典学术课题，它跨文化、跨学科、多个世纪以来备受西方学界与亚洲学界瞩目。
无论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史、汉学史与欧洲哲学史，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中国礼仪之争”。
该课题也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以及当今国际学界的热门话题，其参考文献极大丰富：东西方原始文献汗牛充栋，中外学者在历史、哲学、宗教学、比较文学、汉学、宗教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等众多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数以千记。
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中国礼仪之争”研究，大体上可划分为欧洲汉学家、美国神学家与中国史学家三大板块。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浅析礼仪之争背后修会间的冲突论文作者：王晶晶指导老师：田冬题目：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浅析礼仪之争背后修会间的冲突专业：教会历史方向：中国教会史学生：王晶晶学号：11-3008入学日期：2011.09导师签字：年月日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已公开发表或者没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内容。
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学位论文原创作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声明人：日期：年月日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说明本人完全了解燕京神学院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如下各项内容：1.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2.学校有权保存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采用影印、缩印、扫描、数字化或其他手段保存论文；3.学校有权提供目录检索以及提供本学位论文全文或者部分的阅览服务；4.学校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者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5.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学校可以适当复制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于学术活动。
授权人：日期：年月日内容摘要王晶晶内容摘要礼仪之争，现在学者一般将这次事件分狭义和广义两种来讨论。
狭义是指17-18世纪在华传教士因对待对于中国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宗教性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以康熙皇帝禁教结束。
广义上说，这场争论缘起于明朝天主教耶稣会入华之初，结束于1939年罗马主教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1939～1958年在位）宣布废除对中国礼仪的禁令。
这场争论开启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次思想大碰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国内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在1998年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一书出版之前多以论文形式出现，因此论述不够详尽。
近年随着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中国化的提倡，有不少人再次关注这一话题，但还是较多注重文化方面或个别人物的梳理，对于权力、利益等问题探讨较少。
本文基于国内外礼仪之争的相关资料，对礼仪之争及引起礼仪之争的原因，主要从权力、利益冲突引起的争论进行分析、论证，特别是修会间权利之争这一方面探讨引发礼仪之争原因。
从而总结出这些因素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希望并期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使人们加深对明清时期礼仪之争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意义，及了解权利、利益之争在教会发展中的破坏力量。
本文拟以从以下四方面来论述：第一部分简介礼仪之争的起因及结果。
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概述引发礼仪之争的原因、发展及结果。
从而对礼仪之争这个事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于探讨修会间的权利之争对该事件的影响。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耶稣会的创建与在华的发展。
因为本文主要针对的是耶稣会与其他修会之间因权利之,只有对耶稣会的传教理念及在华的情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才能展开讨论与其他修会的争论点。
第三部分探讨耶稣会与其他修会间的冲突和结果。
通过对各修会与耶稣会矛盾点的分析，进而尝试性的得出，引发礼仪之争不断夸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修会间的权利、利益冲突。
第四部分主要简述的冲突对礼仪之争的影响。
因为分析他们之间的冲突的目的就是要看其对礼仪之争的影响。
因此才能使现今教会中人能够以史为鉴，看到整体完美局势，也许就是因着像蚁穴一样这样小的不足而毁于一旦。
【关键词】：礼仪之争耶稣会目录王晶晶目录引言 (1)一、礼仪之争起因及结果 (2)1．引发礼仪之争的背景 (2)2．礼仪之争的发展过程 (3)3．争论的结果 (4)二、耶稣会的创建及在华情况 (6)1．耶稣会的建立及发展 (6)2．耶稣会的组织模式及在东方发展 (6)三、耶稣会士与其他修会间的冲突及对礼仪之争的影响 (8)1、耶稣会士与托钵修会 (8)2．耶稣会士与外方传教会 (11)3.耶稣会士与詹森教徒 (14)四、冲突对礼仪之争的影响 (17)结语 (18)参考书目 (19)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浅析礼仪之争背后的修会间的冲突引言一般将基督教入华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是唐朝的景教(Nestorianism)，第二次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明清的天主教1。
其中以第三次意义最大，它打开了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也使得西方了解了中国，是中西交流与对话的真正开始。
而且因着利玛窦（Mathew Ricc i，1552－1610年)适应性传道策略及礼仪之争为自己辩护的需要，耶稣会士曾大量出版和翻译中国著作，因此还引发了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像莱布尼兹、伏尔泰、沃尔夫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就主动介入中国文化研究。
礼仪之争也引发中国学者从儒家是宗教还是伦理的思考，深入到如何认识儒家的宗教性的话语，而且至今学术界还在讨论。
但第三次传入简单说还是以失败告终。
因在传播过程中爆发了礼仪之争，清廷见教廷屡次就中国礼仪问题做出决议，而且站在清廷的立场上看谕令是不利的，于是决定禁教，而教廷鉴于各种分歧长此不己，实非教会之福，忍痛发布禁谕，结束了利玛窦开启的友好局面。
结果使得基督教200多年努力劝化的30万教友，夭折一半；结束了康熙皇帝对传教士殷勤劳动的钦佩之感；同时，给中国百姓,尤其是上层人物留下一种:“非我族其心必异”、“忘本”、“洋教”等极坏的印象，且以后的多起教难皆直接或间接源于此，加上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更是难改，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基督教是洋教。
本文主要从近百年的争论过程，看因何导致引发礼仪之争，而使得基督教在华再次出现如此悲剧，但因为篇幅有限，本文主要针对耶稣会与其他修会之间的权利之争来讨论引发礼仪之争的原因。
1陈恒：《基督教入华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一册，第93页。
原为作者于1927年左右的讲演记录，见《陈恒学术论文集》。
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机会，有可能接受有组织的基督教：一次是8世纪叙利亚景教徒来到时；以此是13世纪方济各会的大主教孟德高维诺来北京时；还有一次是17世纪耶稣会士代表团来临时；最后是19世纪新教徒的使者来中国设立医院病翻译科技书籍。
见《基督教与亚洲文化》，载《四海之内》，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3页。
一、礼仪之争起因及结果1．引发礼仪之争的背景16世纪的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本主义逐渐建立，民族国家开始萌芽。
随着国家的强盛，带来了文明的昌盛和科学发展。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促使西方许多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2。
而当时的中国正是明清政治动荡多难的交替之际。
其实这对天主教传入来说也是一个契机，因为满清政府希望有些文化冲淡汉明朝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已经积淀了两千年之久。
方济各·杀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可算是第一个踏上中国国土的耶稣会传教士。
他是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传教时，看到日本“汉唐遗风”的景貌风物，从而产生了由此即彼的意愿。
确切的说沙勿略来的是广州台山县正南上川岛，由于来岛上的人没有敢把他带去广州，后因患热病，逝世于此3。
1578年，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1538—1606)在视察印度恒河流域工作后，在去往日本的途中滞留在澳门，再次点燃向中国传教的热情。
期间他改变了以往在印度纯粹基督化的传教策略4。
受范礼安的传教策略的影响及真正踏上中国土地的认识，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深刻体会到，要想使外来的意识形态即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肌肤里沉淀、生根、发芽，必须理解中国的文化和各阶层的社会心态，必须强调基督教与儒学的共同点，并辅之于西方科学知识才可。
因中国无论是从社会制度还是民族思想，都具有排外性，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5，而利玛窦又深知自己到来的思想体系，与中国的思想是完全相背的，且能够动摇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结构，会引起崇尚权威和正统思想的中国人误会和猜忌，并明白当一个民族没有形成新的信仰之前而动摇原有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会遇到重大的危险6。
其实他也真诚的认为：“儒家这一教2刘明翰：《世界通史》（中世纪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452—532页。
3【法】埃德蒙·帕里斯（Edmund Paris）：《耶稣会士秘史》，张茄萍、勾永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7—58页；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4利玛窦（Mattew Ricc）等：《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第142页；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5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第13页。
6顾卫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
”7可以说，他把儒家思想看成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哲学而非宗教。
因此，他尽量在儒学和天主教教义之间寻找共通性，尽力使天主教的礼仪适应中国社会的习惯，来阐述基督教思想。
2．礼仪之争的发展过程利玛窦开始改穿儒服，对造物主以“天主”（《史记·封禅书》），“上帝”（《诗经·大雅·大明》）及宋明理学的“天”来译8。
对于祭祖，利玛窦认为这是中国人对祖先表示孝敬。
祭孔，本质上也不是宗教崇拜，孔子仅是中国社会原则的象征，仅是对“至圣先师”的崇敬之情。
并且走上层传教路线，因他认为只有知识分子信了基督，才能使得广大民众改变思想方向9。
利玛窦的这些理念在之后来华的传教士都很好的付诸实施，到1670年全国各地有信徒273780人。
但这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经历了明末沈榷10和清初的杨光先11两次排教运动。
最主要的是这种“力效华风”和“融合儒家之道”的传教策略引发了礼仪之争。
耶稣会在华继任会长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走与利玛窦完全不同的传教路线，他公开走向社会，为平民施洗，求入教者捣毁牌位，不得祭祖。
他还公开反对“天”和“上帝”的称呼，并于1610-1621期间，多次著文并递交给在澳门的耶稣会视察员，请求禁止使用“天”、“上帝”等字指称造物主，主张一律使用拉丁文音译。
经过罗马一些神学家的讨论，结果赞成利玛窦的7利玛窦等：《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