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中国社会转变城乡中国(上)的社会观察
中国社会转变城乡中国（上）的社会观察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纷纷涌入城市，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在这个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城乡的转变进行观察和思考。
一、城乡人口转变城乡转变的首要表现就是人口的变化。
以往，农民多以务农为生，生活在农村，而城市则集中了大量的工商业人口。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城打工，农村人口流失速度加快，城市人口逐渐增加。
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涌入。
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和服务业的主力军。
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然而，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城市基础设施短缺、住房问题、教育医疗资源不足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二、农村发展的现状虽然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农民进城，但农村的发展仍面临挑战。
农村人口减少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政府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流通渠道的改善力度，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同时，政府还鼓励农村发展乡村旅游、特色农业等新兴产业，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
三、城乡融合的进展城乡融合是社会转变的必然趋势。
城乡之间的差距不再是刻意强调的对立面，取而代之的是相互依存和互利共赢的关系。
城市负责提供就业机会和各种服务，农村则为城市提供食品和劳动力。
在城乡发展融合的进程中，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是关键。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了城乡教育的差距，城市学校普遍较好的教育资源吸引了大量农村家庭将孩子送到城市求学，而农村学校却面临着人才流失和师资不足的问题。
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支持，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同样，医疗卫生资源的不均衡也是城乡融合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城市医院设备先进、医疗水平高，而农村医疗条件相对较差。
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提升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四、农民工问题及解决方案农民工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但他们也面临诸多问题。
2023-2024学年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三上学期期末教学质量检测语文试卷
2023-2024学年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三上学期期末教学质量检测语文试卷1. 按要求填空。
（1）固知一死生为虚诞，____________。
【_______（作者）《兰亭集序》】（2）_______________，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阿房宫赋》）（3）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我们青年担负着国家兴盛的重任，应以《论语·泰伯》中曾子所说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来自勉。
2. 按要求作答。
(1)将下列编号的语句依次填入语段空白处，语意连贯的一项是（）。
传承二十四节气可以对美丽乡村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过熟悉二十四节气，生活在都市的人们能够了解乡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
①乡村的和谐依然要与工业化进程并行不悖②乡村依然会是中国社会的最大板块③城市不能离开乡村④二十四节气时刻提醒人们⑤不管工业化的程度有多高A．②⑤④①③B．⑤②①④③C．①②④⑤③D．④⑤②③①(2)学校戏曲社邀请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袁芬教授做一个讲座，以下邀请函有一处画线部分语言表达不得体，请找出并修改。
邀请函尊敬的袁教授：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感受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校拟开展各项戏曲活动。
袁老师您在昆曲表演方面【A】名满天下，是昆曲界的【B】泰山北斗，我校师生对您【C】仰慕已久，特邀请您于 12 月 18 日在学校演讲厅举办“戏曲与当代生活”的专题讲座。
我们【D】虚位以待您的莅临！XX 中学戏曲社2023 年 12 月 14 日表达不得体的一项是( )，修改为：_______________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①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农村的确“衰败”了，但这却不见得是坏事。
②这种“衰败”，最首要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祖祖辈辈以来作为唯一谋生手段的农业劳动。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农命运：理论、现实与未来
中国有着深厚的小农传统，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受马克思小农理论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曾一度彻底改造了分散的传统小农，但随之而来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以及农业衰退的严重后果很快便破灭了农业大生产的梦想。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最为稳定的制度安排，农业发展再度回到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小农生产。
几十年来，农业经营主体虽已有很大变化，但小农模式仍然是当下农村的主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农”问题成为显学，如何解决城乡、工农之间的差距，实现“三农”的现代化是政学两界共同关注的迫切问题。
自2004年始，中央连续16年出台“三农”一号文件，通过“反哺”政策以及新农村建设等措施，农村面貌虽有所改善，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转型中的小农之困仍存诸多挑战，关于小农地位及其前途仍然缺乏全局性的战略安排。
这一点在现今的农业政策中也有体现，党的十九大一方面承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期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另一方面又提出把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而在这之前，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有序流转，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也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
在肯定小农户的同时，又鼓励土地的适度集中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养，既要给予数量众多的小农必要的支持，又要在此基础上推动农业的现代转型，这种局面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小农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居于何种地位？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从实际出发，如何才能实现小农与现代化转型的有机统一？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出发，首先从理论层面讨论小农现代命运的经典论争，然后由理论而及现实，讨论当下中国小农的现状和特点，最后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对小农的未来出路作出前瞻性的预测与政策性讨论。
一、理论：围绕小农现代命运的经典论争在围绕“现代化”的诸多讨论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代表的方向及各自延伸出的相关问题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摘 要：关于小农的现代命运问题，理论界存在“小农衰亡论”和“小农合理论”两大论争，这两种认识都不足以完全回答中国小农发展的现实状况。
从《乡土中国》看中国农村变迁
从《乡土中国》看中国农村社会变迁T01014115 新闻汪洁“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乡土中国》开篇第一句话。
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传承，使得乡土性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部分。
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国人大多还是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都是乡土性的表现。
费孝通在这本书中对我国的乡土社会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描述，相信很多读者在读完此书之后都会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感，而后微微一笑。
有人评论说：真本书虽然是社会学入门级读物，却有着身后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乡土浓浓的气息，没有了让人望而却步的拗口难懂的理论术语，读后却有万条万缕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感。
《乡土中国》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独到之处，正是在于研究者深刻的体验到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本质不同，从而使用了本土化的研究手法和研究眼光，在各个层面用不同学科的认知手段解析传统的中国社会，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的社会图景。
对一个社会的深刻体察，使得作者对于这个社会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对文化的透析式的微观解剖和宏观把握，更使得对这个社会独特的结构和运行有了更精妙的总结。
费孝通先生正是发挥了自己这种多学科交叉的思想，让《乡土中国》带有了更多的学术内涵和意义，赋予这本著作更多的文化情结。
难能可贵的是，学术在《乡土中国》里摆脱了贵族的角色，真正实现了平民化和大众化，真正让大多数人得到了教育。
正如，费孝通先生自己所讲的“我认识到我有义务经常把我的观点让广大群众知道，使他们受到教益”阅读本书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差序格局”，这个概念也是本书作者的一大创举，被认为是对中国人伦关系的一个精妙的概括，在学界上很有影响力。
在提出这个概念以前，费老在书汇总举例，将中西方的社会类型作了很形象的对比。
他将西洋社会的类型称为团体格局：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就像一捆捆扎起来的木柴；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就如同一颗石子砸到水上荡起的一圈圈水纹，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作者把社会关系的这种一轮轮波纹之间的差序称为人伦，中国人讲究人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讲的是一种差等关系，这种差等关系各自有它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同时也符合了儒家“推己及人”的思想：以“己”为中心。
210988720_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脉络及趋势展望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1]当前，国内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对城乡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是关于城乡关系的学理分析。
城乡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是在一定条件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城乡各领域的集中体现[2]。
城乡关系可以理解为依托人的实践活动维系起来的城市与乡村两个客观实体之间的关系[3]。
从深层次来看，城乡关系反映了某一国家发展水平的二元结构问题，也就是现代化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发展的问题[4]。
在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关系强调的是如何有效处理不同阶层或空间领域人的关系[5]。
二是关于城乡关系的方法论探究。
当下，对城乡关联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是学者们研究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有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国内某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进行了评估[6]。
有学者采用综合指数法对所选地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测度与分类[7]。
还有学者在“双向运动”理论基础上，探索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内部运动规律，以便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撑[8]。
三是关于城乡发展的中国方位。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城乡关系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城乡融合发展阶段[9]。
城乡融合发展把城市和乡村看作两个平等的发展主体，以促进两者在要素配置、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公共服务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最终推动城乡共同富裕[10]。
就具体路径来说，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并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多管齐下，让农业、农村、农民充分享受现代化发展成果[11]。
四是关于城乡发展的国际经验。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发展都市农业、生态农业的方式来强化城乡产业联系[12]。
有学者通过介绍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乡村转型发展历史，希冀从中汲取好的做法以推动中国乡村振兴[13]。
2024年“三农”工作考点集锦
2024年“三农”工作考点集锦展望下一次省考国考的同学们，必须要关注一个重要内容——2024年“三农”工作的考点集锦。
关于“三农”的最新报道，出现在新华网的头条上，并且此次领导人广西考察又一次强调了要“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所以说这个话题一定是国考省考事业编等系列考试的高频考点。
下面结合官方媒体报道，来进行详细阐述和解析。
大家赶紧收藏加关注，来深入学习此类题型的思维逻辑。
备考的同学，想学习逐字稿的，可发消息来拿。
首先，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何为“三农”？“三农”问题是指的与农业、农村、农民有关的问题，而“三农工作”中指的三大任务，分别是增加农民收入、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其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途径。
紧紧围绕“三农”中心工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来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下面我们分别来分析一下这三个方面：“农业”具体指的是粮食问题和农业的产业化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由此可见，粮食问题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农村”是指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其中包含人才的流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治安问题等。
“农民”是主要指的是农民的增收。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温饱已经解决了，可还要注重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需求的整体提升等。
其次，我们就明年的“三农”工作分别解析考点：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做好明年的“三农”工作要把握那些方面？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做好明年“三农”工作，要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发力点”、深挖农民增收的“增长点”、聚焦农村改革创新的“突破点”、找准乡村全面振兴的“切入点”、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点”上久久为功，以此来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进一步有力有效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接下来，就这几个点分别解析：1.抓好粮食生产的“发力点”粮食生产作为百姓“粮袋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作者：来源：《记者观察》2017年第09期编者按：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
中国的人口十几亿，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
城乡中国深刻的分野，促使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写出他著名的《乡土中国》。
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可是城乡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甚至鸿沟越来越大，导致中国发展中的大多数重点难点，都在农村，都在城乡之间。
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中指出，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因此，近年来关于城镇化的讨论始终不绝于耳，成为政府、大众、舆论、专家学者热议的焦点问题。
多年来，周其仁教授及其同人陆续以实地调研的形式，深入调查了中国很多地方城乡的情况，在《城乡中国》一书中，将城乡之间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后果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娓娓道来，试图增加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认识，找出沸沸扬扬的城镇化改革的症结，消除城乡之间的巨大分隔。
也期望让更多的读者通过《城乡中国》了解和思考今日的中国和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和触发点。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刚刚面世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当不足10%。
到了1980年代，我们读到它的重版时，城镇化率不过20%。
那时耳熟能详的中国国情，翻来覆去就是“10亿人口、8亿农民”。
不过，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化指数却已经相当可观，由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颇有特征意义的组合——“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
这也激发了我们的最初思考。
问题在于城乡隔离。
那是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把城乡之间的各个大门都关得严严实实。
举凡粮食、农副产品、农村劳力，进城的路线皆不自由通畅。
“市场”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计划”则成为社会主义的唯一表征。
结果就是严重束缚普通人的经济自由。
最为要害的，是不准人们对较高的收入机会作出自发的反应。
随着普遍的权利受限，“身份”就越来越有意义。
在资源发生争用的场合，或者收入机会显现的当口，“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答案可就有了决定性。
“城乡中国”正在取代“乡土中国”资料整理
“城乡中国”正在取代“乡土中国”摘要未来村庄的分化加剧，村落的活化与衰落并存。
相当部分村庄由于农二代的归宿去村化趋向以及农三代的完全城市化，会使多数村庄进一步衰落。
还有一类村庄会在新的城乡关系中复活甚至兴旺，其中部分村庄会随着城市扩展直接融入城市，有一批村庄可能成为连接城乡的“驿站”，还有一些村庄则因为自身具有的独特性加上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的努力而活化，这些村庄或者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或者能够提供地方性、独特性、安全性的产品；或者有好的带头人；或者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子，等等。
【正文】2010年代前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
随着80后及90后成为劳动力迁移主力军，他们沿袭着上一代农民的离土、出村，但是，大多数人却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即便回村的农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发生重大变化。
“农二代”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变化，正在引发乡村的一场历史转型，农民与土地的粘度发生变化，乡村的人地关系、农地权利、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演化、城乡关系等方方面面呈现新的特征，标志着一个与“乡土中国”不同的“城乡中国”的到来，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表征。
一、代际革命在城乡人口迁移中，80后、90后已经成为主力军。
他们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行为特征呈现显著的代际分别，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成为引领中国城乡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他们保留着农民身份，但已不再务农。
农二代差不多进入劳动年龄就开始离开家乡，他们的初次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为21.7岁，与农业和土地的关系疏离，每年平均在外时间达9个月，不像他们的上一辈那样农忙时回家打理农事，他们之中87.3%的人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平均每年花费在农业活动的时间仅0.7个月。
他们在城市的就业正在将擅长的建筑业抛弃，仅有10%左右还从事这一行当，而是主要从事更为正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两者各超过40%，从事机关、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也在增加，还有部分开始选择自营劳动或作为雇主生产经营。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阅读答案及解析
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
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
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
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
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
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 ,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
“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05第五单元精练-高一语文统编版必修上册单元配套精练
第五单元精练补充阅读: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
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
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
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
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
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
“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一、本文概述《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这篇文章旨在探讨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变，即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的城乡社会的过渡。
文章将这一过程分为上半程和下半程，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变革。
上半程主要关注的是乡土社会的特征、形成原因以及面临的挑战；而下半程则侧重于城乡社会的形成、发展和影响。
通过深入分析这两个阶段的特点和变化，文章旨在揭示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和未来趋势。
在概述部分，文章将简要介绍乡土社会和城乡社会的基本概念和特征，以及它们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过程。
还将概述文章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包括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和影响的分析。
通过这一概述，读者可以对文章的主题和目的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后续的深入探讨打下基础。
二、乡土中国的上半程乡土中国，这个古老而深厚的概念，源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在中国的上半程，即传统社会阶段，乡土是社会的根基，是人们的生活舞台。
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乡土情怀为精神寄托的社会形态。
在这个阶段，乡土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地理空间，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象征。
乡土文化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
家族是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既是生产单位，也是生活单位，负责生产和生活的各种事务。
家族中的长辈具有极高的权威，他们负责家族的管理和决策，而年轻人则需要服从和尊重长辈的决定。
在乡土中国的上半程，人们对乡土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们热爱自己的土地，珍视乡土的生活方式，对乡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种乡土情怀，使得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总是能够团结一心，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和压迫。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乡土中国的上半程也逐渐面临着挑战和危机。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得乡土社会的结构和文化面临巨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乡土文化面临着被边缘化和消解的风险。
民乐一中2022-2023学年下学期高一开年摸底联考语文试题【学生版定稿】
民乐一中2022-2023学年下学期高一开年摸底联考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17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
但是,他没有给出一个关于乡土中国基本特征的架构。
在我们看来，乡土中国的特征可以从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村庄的关系梳理出，因为人的行为与制度规则嵌于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村庄的关系之中。
乡土中国的根基是农本立国。
农业始终在传统经济中占绝对比重。
据麦迪森估算，到1890年时,农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8％以上,农业部门使用了全部劳动力的4/5。
80%左右的耕地用来种植粮食,粮食生产一项占到经济总产值60%。
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的约束增强,传统农业通过经验技术的累积性改进和制度演化，实现了“长期的自我维持”，伴随公元8～13世纪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粗放式旱地农业转变为精耕细作水稻农业，支撑传统农业高产的主要因素得以奠定。
传统中国的农业不仅支撑了15世纪以后400年间的人口增长，也使得人均生活水平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都维持在稳定的水平，并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费孝通，1998）。
悠久的农业文明滋养和催生了如此庞大的人口,也使以农为本的帝国秩序得以维系并强化。
中国明清6个世纪间，尽管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其间粮食产量的增长有一半归于土地单产的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却不断下降，陷入所谓的“高水平均街陷阱”——由于无法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的前现代增长实质上成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2000）。
来自土的束缚还造成一种无法从土中挣脱的结构。
就城乡关系而言，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城市最主要的职能是行政与军事,所要管理和预防的恰怡是广大农村社会及有可能从中孕育出来的农民抗争。
城市拥有的商业功能主要是基于农村一层层向上集聚而成的中心市场。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戏曲向何处去
文化遗产2021年第1期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戏曲向何处去章军杰［摘要］中国社会形态由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改变了中国戏曲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生态和泛文化生态。
中国戏曲作为一个整体也面临由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根本性转变，呈现文化性质由传统到现代、活动重心由乡村向城乡、文娱地位由中心向边缘、供需对接由集体到个体的四种显著变化。
中国戏曲的包容性发展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把握：强调由地域认同转向文化认同的社会融合，倡导系统化与持续性的多元参与，并指向均等化与市场化协同的共享发展。
这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发展方式，为新时代中国戏曲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乡土中国城乡中国中国戏曲包容性发展城乡关系〔中图分类号〕12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890（2021）01-118-08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一种客观化阐述①，是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分析思路，也是在与世界交互中探寻中国本土性重构的一种重要论说。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快速攀升至2019年的60.6%，城镇常住人口由1.72亿快速增至&48亿②，在统计意义上实现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③的重大转变。
但是，从城乡分治到城乡统筹再到城乡一体、城乡融合，中国城乡关系的认识规律与社会实践的历史演进，一再印证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在这个宏大叙事中，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的交锋乃至冲突或许只是长时段中的小插曲，但究竟以什么文化及其价值为准则或目标来确立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的变革方向④，构成了转型期城乡中国本土性重构的一个命题。
中国戏曲是乡土中国最具普及度和影响力的文化事象，对稳定和传达“我之为我”以及“何为我们”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归属有着特殊意义。
中国戏曲史上发生过多次“消亡”与“复兴”的大规模论争与实践，几乎所有剧种都经历了从诞生、发展、繁荣到式微再几经反复的过程，不同时期不同剧种的兴衰变化已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规律。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戏曲向何处去
From Rural China to Urban-Rural China: Where the
Chinese Opera Can Go
作者： 章军杰
作者机构：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出版物刊名： 文化遗产
页码： 118-125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1期
主题词： 乡土中国;城乡中国;中国戏曲;包容性发展;城乡关系
摘要：中国社会形态由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改变了中国戏曲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生态和泛文化生态.中国戏曲作为一个整体也面临由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根本性转变,呈现文化性质由传统到现代、活动重心由乡村向城乡、文娱地位由中心向边缘、供需对接由集体到个体的四种显著变化.中国戏曲的包容性发展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把握:强调由地域认同转向文化认同的社会融合,倡导系统化与持续性的多元参与,并指向均等化与市场化协同的共享发展.这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发展方式,为新时代中国戏曲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中国的转变城乡中国(上)的历史观察
中国的转变城乡中国（上）的历史观察中国的转变：城乡中国（上）的历史观察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国家，经历了许多变革和转变。
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城乡之间的关系和发展。
本文将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进行观察和分析。
一、封建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中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当时的中国社会采取的是农耕经济，农民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人口，而统治阶级则主要集中在城市中。
这种城乡之间的分离导致了严重的阶级对立和不平等现象。
农民们努力耕种土地，供养统治者和城市居民，而自身却被长期剥削和压迫。
城市居民则享受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政治地位。
城乡关系的不平等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随着近代中国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的成功打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
新中国的建立为城乡关系的平等发展奠定了基础。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农村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农民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然而，在这个时期，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存在。
城市仍然是经济和科技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资源和人才。
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如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的不足等。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城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村改革引入了市场机制，鼓励农民发展农业产业和农村企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同时，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
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农民们有更多机会将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城市。
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也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和发展。
然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些农村地区的发展仍然滞后，面临着教育、医疗等问题。
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城市拥堵、环境污染等。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作者：刘守英关于中国乡村未来发展道路的争论，现在越来越陷入跟农民关系不大的左右之争中，而且开出的药方也易偏向保守和激进两个极端。
可以理解的是，中国农村正面临几千年来未曾经历过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冲击，对这一冲击的影响和带来的路径，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看清。
但可以肯定，如果无视乡村和农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这场规律性变迁，仍然以既定思维和认知，以不变应万变，则一定会产生问题。
目前，对乡村问题的认识，往往隐含着两个概念化倾向和既定思维：一是对乡村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乡土中国”，即：以土地为生、以村为居、差序格局，以及人们一直熟悉的社会和礼治秩序；二是在农村政策上尽管做出了很大调整，但还是基于“以农为本”，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业是农民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的粮食供应靠自给和小农提供。
当下面临的挑战是，经过30多年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中国已经由“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
比如，2015年中国基于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6.1％，基于户籍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是39.9％。
通俗地讲，中国现在已经“一半是农村，一半是城市”。
这一转型是每一个关注社会进步的人都梦寐以求的。
但是，这一变化对乡村社会和农业所带来的冲击也令人们始料不及，这体现在多种主观倾向上。
一种倾向是，无视这场变迁带来的生产关系（制度）和生产力（技术）的不适应，视现有制度为最优，动不得，一动就要“犯颠覆性错误”。
进而在理论上出现一些奇谈怪论。
在农村发展思路上采取“堵”的办法，在我看来是贻误发展时机，加剧城乡结构扭曲。
另外一种倾向是，对村庄特性缺乏基本认识，进而促使村外要素向村庄内渗透，主要表现为几个特点：一是政府主导的新农村运动，二是少数精英主导的乡村改造。
第三种倾向是，资本很乐观地进入村庄和农业，它们觉得其他行业现在不好做，而农业比较简单，但是其中一些资本最后落得痛苦结局，另一些则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论“乡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特性及成因
论“乡土中国”诸多特性在当代中国的留存与变迁高二（12）李明博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费孝通教授的《乡土中国》告诉我们，“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的根基和本源。
并且在此之中，逐渐地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社会特点、社会格局和社会秩序。
时至今日，这个古老的国度又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根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我国城乡人口比例终于达到了58.5%，这意味着迄今为止，已经有远远超过半数的中国人近乎永久地离开了乡土社会。
这既是我国城市化进程迅速的一个直观表现，也昭示着我国的社会主体，已经从“乡土社会”为主转变成了“城镇社会”为主。
从现代化的号角吹响的那一刻起，维持了千年的稳定、缓慢的乡土社会的格局就开始了加速瓦解。
现如今，曾经在乡土社会举足轻重的“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和“父子主轴”以及等等事物，又将何去何从呢？此论文主要基于费孝通教授的相关研究写就，用《乡土中国》所提供的视角来审视当下社会，探究“乡土中国”在当代中国的留存与变迁。
出于种种原因，此间难免有诸多错讹之处，望各位读者不吝指教。
“差序格局”与公德心在《差序格局》一文中，费孝通教授犀利地指出了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一张“网”，每一个独立的个人都处于这张网的中心，这张社会关系网由“人伦”作为纽带而构建，还会因中心处的人的势力大小而伸缩。
在这种由“己”而推出来的观念里，“群”的极限仅仅是模糊的“天下”——并没有现代国家的观念。
由此看来，就无法奢求生活在苏州城里的他们“遵守公德”了，不要往河道里丢弃秽物了。
因为根据其社会关系网的伸缩性来讲的话，为了一家一户一时间的便利的“公”就已经是最大的“公”了。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关系仅限于自己所“推”出去的那一个小圈儿；至于那些与我无关的人过得怎么样，又有什么重要的呢？所以到了21世纪，到了这个人与人密切交往的时代，这种模糊个人与集体间权利和义务的格局的弊端也开始日益显露，它最大的表现，就体现在我们一直强调的公德心教育之中。
第五单元 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练习(二)-高中语文统编版(2019)必修上册(教师版)
《乡土中国》练习题（二）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乡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反映对象的乡村开始逐步萎缩。
相应地，乡土文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文学源于生活，当现实生活层面的“乡土中国”日益转变为“城市中国”，乡土文学的末日是不是会随之而来？对此许多人是深表忧虑的，甚至直接给出了“乡土文学消失成必然”的断语。
但我以为不必过虑，城市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乡土文学的消亡。
首先，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空间趋于萎缩的问题应理性看待。
乡土中国的转型并不能随着乡变镇、县改市就一劳永逸地解决。
住进楼房、“被市民化”后的农民，离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市民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会保留甚至影响到数代以后。
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乡土空间的萎缩程度，可能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悲观。
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创作者一方得到佐证。
许多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自称是“农民”，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即便在进城多年，做了北大教授后也是如此。
莫言也说自己的创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这类说法往往容易受到一些质疑，因为进城多年的他们早已远离农民生活，不再熟悉现实中的农民和乡村。
“作为农民的写作”是个伪命题，这种质疑或许会有一定道理。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乡土的“新城市人”要想完全摆脱乡土的灌注，彻底告别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却也的确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又不完全是矫情或虚饰。
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心态和思维方式更将长期存在。
其次，即便现实的乡土空间越来越狭小，城市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逆，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一定会走向衰落。
事实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乡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对城市人来说充满陌生化的经验。
新兴的城市正在变得千城一面，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审美疲劳。
四川省宜宾市2022-2023学年高一下学期期末语文试题含解析 (2)
宜宾市2023年春期高一期末考试语文试题（答案在最后）本试卷共8页，23小题，满分150分。
考试用时150分钟。
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
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试卷自己保管好。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
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
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
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
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
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
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
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名师讲题】“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训练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小题。
材料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从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业缘化的生人社会，从低流动、被动流动的乡土中国转变成高流动、全方位、多元化、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
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较2010年增加了1.16亿人，增长了85.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较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增长了45.37%。
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
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
外出的农民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削弱，村庄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衰退。
接受城市文明的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逐渐向城市人口靠近，且随着流动人口的代际传递，传统的农耕文明、“乡愁本色”逐渐褪去，而留守农村的人口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乡土交往习俗。
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
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
与此同时，在社区居民的逐渐陌生人化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行为方式等也存在差别，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几千年来，农民被土地束缚，世代定居于乡村，形成了天然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的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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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周其仁:
本系列评论开篇的时候，是2012年2月。
当时不知写多少篇收场，也全然没有一个写作计划。
不过觉得这个题材有意思，诺大一个中国，非城即乡，以人口分布看，城乡各一半，城重乡轻的趋势，却日趋明显。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与经济资源在流动中的集聚，欲罢而不能。
多少精彩刺激的现象发生其间，激起思考无限。
于是再也不顾深浅，写一篇是一篇，也算对得起赶上了的这个时代。
回想刚到杜老门下研究农村发展不久，恰逢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于1984年重版。
那是费老1947年的作品，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教义，后应《世纪评论》之约，分14期连载后，积集出版。
记得我们人手一册，读得津津有味。
题外话是费老阐释为什么当年要一期一期以短篇发表，答案是40年代末严重的通货膨胀！——“短篇写一篇得一笔稿费可买米”，若等出书，作者怕早就饿倒了——社会学家的经济实感如此之好，顺便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国富论》、《资本论》那样的鸿篇巨著，是金本位时代的产物。
《乡土中国》刚刚面世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当不足10％。
到了1980年代，我们读到它的重版本时，城镇化率不过20％。
那时耳熟能详的中国国情，翻来覆去就是“10亿人口、8亿农民”。
不过，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化指数却已经相当可观，
由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颇有特征意义的组合——“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
这也激发了我们的最初思考。
问题在于城乡隔离。
那是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把城乡之间的各个大门都关得个严严实实。
举凡粮食、农副产品、农村劳力，进城的路线皆不自由通畅。
“市场”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计划”则成为社会主义的唯一表征。
结果就是严重束缚普通人的经济自由。
最为要害的，是不准人们对较高的收入机会作出自发的反应。
随着普遍的权利受限，“身份”就越来越有意义。
在资源发生争用的场合，或者收入机会显现的当口，“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答案可就有了决定性。
改革拱开了城乡之间的重重大门。
不过，先发力的地点不是城市，而是农村。
解决长期温饱难题的“包产到户革命”，率先从落后地区的乡村向外蔓延。
事后理解，“逼出来的改革”也难以还有别的范式。
接踵而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企横空出世、农副产品与粮食购销市场化、农民工进城，变革顺序差不多都是农村先行、城镇跟进。
改革与革命相似，都是“农村包围城市”起家，刨根究底，怕还是“乡土中国”的底气与力量。
到了土地市场化，演进的逻辑有变化。
出发点毫不特别，那就是铸入法律的“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出让与转让”。
城市要用农村的土地，靠政府征用；城内各方要用土地，由行政划拨。
这套硬梆梆的体制，最早被对外开放触
动——外资要进来，谁给他们划拨国有土地？土地的市场化改革应运而生。
不过这一回，发源地是城市：土地拍卖第一锤落在深圳，首批获国务院授权试点的，还包括上海、天津、广州，一律都是大都市。
新一波“土改”源于城市，祸起地价。
城市土地不同凡响，不是因为能打粮食，也不是因为能长瓜果蔬菜。
城市土地之价值在“位置”——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口、设施、减租、项目和经济活动的集聚。
这是一个崭新的现象，与世世代代农业文明看重的土壤肥力无关。
新变化甚至波及观念、文化与习俗。
譬如1980年代以降，成千上万负笈留洋的中国学子，再没听说过有费老那一辈的故事——老人用红纸包一捧家乡的泥土给去国他乡的孩子压箱底，叮嘱要是“水土不服”，可以拿一点冲水喝下——时代不同了，乡土之“土”对中国，不如过去那么重要，泥土的神秘性随风而逝。
始料不及，先合法入市者，仅限城市国有土地而已。
应该不是什么人顶层设计的结果，因为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根本就没这个意思。
比较靠谱的解读，开始是城市土地才卖得起价钱，等到初尝甜头，城市政府就不情愿让农村也来分享一杯羹。
“一手征地、一手卖地”的半拉子改革工程，就是这么修成的。
当然，观念、“理论”、说教也帮过忙，诸如“土地涨价要归公”之说，让明明走歪了的“土地市场化”，看起来还是一副美不胜收的模样。
一时间，就算老乡人数再
多，天下围城，我自巍然不动，看谁奈何得了“唯国有土地才有权入市”。
正以为城乡土地市场搞不起来，新变革却悄然而至。
还是地价惹的祸，看起来“相对价格变动引发制度变迁”，还真是天理不可违。
本书基于经验观察，发现拱开城乡土地市场之门，依托的是两条线路并举。
一条线路是城市政府想多拿地，能拿尽拿之余，一旦遇到也被高地价惊醒了的农民及其集体，就转向“以城市地租换农民土地”。
另一条线路是郊区农民和集体自下而上，“州官入市我亦入市”，搞起形形色色的法外土地交易。
两线并轨处，就是那“城乡统一土地市场”，柳暗花明又一村！
真的没有任何神奇的地方。
既然城市能从惯于依赖征用农民之贡赋——粮、米、菜、肉以及一切农副产品——转向依托自由而开放的市场，那么再有十年时光，为什么就不能转到一个城乡通开的土地市场？试看21世纪天下的城市，无“城”无所谓，无“市”就寸步难行。
中国城市倘若无“市”，断然担当不起引领国民经济增长的重任。
时光荏苒，我们有幸亲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变。
城乡中国“城”字当头，可不再是“征”字挂帅。
当代竞争力旺盛的城市，无一例外，一概是“市场”打头，以市场机制引导资源的流动与集聚。
由此，普遍的财产权利、特别是转让权正得到重新界定。
城乡中国尤其需要法治，以在转型
时期尽制度化的最大努力，把大多数人的活动纳入合法框架。
好戏连台，新型城市化的曙光在前，谨与读者共勉。
来源：经济观察网。