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融合形势下如何审视归化和异化翻译

国际文化融合形势下如何审视归化和异化翻译[摘要]:归化和异化是当前翻译理论研究中两个核心的概念。

从翻译方法论
的发展以及国际文化融合潮流来分析,异化翻译是大势所趋,但同时归化翻译也是必要的。

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要根据原语内容和翻译目的掌握好翻译尺度,在归化和异化之间求得最佳平衡点。

[关键词]:归化翻译异化翻译文化融合
一、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历史回顾
西方关于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Cicero, Horace和St. Jerome等人所论及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字译,即直译的雏形)和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意译)。

18~19世纪,德国著名翻译家Schleiermacher曾说:“译则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

20世纪70年代,当文论和文学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时,归化和异化之争取代了直译和意译之争。

在当代国际翻译论坛,引起归化和异化之争的人应该是Nida,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描述这对翻译策略的是以色列学者Even-Zohar,美籍意大利学者Venuti把归化和异化翻译的争论推向了高潮。

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的主张和讨论,在中国也有其历史渊源。

最初的归化和异化之争主要是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在中国近现代,“质”译和“文”译为“直译”和“意译”所取代,以鲁迅为首的一批左翼学者主张直译,以梁实秋为首的一批右翼学者主张意译。

鲁迅在当时就已经明确地提出归化和异化的问题,“动笔之前,就先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鲁迅所谓的洋气,正是我们现在谈的“异化”。

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和钱钟书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分别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译标准。

继而我国译界出现了两大派:一是以傅雷、杨绛等译家为代表的“神似派”,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一是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的“存形求神派”。

严复的翻译主张“信、达、雅”也是力求形神兼备。

二、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发展趋势
文化之间的相通性是归化翻译存在的依据,归化翻译比较符合本民族的审美和文化习惯,归化的翻译大多语言精湛,语句流畅,具有可读性。

但事实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世界往往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和描述方式,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又有着各
自独特的经历,所有这些都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的积淀至语言文化的深层,从而成为语言中的“隐含知识”,但它们对于国外读者来说,就构成了“文化缺省”。

简单的未经加工的异化手段往往难以解决“文化缺省”的难题。

如果在翻译中仅对这一现象进行语言表层的异化转换,则易陷入“虽译似不译”的困境,无法形成有效沟通。

例如: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 (约翰是可靠的,他既忠诚又守规矩)。

英语中的“eat no fish”和“plays the game”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英国历史上,宗教和政治斗争一直很激烈,保守的天主教徒只在周五吃鱼,但新教徒为了表示他们对新教和新政府的忠诚而拒绝遵守这一规定,因此“eat no fish”即为忠诚之意。

同样地,“play the game”从“fair play(公平比赛)”中衍生而来,意思是“守规矩”。

在这样的例子中,如果异化翻译,则让人不知所云,归化翻译虽然难以传达原语中丰富的文化渊源,却能发挥译语优势,使译文更贴近读者,忠实地传达了原意,是形离神合的佳译,成功地完成了交际使命。

其他的例子还有:It rains cats and dogs.(大雨滂沱)。

Do you see any green in my eye?(你以为我是好欺骗的吗?)
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如果按译语的文化规范“归化”作品,译文尽管通顺透明,但很多文化信息却“失真”了。

过度的归化往往使原作丧失其本来的面目,形成了对文化的阻隔。

这种用异语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原语文化有时候被认为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行为,已开始引起人们的反思。

异化产生的译文无疑有助于缩小文化间的差距,起到展示民族文化特征、拓展读者视野,加速文化融合的作用。

这种异化翻译思潮更强调对原作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体现的尊重,主张揭示译语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差异。

尽管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些表达在译语中没有直接对等,但它的意思在译语的上下文中会自然明了,翻译时可以直接将其异化。

例如,英语成语“as timid as a hare”,以前往往被归化为“胆小如鼠”,但如果直接用异化策略译为“胆小如兔”,不仅不影响意思传达,而且更能使中文读者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思维和习俗。

这样的异化翻译不仅保留了异国文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译语自身的语言文化。

例如,下面这些异化表达都已经被我们广为接纳和使用了:crocodile’s tears(鳄鱼的眼泪),sour grapes(酸葡萄),ivory tower(象牙塔)等等。

这些富有鲜明的民族形象和文化色彩的例子已融合为汉语文化的一部分,几乎看不出移植的痕迹。

其次,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移植少不了变通和补偿等手段,因此,直译加注或直译加增补法比任何时候都使用得频繁。

总之,合理的异化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它首先是尊重外国文化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如实地反映国外文化。

各国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展和深入也为异化翻译创造了客观条件,打开了读者的接受空间。

事实上,异化翻译的被接受程度和文化交往的广度、深度是成正比的。

其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异化翻译认识、理解和吸收外国文化,也将大大丰富本国的文化财富。

文化渗透与融合的国际化形势决定了异化将成为翻译的必然趋势。

从历史上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一直没有中断过。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的渠道日益多样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提高,文化融合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实践活动,也必将顺应这种文化融合的潮流。

如:几十年前对中国人尚属陌生的“汉堡包”、“可口可乐”等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许多富有表现力的外国
词语已进入汉语,如:“武装到牙齿”、“穿梭外交”“歇斯底里”等。

三、结语
译文异化是必然趋势,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保存异域情趣,拓宽读者视野,是文化融合交流的需要;译文归化是必要手段,它能打破原文形式上的禁锢,在异化不能准确达意的情况下转达原文精神,更贴近于读者。

翻译工作者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其翻译任务是加强中外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而不是扩大文化差异。

好的译者应在异化和归化之间找到最佳平衡,做出某种合理的折中,扩展读者的接受异域文化的空间,从而更好地发挥它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修订本[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陈丽莉.翻译的归化和异化[J].中国科技翻译,1999,(2).
[3]陆莺.论异化翻译的最优化[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5).
[4]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5]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C].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6]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5).
[7]许崇信.文化交流与翻译[J].外国语,1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